第四章 劍指台灣

  慶長十九年（1614年）十一月，德川家康號令天下諸侯，興兵十五萬圍攻豐臣家的大本營大阪城，雙方先是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攻防拉鋸，然後進入了和談階段，不過短暫的和平只維持了不到半年，慶長二十年（1615年）夏，德川家大軍由江戶出發，浩浩蕩蕩開赴大阪，經過半個月的強攻，終於攻破了那座天下第一的大阪城，豐臣秀賴和生母淀夫人以及鐵桿家臣數人躲在一個堆滿了火藥的小倉庫里，點火自爆而死。豐臣家就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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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講，歷經百年戰亂的日本，這時候才真正又重新迎來了和平，所以當年德川家康就奏請天皇，改年號元和，史稱元和偃武。

  此時，距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不過二十多年。

  豐臣家滅亡了，這個由一個農民所一手建立起來的王朝，就這麼滅亡了，仔細算來，也就歷經兩代而已，若是算上秀次，那也就三代。

  為什麼？

  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人中豪傑的豐臣秀吉所建立起來的基業，為何在他死後不過17年，就灰飛煙滅了？

  一般認為，是因為豐臣秀吉所建立起來的豐臣家政權本身就不是一個完全的統一體，除此之外，他因為是一介農民，所以沒有像其他的統治者那樣擁有眾多的譜代家臣，即代代都侍奉自己家的老家臣，以至於造成了根基不穩。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秀賴繼位的時候過於年幼，這才讓德川家康有了可乘之機，被奪了家業。

  這些東西，乍一看說得很在理，但仔細琢磨的話，就會覺得根本就是在忽悠人。

  日本這個國家，自打有各式各樣的大名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為止，都不曾「完全」地被統一過，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戶幕府在行政劃分上也不是鐵板一塊，話說到現在我們大家有目共睹，德川幕府之下，有伊達政宗，有島津家久，還有其他的大名，你能說這是「完全」統一嗎？這仍然是各種意義上的分裂與自治，只不過各大名得在中央政權之下自治罷了。

  還有家臣，自戰國那一亂，全日本的風氣都變了，別說是老家臣了，就是親兄弟也能拿刀砍你，這家臣老不老，說真的跟你的政權沒甚太大幹系，更何況事實證明秀吉的那幾個家臣確實都很給力，文有石田三成片桐且元，武有福島正則加藤清正，雖說是彼此不和了些，但他們的為人還是相當靠譜的，如果沒有家康的從中鬧騰，豐臣家的武功派和文治派最多也就是互相看著不爽再吵架打架而已，就跟現在日本開議會一個模樣，斷不會幹出太大的出格之事。

  至於秀賴年幼，這個也不能算是個說法，要知道在江戶時代，十來歲當將軍的娃娃有好幾個，可也沒見哪個就鬧成了秀賴那副德行。

  說一千道一萬，這豐臣家的滅亡，雖說從表面上看有著各種各樣的理由和因素，但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你就會發現，這眾多原因中最最大、最最根本的那個，其實是出在豐臣秀吉的身上。

  這傢伙其實從最開始的時候就走錯路了，他做了一件誤以為是對的但實際上是大錯特錯的事情，那就是侵略朝鮮。

  這場總動員30萬，實際參戰15萬的大戰，讓豐臣秀吉把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其中，從而使得很多本該做的事情都沒法做或是來不及做了，比方說想點手段出來約束手底下的那些個大名，或者是想辦法均衡一下武功派和文治派之間的矛盾等等。

  沒法做，是因為大家都在朝鮮拼命你怎麼做？來不及做，是因為戰爭還沒結束秀吉就掛了。

  憑良心講，這場侵略朝鮮的戰爭，確實給日本帶來了很多：掠奪了大量的財富，緩解了國內的好些矛盾以及引進了相當多的技術。

  可是，這些好處都是帶給日本的，而不是帶給豐臣政權的。

  一個政權可以代表國家，但它永遠不會等於國家，只是這千百年來有太多的執政者總是誤以為朕即國家，朕即國法，以至於最終落了個灰飛煙滅的下場。

  7年的侵略戰爭讓豐臣家得到的，只有一群搶肥了自己並且互相之間虎視眈眈的大名。

  同時還有躲在角落裡等待著時機的德川家康。

  可以很負責任地說上這麼一句話：一個國家，在國力全盛的時候想要出兵侵略人家搞輸出政策，對此我沒有任何好評論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打算通過單純的「攘外」方式來企圖一勞永逸地緩解內部矛盾，那我只能給他六個字——玩火者，必自焚。

  比較可惜的是，日本人貌似並沒有吸取這般的教訓。當然，這是後話了。

  話說就在豐臣家滅亡後的第二個月，一個可怕的傳言便開始在日本各地流行了起來。

  那就是豐臣秀賴並沒有死，而是逃了。

  至於去處，大家則眾口一詞地認定，是去了海外。

  理由是德川家康興全日本之兵征討豐臣家，列島諸侯莫敢不從，那秀賴即便是僥倖逃脫，卻也沒可能再在日本混下去了，唯一行得通的，只能是漂洋過海。

  儘管此事一看就知道是百分百的謠言——當日城外圍得跟鐵桶一般，不要說是跑國外了，翻牆外都沒可能，更何況在秀賴最後自爆時也有數名目擊者在場，因此生還之說根本就站不住腳。

  但德川家康卻非常詭異地信了這邪，他堅定不移地認為那豐臣秀賴搞不好真的活下來了，為了斬草除根，7月時老爺子下令手下組織船隊，準備出海找人。

  說老實話這招其實並不新鮮，早兩百年前的大明永樂帝朱棣就用過，以找侄子建文皇帝為名，派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其真實用意是想用大炮巨艦和真金白銀揚大明之國威於四海。

  而生性節儉堪稱吝嗇的德川家康自然是沒有那當散財童子的癮，他派人出海的主要目的跟朱棣正好相反，是為了賺錢。

  家康的計劃是學西洋列強找殖民地，在海外也給日本弄個據點，然後以此展開貿易——主要是和中國的貿易。

  由於自萬曆援朝那一次開打之後，大明朝野普遍很不待見日本，甚至可以說是討厭，雙方連往來都基本中斷了，更別說做生意了，因此德川家康一直希望找一個從前跟日本沒啥關係的地方，以他們的名義和大明搞貿易，反正天朝上國歷來不怎麼搞得清外面的世界，這樣糊弄一番興許事兒就能成了。

  本來找的是琉球，結果人家多年來就是大明國鐵桿小弟，雖說大哥不仗義沒來救終究是落了個山河淪喪，可明朝對那地方多少還算知根知底，所以即便是攻下了琉球，可借那方寶地與大明做生意的事兒卻是徹底地黃了。

  而這一回，德川家康則把目光投向了高砂國。

  高砂國就是中國的台灣。

  當時的台灣島和中華大陸之間的關係比較微妙，儘管島上各種小國林立，卻也並非和大陸脫離關係，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來往都極為頻繁，而且自元朝起，天朝就有設立澎湖巡檢司，用以管轄那一圈地方。

  這也就難怪家康會選此地下手了。

  事實上不光是他，早在文祿二年（1593年），豐臣秀吉就派人去過台灣，要求那裡的各小國國王給自己納貢，結果非常悲摧地被華麗麗地無視了。

  然後在慶長十四年（1609年），德川家康亦派出使者有馬晴信，坐船過海來到台灣，要求土人給幕府納貢，但仍然是不得要領，被人家給淡定拒絕了。

  不過老頭並不死心，滅了豐臣之後眼瞅著海內四平了，於是又打上了台灣的主意，還美其名曰出海找秀賴。

  鑑於前幾次的失敗經驗，這回家康決定來一手恩威並濟。

  元和二年（1616年），在幕府的授意下，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一支由十三艘船三千餘人組成的艦隊出發，朝著台灣駛去。

  村山等安，生年不詳，家鄉不明，唯一知道的，是此人本系商賈，精通理財能言善辯，並且還會外語（葡萄牙語），同時信仰天主教。

  早在豐臣時代，他就因為名聲在外且經營有方，被秀吉親自任命為長崎代官。

  所謂長崎代官，就是代替中央政權在長崎這個國際大港口處理各種涉外聯絡、貿易以及交往等事務的官員。

  因為工作出色，所以在豐臣家滅亡後，村山等安又在幕府之命下，繼續擔任著長崎代官一職。

  德川家康之所以要派這麼一個人去台灣，原因有二，第一，他有錢，會做生意；第二，他手下有足夠的人，能打仗。

  第一條並不難理解，家康的本意就是想在台灣建立貿易據點，一個打算盤的生意人顯然要比整天腰間挎大刀的更勝任此職。

  而第二條其實本來也沒啥好琢磨的，純粹是我覺得有必要多一句嘴罷了。

  江戶時代，日本學中國把老百姓的階級地位高低分為士農工商四等，武士最高，農民次之，手藝人再次之，商人最低。在那個時代的日本，商人在理論上連絲綢衣服都是不能穿的，更別提招兵買馬了。

  村山等安帶去的那一個艦隊的三千多人，大多數都是奴隸——事實上這傢伙雖然表面上從事著各種光明正大的乾淨買賣，但私底下卻是九州北部家業最大的人口販子。德川家康正是因為知道這點，才選了這麼一號人。

  再說村山等安的艦隊於當年3月從長崎出發，本以為星辰大海前途一片光明，卻不料剛開到琉球海域就遇見了大風暴，十三艘船頓時被吹得四飄五散，其中七艘船當場喪失了航行能力，被迫開進琉球整修，而村山的旗艦和另外兩艘船則一起被吹到了越南，好在那會兒已經不是唐朝，不會再發生阿倍仲麻呂他們遇見的那種土人拿著長矛出來殺人越貨的事情，不過也足夠折騰了一陣，直到第二年的7月才重新回到了長崎。

  最後全須全尾地抵達台灣海域的，只有三艘船。

  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功告成，而是標誌著另一段噩夢的開始。

  且說這三艘歷經風暴僥倖存活的可憐船在村上等安麾下首席家僕明石道友的命令下，停靠在了台灣島西北部的岸邊。其中一艘船上的人全部上陸找吃的喝的順便問問路，餘下兩船人馬則就船歇息，以備不測。

  然後過了兩三個小時，正當船上大夥翹首期盼著今天晚飯能吃到點什麼野兔子野鹿之類的時候，突然從遠處飛奔出兩三個黑影，一邊跑一邊還在喊：「快逃！」

  定睛一看，原來是上岸探路的船員。

  眾人不知發生了什麼，把那兩三個人接應上船便問他們說你們怎麼就自己回來了？其他人呢？吃的呢？

  「其他人……都死了！」

  在那幾個倖存者的回憶訴說下，大家才知曉了剛才發生在自己身邊不遠處的可怕一幕。

  話說那艘船上的人在登陸之後，徑直走進了原始叢林，想打點野味充作晚餐。

  結果前腳剛剛踏入林子還沒等走了幾步，突然就聽到一聲怪喊，接著齊刷刷地就冒出了好幾百個打扮怪異的土人，這些擁有強烈領地意識的台灣原住民對於不速之客的到訪顯然是心懷憤慨的，認為他們冒犯了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獵場，是死罪。

  因為村山等安的手下幾乎都是奴隸，沒什麼太強的戰鬥力，外加冷不防地被打了個埋伏，因此瞬間就傷亡慘重，活下來的人雖然立即慌不擇路地開始逃命，但畢竟人生地不熟而且在山林里也確實跑不過土人，所以基本上都被殺乾淨了，最後活著回到船上的，不過寥寥數人。

  聽到如此慘訊的明石道友也不含糊，當即下令起錨開船，趕緊離開這是非之地。

  不過他們並沒有返航日本，而是一路往西北走，當年五月，來到了東涌（今福建省連江縣東引鄉）。

  此時的明石道友再度陷入悲摧，儘管汪洋大海之上不會憑空殺出土人，但此刻兩艘船上的生活物資基本已經消耗殆盡，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再不想點什麼辦法，那麼這些人馬上就要去和那些死於土人刀下的戰友做伴去了。

  辦法有，那就是搶。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明石小分隊幾乎是遇船就搶，見人就殺，一時間福建海域來往船隻人人自危，生怕碰到這群搶吃搶喝的殺人狂魔。

  不光海上，陸地上也是人心惶惶，閩地各路軍民一聽說倭寇又來了，連忙紛紛躲入省會避難，各城城門也整日大關，一副閉門謝客的模樣。

  明石小分隊的行徑很快就引起了福建官方的高度關注。當時的福建巡撫叫黃承玄，其實這人早在一年前的元和元年（1615年）就從琉球尚寧王的密報中得知了日本人可能要對台灣下手進而殃及天朝，於是便早早地做好了比較充足的準備。

  他準備的不是槍炮兵械，而是一個人，此人名叫沈有容，時任福建水師提督。

  沈有容，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出生，22歲考中武舉，隨後出任昌平千總。明萬曆十二年（1584年），蒙古朵顏長昂以三千騎兵入侵劉家口，當時沈有容正任薊鎮東路南兵後營千總，聽聞敵情後帶著二十九人就出發了，並於當晚直奔蒙古人大營，搞了一場夜襲。

  29VS3000，勝者：大明。

  一場夜戰之後，蒙古人悉數退去，沈有容身中兩箭，斬獲首級六顆，從此威名大振。

  朝鮮七年戰爭爆發後，沈有容隨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出征，任補本部院中軍，其實就是宋大人的副官，不過兩人關係似乎並不咋樣，因此開戰之後沒多久，沈千總就稱病辭職，回國休養了。

  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秋，沈有容被時任福建巡撫金學曾啟用，先守海壇（今福建省平潭），後調至泉州，主要任務是嚴防海盜進犯。

  應該講，直到這個時候，沈有容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歸宿，同時，他也和台灣這塊地方結下了不解之緣。

  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福建方面得報，有一股流竄於閩粵江浙一帶的海盜將自己的大本營設在了台灣，為了斬草除根，於是便派沈有容率二十四艘船船組成艦隊，渡海征討。

  命令下來的時候已經是當年臘月了，從常識上來講並非是出海的好時節，但也正因為此，讓沈有容認為能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效果，故而毅然決然地領兵出海了。

  果不其然，大軍剛出發沒幾天就碰到了風暴，艦隊被狂風吹得四處飄散，最終二十四艘船里只有十四艘平安抵達台灣，儘管有部將認為尚未開打就已經折損小半兵力實乃不祥之兆，但總大將沈有容仍是不為所動，於到達次日下達了攻擊令，一仗過後，明軍大獲全勝，攏共七艘海盜船，被明軍砸了六艘，同時斬首十五，奪回被擄走的男女三百餘，從此之後十餘年裡，那股賊寇再也沒敢來過大陸。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有容完成剿匪任務於當地休整時，有一個台灣原住民酋長叫大彌勒的，扶老攜幼簞食漿壺地從深山老林里走出來，拜謝王師為民除害還當地以和平，並邀請沈提督來自己的山寨里做客。

  沈有容欣然前往，在拜訪過程中，有一位叫陳第的隨行學者將一路上的見聞都給記載了下來，日後整理成書，也就是現存最早的台灣史料——《東蕃記》。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一夥荷蘭人占據了澎湖列島，為首的叫韋麻郎，隸屬於東印度公司。他們在島上蓋房子造商館，並照會福建方面，要求與大明通商。

  按慣例，應該是把這些人趕出去的，可關鍵在於他韋麻郎也不是空手而來，除了各種通商貿易用的貨物外，還帶了巨艦三艘，每艘船長二十餘丈，高數丈，雙層厚底，並配銅打巨炮，用數十斤一顆的鐵炮彈，一般艦船隻要靠近，就會立刻被打成碎木板，可謂是戰鬥力逆天，若用武力的話，說難聽點，整個福建水師一擁而上都只是白給。

  但要是就此望而卻步不聞不問似乎也不行，因為這樣一來澎湖列島乃至整個台海地區就有變成荷蘭人囊中物的危險，思前想後，時任福建巡撫徐學聚便決定把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保家衛國任務交給正在福建都指揮使司當差的沈有容。

  沈有容認為，荷蘭人想在澎湖列島做貿易是假，借澎湖進而染指大陸是真，故而必須驅逐之，只不過那三艘巨艦確實不同凡響，就算是自己出馬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所以，還是談一談吧。

  當年十月，沈有容獨自登上小舟一艘，徑直前往澎湖荷蘭人處，然後見到了韋麻郎。

  雖說韋麻郎帶了三艘很牛逼的軍艦，但其實這人真的只是一介商賈，自入駐澎湖之後，他除了照會各路衙門要求通商之外，手裡也沒閒著，各種奇珍異寶真金白銀一直都在那裡送著，因此也得到了不少福建地方官員乃至駐閔宦官的承諾，說我們知道你的好意了，只要稍加時日，便能讓你在澎湖設立商館，互通有無。

  所以在和沈有容互相寒暄之後，韋麻郎理所當然地就把對方當成了一直以來打慣了交道的那種官吏，於是一面從口袋裡摸出了銀票，一面表示沈大人，請您多關照吧。

  沈有容把銀票推了回去，然後告訴對方，通商與否這是由中央朝廷決定的，絕非福建一省能夠左右，你就算把全部家當都拿來打點，只要皇帝不點頭，那也是白搭。

  要說韋麻郎本質上還是個老實人，一聽這話當下就急了：「至今為止，我見過的所有福建官員都跟我說可以一起做生意，為何唯獨沈將軍你卻說做不成？」

  沈有容長嘆一聲，用很無力的眼神看著韋麻郎，說孩子啊，事到如今你還不明白嗎？他們若說不成，那還如何收你的打點錢財？

  韋麻郎捶胸頓足，高呼死太監騙我。

  於是這下輪到沈有容不淡定了：死太監？你給了哪個公公錢了？

  「福建市舶司太監高宷，收了我三萬金。」

  高宷是當時萬曆帝跟前的紅人，被派到福建管市舶司，生性貪婪性格囂張，欺男霸女無惡不作。

  就在沈有容抵澎之前不久，高公公就已經派了周之范會見韋麻郎，從他那裡拿走了三萬金，說是上京通路子。

  拿走了的錢如同潑出去的水，縱是韋麻郎對天長嘯，也是無濟於事。

  沈有容想了想：「我替你拿回來吧。」

  好在當時那個周之范拿了錢後還沒走遠，沈有容叫韋麻郎派人追上了他，硬是把錢給要了回來，並且表示等到朝廷允許荷蘭在澎湖設貿易點與大明通商的批文到手，再加倍贈予財物。

  這件事讓韋麻郎十分感激，而沈都司也趁火打鐵地規勸他們趕緊回國，他知道荷蘭人不肯離去澎湖的最大仰仗是那三艘巨艦，故而也非常坦白地告訴對方，我大明地大物博，要啥有啥，能平山，可填海，縱有百萬大軍，也叫他血染汪洋有去無回，現如今你荷蘭人不過三艘大船，就算勝得了一時，可又能縱橫一世嗎？更何況，即便你能一世無敵，大不了我大明讓那些下海之人不帶一分金銀一兩貨物，讓你做不了生意，斷了你的財路，這時候饒你船再堅炮再利，又能怎的？

  那韋麻郎聽聞之後連連點頭，口稱言之有理，再加上沈都司幫他追回那麼多差點打了水漂的銀子也確實值得感謝，於是便順水推舟道：「沈將軍所言極是，在下這就離開澎湖。」

  臨走前，韋麻郎還特意請畫師為沈有容畫像一張，作為紀念；並贈予洋槍銃彈，以示敬意。

  就這樣，一葉舟，一席話，說得紅毛巨艦如數退卻，一時間沈有容的名聲傳遍了東南沿海，被譽為不遜當年戚繼光俞大猷的狠角色。

  只不過在韋麻郎一事中，因為過早地勸走了荷蘭人，以至於讓很多福建官宦都斷了一條發小財的路子，於是便遭到了大夥的記恨，尤其是高宷，在聽說韋麻郎離開澎湖的消息後，拍桌子跺腳大罵沈有容壞了自己的好事，但後者聽了，仍只是淡然地一笑。

  總而言之，這位沈將軍確實是能文能武，既會開火炮又會打嘴炮，而且挺體貼，屬千百年來罕見之能將，沒有比他更適合防禦東南沿海的戰將了。

  只不過自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起，沈將軍就已經告退回鄉了，雖然福建巡撫黃承玄在收到琉球方面通報時就已經於第一時間親自登門相請，把他重新求出了山，但截至明石道友艦隊前來之時，沈有容尚且還在路上，因此黃巡撫不得不先想他法，把眼前的這撥人給對付過去。

  他找來材官一名，叫董伯起，命他出海前去刺探敵情。

  所謂材官，就是指比士兵地位少許高出一些的下級軍官。

  然而不幸的是，這董伯起走了一天都不到就有噩耗傳來，說人被抓了。

  這場悲劇是這樣發生的：話說這位董材官倒也不是那種大腦長肌肉的有勇無謀之輩，偵察之前，他著實有費了一番心思——找來了一艘小漁船一套打魚工具，裝成漁民的模樣出海，然後偷偷地靠近明石道友的泊船點。

  雖說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但偏偏董材官運氣不好，還沒得虎子，就讓虎子他爹給發現了。當時日本船上就有人稟報明石道友，說來了一艘船，老大你看我們是不是干他一票？

  得報後的明石船長立刻帶人來到甲板上，對小漁船實施了偵察性圍觀。

  此時的董伯起充分展現了一名大明軍人的良好心理素質——雖被虎視眈眈，但絲毫不為所動，仍是一葉扁舟海中游，時不時地還拋個漁網拉兩下，示意對方，自己純粹就是個無辜的漁民。

  可作為村山家頭號家僕的明石道友，那也不是吃乾飯的。

  他很快就發覺眼跟前的這廝行跡詭異，很是可疑，於是便讓手下把他給抓上了船進行審問。

  兩人四目相對了一番，明石道友先開了口，問道你是什麼地幹活？

  董伯起一臉憨笑，回太君，打魚的。

  「幹這行多久了？」

  「自幼便隨家父奔波於海上討生活。」

  「其他人見了我們就走，為何唯獨你不但不走，還敢靠前？而且對答如流，尊駕當真是區區一介漁夫？」

  「……」董伯起一時語塞，但還不肯放棄，仍是裝傻賣萌地表示自己因為家裡窮得緊，急等錢用，必須出海打魚，因此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

  「那麼我再問你。」明石全登微微一笑，「既是自幼的漁民，為何身上沒有魚腥味？」

  一般打魚的，身上會自然而然地散發著一股海魚的味道，就能廚師身上通常會有油煙味一樣，但董伯起當天上午還在衙門當差，臨時弄了一艘小船一張漁網一件破衣服出來偵查，哪會有什麼魚腥味。

  一看身份已經敗露，他也就不再裝活老百姓了，大吼一聲：「倭寇！」

  明石道友一驚。

  「我大明已經準備了戰船五百艘，爾等倭寇，頃刻間就會化為齏粉，還不快快投降，送爺爺上岸？」

  剛剛被冷不防一聲喝嚇得差點被口水給噎住的明石道友這會兒已經緩過勁來了，頓時大怒，拔出隨身腰刀，大喝道你當我傻嗎，還五百艘，你們真要有五百艘船還至於派你化裝成漁民來刺探情報哦？來人，給我拉下去關起來！

  不過，既是已派人前來刺探，那麼說明大明早就盯上了自己，此時此刻多半也有所準備，自己只有孤船兩艘，貿然進犯並不明智，再加上連日來燒殺劫掠亦有不少收穫，因此明石小隊長當即下令小分隊走人，反正董伯起已被扣押，日後要再有交涉至少也算是個籌碼。

  就這樣，明石道友回了日本，但村山艦隊卻並未撤退。

  且說之前因風暴而損壞的那七艘船，這會兒已經在琉球都被人修好了。本來船上的人都準備打道回府返航日本了，但仔細一琢磨這麼做似乎不太合適，儘管當下艦隊長村山等安人並不在，但萬一事後問起來要是知道了自己僅僅只是走了一遭琉球便直接回了家，那就得吃不了兜著走了。

  所以大家四下一合計，決定再走一趟台海。

  當年5月，由這七艘船組成的臨時艦隊攻打了金門，劫掠一番後散開隊形，自澎湖北上，準備進犯閩浙。

  其中一艘在海門殺死明軍14名，擄走官員11名，但在滿載而歸的途中，被已經到任的水師提督沈有容率隊擊沉。

  還有四艘船一直聽聞寧波是個好地方，於是便前去打劫，結果被大明水師乾脆利落地給打了回去。

  最後剩下的兩艘比較有戲劇性，他們去的是台州府，由於之前在海門殺人放火的那批人實在過於高調，當兩艘船抵達台州大陳外海時，迎面而來的是早已嚴陣以待多時的大明艦隊，總共有四十多艘船。

  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容易猜到了——日本人掉頭就逃，中國人在後面一擁而追，雙方你追我趕，一直跑到溫州府沿海，明軍估計是追毛了，直接展開了火攻——射火箭。

  但是放火的時候估計沒看風向，當時刮的正好是很強的迎面風，結果一吹過來明朝艦隊自己反而火海一片，日本人一看這光景也顧不上笑話，趕緊趁亂溜之大吉了。

  就這樣，德川幕府的第一次台灣攻略計劃，便這麼一地雞毛地告終了。

  這邊無功而返，那邊也不太平，就在村山艦隊離開日本後不久，元和二年（1616年）四月十七日，一代偉人德川家康因病醫治無效，於駿府城內（靜岡縣內）與世長辭，享年73歲。

  然後，日本的國政大權，被江戶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給完全繼承於手了。

  這是一個偉大的將軍，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人。

  和老頭子德川家康的武功相比，秀忠一生的主要成績基本都體現在了內政建設方面，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他歸化了整個江戶城周邊地區的城建輪廓——從武士宅邸到平民居住小區，以及修橋鋪路建造上下水等等，秀忠一樣都沒落下，全部親自設計並親自安排施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今天被譽為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東京都，正是在當年德川秀忠設計的藍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點也不容忽視的是，秀忠的治世理念在當時可謂是相當先進的，具體說來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

  他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治世的根本，就是要做到能用法律來抗衡常理，卻不能用常理來忤逆法律。」

  當時在場的家臣們很多沒聽明白，於是便問他這話到底啥意思。

  秀忠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烏鴉是什麼顏色的？」

  大家想都沒想就說烏鴉當然是黑色的了。

  秀忠點點頭：「烏鴉是黑色，這便是常理。如果我現在設置一條法律，說烏鴉是白色的，那麼你們告訴我，烏鴉是什麼顏色的？」

  頓時下面就七嘴八舌了起來，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既然法律規定烏鴉是白色的，那烏鴉就真是白色的了，而有的則表示，哪怕法律規定說烏鴉是五彩繽紛的，可仍然無法改變天下烏鴉一般黑這一千古真理。

  眼看著話題就要被歪到討論烏鴉究竟是黑還是白，此時的秀忠擺手示意大夥安靜，然後說道：「制定法律，把原本是黑的說成白的，這就叫用法來抗衡常理，而無視條令，仍然堅持黑的就是黑的，這便是以常理來忤逆法律，在治國的時候，如果碰到了法律跟常理相衝突的情況，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法律，而不是用所謂的常理人情來搞法外開恩，因為長此以往下去的話，法律將會失去它應有的價值，而國家也會因此發生變故。」

  雖然這段話被後世普遍認為是死板的象徵，但數百年後，也有一個人說過：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那個人的名字叫胡適。

  總體來說，德川秀忠在歷史上的評價往往離不開厚道、嚴謹、善良等關鍵詞。

  對於台灣島的事情，秀忠雖是一如既往地繼承了他爹家康的指導精神，不過在手段上則要柔和高明了許多。

  元和四年（1618年），德川秀忠命令村山等安以歸還董起伯為名出使中國，打算借這茬兒跟明朝方面展開對話。

  在他看來，既然在台灣身上花盡心思無非是為了和天朝做生意，那還不如一開始就繞開那地方直奔主題來得省時省力。

  更何況一旦大明同意了商貿往來，那麼再以方便貿易為名在台灣建立個把據點什麼的，也就名正言順了。

  當年4月，因為剛從越南漂回來不久尚且需要好好休息，故而村山等安派出明石道友代替自己，以全權大使的身份出訪大明。

  同月，福建巡撫黃承玄派水師提督沈有容在福建王崎澳接見了日本人。

  雙方寒暄過後，沈有容突然問明石道友道：「你為何沒有佩刀？」

  被問的那個一愣，但還是實話實說了：「不敢。」

  並非他憾於天威，沒膽量帶刀來見沈有容，而是這位明石小隊長，確實未必有腰間掛刀的資格。

  雖然今日今時，關於明石道友的史料非常零散稀少，但從村山等安商人出身、四處販賣奴隸賺錢等經歷來看，他手下的家僕地位絕對不會高到哪裡去，多半就是那種最底層的武士，搞不好甚至連武士都不是，自然也就沒有掛刀的資格了。

  再說那沈有容聽後淡然一笑，示意身邊的隨從拿來一把佩刀，然後親手給明石道友戴在了腰間：「為武將者，怎能不掛刀呢？」

  遇此殊榮，道友當場就感動得不能自已，連連稱謝。

  在將董伯起交還給明朝方面之後，明石道友向沈有容提出，自己奉了幕府之命，希望能打開日明兩國的貿易大門，同時，也想在台灣設立幾個貿易點，大家一塊兒做做生意。

  但被當場拒絕：「此事於我大明體制不合，斷無半點可能。」

  「如果大明願意和我國往來貿易，那麼多年的海患就很快能得以平息了。」

  雖說這確實是一句大實話不假，但從明石道友的嘴裡說出來，則多少帶了些許威脅的成分。

  而沈有容非但不為所動，反而更加義正詞嚴了起來：「如果你們還想在日本安居樂業的話，那就恪守本分些吧。不然，大明有的是戰船和精兵來迎戰你們。」

  可明石道友依舊不死心，又問道：「那麼，我國能否在高砂國設立據點？」

  「如果你們敢在那裡定居的話，那我們就敢封鎖所有海道，一根絲、一粒米都不會放過去。」

  話說到這份上，道友總算是徹底放棄了。

  不過事情卻還不算完。

  村山等安進軍台灣並襲擾東南沿海的消息讓大明上下震驚不已，連北京的朝廷也是小驚嘆一片。

  這也難怪，先是豐臣秀吉打朝鮮，再是島津家久占琉球，現在又是村山等安攻台灣，大明帝國的海外幾乎被日本人給踏遍了，這夥人究竟想幹什麼？

  該不會是要圖謀我中華基業吧？

  毫不誇張地講，在當時大明的朝堂之上，十個大臣裡頭至少有八個認為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攻取中華。

  但你若是再深究一些，問他們可知這個要攻取中華的國家位於何處？方圓幾何人口多少？統治者姓甚名誰？歷史典故有哪些？那麼這些人必然是或一問三不知，或隨口胡謅一些道聽途說的扯淡之語。

  這絕非是在污衊。

  在被譽為編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越先代所有史著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是這樣描述豐臣秀吉的：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時以山城州渠信長為之。偶出獵，遇一人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薩摩州人之奴，雄健蹺捷，有口辯。信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

  翻譯成現代文的話就是說，他豐臣秀吉原來是薩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為某天在織田信長出獵時，哥們兒躺臥樹下，驚了聖駕，但信長見他驍勇有力能言善辯，非但沒有怪罪，反而還收他給自己牽馬，並以景取名，稱之為「木下」。

  堂堂國史居然能載此一派胡言，可見中國人對日本是多麼的不了解了。

  當然，有人會辯說《明史》是清朝時候編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國史這種沒甚太大利害衝突的東西，基本上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應明清時候學者對該國的了解程度。

  在別人把我們摸了個門清的時候，我們卻仍是對對方一無所知。

  這話我說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兩三遍的頻率在那裡重複著，主要目的是為了喚起你的注意。或許有人可能不服，會反問我這樣一個問題：在中日初會歷經數千年之久後，難道中國方面，就不曾有過知日派嗎？

  唔……應該講，也不是沒有。

  比如說一位叫徐光啟的人。

  徐光啟，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國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事跡應該是在公元1607年時，和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一起翻譯了據說是偉大程度僅次於《聖經》的著作——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為中國現代數學研究的進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鈍角、平行線等來自於《幾何原本》的數學術語，仍在被你我廣泛地運用於各個領域。

  不過我們這裡要說的不是這個。

  話說在村山艦隊來襲之後，朝野上下瀰漫著一股日本人就要打過來了的空氣，就在此時，徐光啟非常淡定地站了出來，表示你們這些二貨，都在杞人憂天。

  在他看來，日本如此大費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灣的，目的無非一個，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決的辦法也很簡單，滿足他們就是了。

  當然，這肯定不能為絕大多數持禁海態度的官員所相容，於是也就說過拉倒了。

  不過，若僅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實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這一解決方案，那徐光啟最多只能算睿智，還遠不能說其知日，之所以稱之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說》。

  在《海防迂說》中，徐光啟首先回顧了一下日本戰國時代的一些歷史，並著重介紹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來，信長「為人雄偉，多智略」，勝過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將來「必為我大患」；而秀吉，雖不如信長，卻也是個人物，擅長「以威力智術駕馭人」；至於家康，雖沒有像前兩者那般費筆墨地寫他，但徐光啟也明確指出，儘管這人笑到了最後，等於是奪取了信長和秀吉的基業，可他卻並不會對中國有什麼野心，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通商賺錢，其「志在休息」。

  不過，即便是德川家沒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認，對於天朝而言，日本確實是一個不得不防的危險存在。

  那麼該如何處理這個危險？在扯完戰國歷史後，徐光啟便引出了第二個話題——防禦日本的辦法。

  其實就四個字：通商互市。

  他認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在這種大航海時代里絕對做不到互不相見，躲是肯定躲不掉的，還不如大大方方地開了國門，你來我往地互通有無。

  其中的好處，還是四個字——靖，知，制，謀。

  在徐光啟看來，「惟市而後可以靖倭，惟市而後可以知倭，惟市而後可以制倭，惟市而後可以謀倭」。

  此話堪稱至理名言，不過因為過於簡短難懂，故而作者在後文還做了一番詳盡的說明。

  具體講來是這樣的：首先，在明朝那會兒，中日兩國之間如果搞公開貿易的話，很明顯是日本那邊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國就完全可以利用對方這種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於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規矩來，而一旦遵守了遊戲規則，那自然也就相安無事打不起來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啟認為，大明王朝對於日本這個千年近鄰幾乎全然不知，即便是雙方在朝鮮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獲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於雙方互不往來，只要互市，那麼你來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獲得對方的情報，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後，日本較為先進的各種技術比如造刀造洋槍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為大明所學到，而大明的國力物力又遠遠在對方之上，那麼自然也就能生產出數倍於日本但質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槍炮，如此一來，「制倭」也就不在話下了。

  最後，徐光啟指出，日本雖然為豐臣氏統一，但這種統一極不完全，「比鄰之邦互相猜二」，同時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戰亂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這三步之後，派出精銳三四萬，自薩摩登陸直插京都，則「必取秀吉之首」。

  插一句，《海防迂說》是在朝鮮七年戰爭結束後不久寫的，事實上後來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諸大名之間的相互猜忌與豐家政權內部的隱藏矛盾，才先後挑起了關原合戰與大阪之戰，徹底拿下了整個日本。

  說句良心話，除去一些無傷大雅的小錯誤，這份《海防迂說》，堪稱是甲午戰爭前中國說日本說得最明白最透徹的著作，甚至放到現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謀的四字真言，可以說時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一句，在中日兩國兩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個提出「知日」這個概念並同時也是當之無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別個，正是他徐光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