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善終
2024-10-02 02:49:47
作者： （法）維克多·雨果
然而，賢哲的工作是一回事，機靈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1830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擱淺，機靈者就來拆毀沉船。
在本世紀，機靈者自封為政治家；結果用來用去，政治家一詞就多少染上點行話的色彩。的確不應忘記，哪裡只講機靈，哪裡必行小器。機靈者，庸人之所謂也。
同樣，政治家，有時也是民賊之所謂。
照機靈者的說法，像七月革命那樣的革命，是割斷的動脈管，必須趕緊接上。人權，如要求過高，就會引起社會動盪。因此，人權一經確認，就應當鞏固國家。自由一有保障，就應當為政權著想。
事情到這裡，賢哲還沒有同機靈者分家，但是開始有了警覺。政權，就算這樣吧。然而先得明確，政權是什麼呢？其次要明確，政權從何而來？
機靈者似乎沒有聽見低聲的異議，還繼續他們的勾當。
這些政客善於給自己的圖謀戴上必要性的面具，他們聲稱一場革命之後，如果是在君主制國度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找到一支王族。據他們說，這樣，人民革命之後生活就能安定，也就是說，有時間包紮傷口和修繕房舍。王朝保存了腳手架，庇護了野戰醫院的醫務人員。
然而，找到一支王族並非總是易事。
必要時，任何一個有才能的人，抑或任何一個有錢財的人，都可以當國王。頭一種情況如波拿巴，後一種情況如伊圖爾維德[311]。
不過，並非任何一個家族都可以成為王族，必須是年代悠久的世族才行，而幾個世紀的皺紋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觀點上看問題，當然不管其對錯與否，那麼一切革命之後，從中產生出來的國王應當具備哪些品質呢？他可以是而且最好是革命派，不管是親身參加還是插手革命，不管是給革命抹黑還是增光，也不管使用的是大斧還是利劍。
一個王族應當具備哪些品質呢？它應當是全國性的，也就是說，對革命不即不離，不採取行動，僅接受思想。它應由過去構成，有歷史淵源，也就由未來構成，有一副討人喜歡的面孔。
這一切說明了為什麼早期革命只要找到一個人，克倫威爾或者拿破崙就行了，而後來的革命則非要尋求一個家族不可，如勃蘭斯維克家族或者奧爾良家族。
這類王族類似印度的無花果樹，那種樹枝條垂到地面就能紮根，長出幼樹。每一支都能變成一支王族。唯一的條件就是俯向人民。
這就是機靈者的理論。
偉大的藝術也正在於此：給勝利多少配上一點災難的聲響，以便讓獲利的人世心有餘悸，每走一步都散布點畏懼情緒，拉長過渡時期的弧度，直到進步穩慢下來，淡化曙光的色彩，揭露並削減熱情的激烈度，削掉稜角和尖爪，往勝利中絮棉花，給人權穿上暖和舒服的衣裳，給高大的人民套上法蘭絨裝，趕緊扶持他們睡下，規定精力過旺的人節食，給大漢安排初愈病人的飲食，將事件納入權宜之計的軌道，請那些擁有遠大理想的人喝些甜酒加藥茶，採取種種措施防止戰果擴大，給革命安上遮光罩。
這種理論，1688年在英國實施過，1830年又採用了。
1830年那場革命，到半山腰停止。半拉子進步，近似於人權。然而，邏輯可不管什麼差不多，就像太陽無視蠟燭。
是誰讓歷次革命停在半山腰呢？資產階級。
為什麼呢？因為資產階級就是要得到其滿足的利益。昨天挨餓，今天吃飽，明天饜足。
1814年拿破崙之後的現象，到1830年查理十世下台之後又重演了。
其實，不該把資產階級當成一個階級。所謂資產階級，無非是民眾之間得到滿足的那部分人。所謂資產者，就是現在有時間閒坐的人。一張椅子並不是一個社會等級。
然而，急於要坐下，人類的步伐就可能停下。這往往是資產階級的過錯。
不能因為大家共同犯了一個錯誤，就可以促成一個階級。利己主義，也不是用以劃分出一個社會階層來的。
再說，即使對待利己主義，也應當公正；人民中間稱為資產階級的那部分，經歷了1830年的震盪之後，所渴望的狀態，既不是摻雜冷漠和懶惰，並包含一點慚愧的那種委頓，也不是進入夢鄉暫忘現實的那種休眠，而是立定。
立定這個字眼有雙重意思，既奇特又頗為矛盾：部隊行進，也就是運動；停歇下來，也就是休息。
立定，就是休整隊伍，就是武裝警惕著的休息，就是布置崗哨而又處於戒備狀態的既成事實。立定意味昨天的戰鬥和明天的戰鬥。
這是1830年和1848年的間隙。
我們這裡所說的戰鬥，也可以叫作進步。
因此，無論資產階級還是政治活動家，都需要有一個人出來喊這個口令——「立定」。一個「應時而生」的人，一個具有雙重性的人，既代表革命，又代表穩定，換言之，就是能明顯地協調過去和未來，從而鞏固現在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現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奧爾良。
二百二十一人將路易-菲力浦抬上王位。拉法耶特主持了加冕典禮，稱他是「最好的共和國」。巴黎市政廳取代了蘭斯大教堂。[312]
半王位替代全王位，這就是「1830年的業績」。
等機靈者大功一告成，他們這種解決方式的大弊病也就顯露出來。這一切，是在排除絕對人權的情況下完成的。絕對人權高喊一聲：「我抗議!」接著，事情真可怕，人權又回到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