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話，有關張居正

  張居正一直都是我喜歡的一個政治家，他一己之力扶將傾之朱明王朝與波瀾之中，袁中道在評作張居正時就說過：「張居正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於稱幾毀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一個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從平民中崛起，榮登首輔之位後，理政十年，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整飭史治，刷新頹風：整肅教育，延攬濟世之才：革新稅賦，梳理財政，拯救朱明王朝將傾之廈。這樣的人值得敬佩。下面的這段文字，是我經過細細刪選有關張居正的生平事跡，望各位讀者能詳知這位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萬曆五年九月，首輔張居正之父病逝，按當時的丁憂制度，他應離職回家鄉守制二十七個月。當時內閣還有次輔呂調陽、張四維，不過形同擺設，事無巨細都由張居正定奪，兩人不敢擔當首輔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請皇上諭留張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謂「奪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後，下旨奪情。張居正連上三疏乞恩回鄉守制，神宗也連下三旨慰留，奪情遂成定局。對這種公然違背封建禮教的舉動，自然引起了守舊官僚們的強烈反對，神宗廷杖了幾名言官，才把朝野輿論強壓了下去。史書卻謂，所謂奪情，乃是張居正和掌印太監馮保的陰謀：

  「江陵〔張居正〕聞父訃，念事權在握，勢不可已，密與保謀奪情之局已定，然後報訃。」〔《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奪情》〕

  張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禮教不會被他放在眼裡，當時新政正在全面展開，斷無離職二十七個月之理。他不願回鄉守制，希望奪情，是毫無疑問的。在上疏乞恩守制時，就說得很露骨：「如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循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卻暗示皇上不必拘於常理。但張居正自己不願守制，神宗、太后更不願他離職守制。張居正名為首輔，實乃攝政，十足是個「改革的總設計師」，朝廷豈可一日無他？即使他真心實意要求守制，神宗、太后也絕不會答應。第二年三月張居正歸葬，希望能請假到八九月份，神宗卻命他五月份即回京辦公，其間朝廷有大事，即千里奔馳請示張居正，足見朝廷不可一日無「首輔張先生」。以張居正之精明，豈會不知道這一點，哪裡用得著畫蛇添足鬼鬼祟祟與馮保密謀奪情？不錯，神宗是在張父死後十餘日才獲悉的（神宗給張居正的手札說：「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但張居正本人也只比神宗早一日獲悉死訊。張父死於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傳到北京，第二天呂調陽、張四維就上疏要求奪情了，一天之差，說張居正與馮保謀定然後報訃，未免過於勉強。何況既是密謀，史官焉能得知，什麼「江陵時作擎曲狀，令小史扶掖內閹，乃叩頭謝，強之立而受，云：『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同前引〕繪聲繪色，如親臨其境，那是把歷史當小說了。

  二醫學上有所謂「久坐成痔」一說，多年的文牘生涯，使張居正得了很嚴重的痔瘡。痔瘡本非致命，但張居正為了根治，卻請了一位「名醫」動手術割除痔瘡。按當時的醫學條件，以中醫的外科水平，開刀動手術無疑是在跟死神開玩笑。果然，在萬曆十年三月間動完手術後，張居正就再也起不來床，接旨也只能伏枕叩頭。拖到了六月，垂危，十八日神宗命太監送去一封手諭問張居正政治遺囑，張居正掙扎著寫了一本密揭推薦了兩名接班人，又過了兩天，二十日，即病逝。其死因，當是由於手術後失血過多〔在手術後張居正上疏說：「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或傷口感染。但與張居正有私怨的王士貞卻說張居正實死於縱慾過度：

  「〔張〕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進食。」〔《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申時行傳》〕

  對這段痔瘡形成的病理分析，中醫家不知覺得如何，在現代醫學看來卻不過是胡言亂語。晚明士人風行房中，張居正或未能免俗，但說他「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莫非王士貞在張居正的臥室裝了竊聽器？

  明人對性抱著一種極其矛盾的神秘態度，一方面希望能通過房中術求得長生不老，一方面卻又認定縱慾傷身，而那些體弱多病的人，也就往往被認為好色縱慾，反正「好色縱慾」並無一定標準，除非是光棍，這頂帽子誰都可以戴上。以後多病的明神宗也是因此飽受臣下這方面肆無忌憚的攻擊，「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也深」〔盧洪春疏〕，「得非衽席之愛不能割，曲櫱之好不能免乎？有一於此，足耗元氣。皇上行之有節而不沈溺，則元氣自充矣」〔趙志皋疏〕，「以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此其病在戀色者也。」〔雒於仁疏〕，「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為困於曲櫱之御，倦於窈窕之娛，否則，何朝政廢棄至此極也？」〔馮從吾疏〕，真是不勝枚舉。對這種身在九重之外卻自以為對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內衽席之間的近於誹謗的言辭，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嚴懲，到後來悟出了這些人不過是要「沽名訕上」、「訕上賣直」，欲博得犯顏死諫的美名，簡直就是為了被懲罰而上疏，懲罰他們，懲罰得越重，越滿足了他們的心愿。對這種近於受虐狂的變態心理，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吳中行等人因為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而被廷杖，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見狀，厚賄太監，馬上也上了一疏反對奪情，也挨了八十廷杖，發謫極邊充軍，頓成名人。

  等到神宗悟到了這一點，看透了大臣們的心理，對這類進諫往往就懶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發，任其自生自滅，再激烈的言詞也懶得去追究，錦衣尉的監獄竟至於長滿青草。他從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極怠工了。

  三張居正一死，二十歲的神宗總算可以親政了。要雪太后曾命張居正輔助他到三十歲再親政之恥，要從張居正的陰影中走出來，必然要對張居正死後算帳。於是，剝奪張居正生前所得的太師、上柱國之類至高無上的頭銜，懲處張居正的親信，將其子革職為民，一步一步地，全面展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萬曆十二年，被廢遼王的遺孀王氏乘機上書為已故遼王鳴冤，聲稱遼王之被廢乃是由於張居正的迫害，要求平反昭雪。遼王由於作惡多端而被廢，此事發生於隆慶二年，當時張居正還只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責任，也該追到當時的首輔高拱身上。但王氏在奏疏中無中生有地聲稱遼王被廢後其府第田土都被張居正霸占，「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卻使終生愛財如命的神宗眼中大發紅光，以此為藉口下令查抄張府。張居正生前，就有貪財的惡名。劉台曾上疏指控他「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而王士貞則說，嚴嵩被抄家後，財產十分之九都進了皇宮，但後來又從宮中流失，「最精者十二歸江陵（張居正）」（《觚不觚集》），陝西道御史楊四知告發張居正有十四大罪，其中一條就是「貪濫僭竊」，「銀火盆三百，諸公子碎玉碗玉杯數百」，真夠駭人聽聞的了。現在王氏又說「金寶萬計，悉入張府」，怎不讓神宗眼紅！他估計至少也能抄到二百萬兩銀，然而把張府里里外外搜遍了，錙銖必究，都折算成銀，也不過十幾萬兩。張家原是鹽商，本就有錢，張居正生前又蒙神宗賞賜極豐，有十幾萬的家當，實在沒什麼希奇。這點錢，不過剛夠神宗嫁一個女兒，還不夠娶一個媳婦（神宗長公主下嫁，用去銀十二萬兩，而福王大婚，用去銀三十萬兩），自然是大失所望，下令對張的兒子嚴刑拷打追贓，逼死了大兒子張敬修，朝野震動，才算告了一段落。對張居正的最後判決是：「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庶希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著永戍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大概因為實在沒抄到什麼東西，也就不好意思判他貪污斂財。

  明朝的官俸，低得不可思議，只夠勉強餬口。海瑞號稱本朝第一清官，薪俸之外的錢財一概不取，卻也只好業餘當農民，率領衙役在衙門的後院種菜自給。為老母親做壽，破例買了兩斤豬肉，竟被當成重大新聞傳播。則其名為朝廷命官，實與貧民無異。一般的官僚不願當貧民，就鑽鑽法律的空子，干點似非法似合法的勾當。地方官照例從上交中央的稅賦中抽成供私用，稱為「常例」，京官無此財路，就要靠地方官的饋贈了。張居正不是海瑞，對官員間的一般饋贈，並不拒絕，在書信往來中也多提及，並不迴避。但對大金額的有賄賂之嫌的饋贈，他是不收的。名將李成梁受封伯爵，一次就遣手下人送他黃金千兩、白銀萬兩，被他嚴詞拒絕：「若主以血戰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得罪於高皇帝。其毋再瀆！」張敬修在自殺前留下的遺書說其父「清介之聲傳播海內」，或許過譽，但時人比之為嚴嵩，告之曰「貪濫僭竊」，那定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海瑞評說：「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明神宗實錄》也說「識者謂，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不過是道出了自商鞅以來所有改革家的下場。張居正何嘗不想謀身，但要革除「數十年廢馳叢積之政」，要「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則不能不認真，不能不得罪人，也就只好先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而承受或出於私人恩怨，或由於個人利益受到損害，或因為忌妒的輿論攻擊。張居正的才幹無人可否認，輿論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質上打轉，於是搞陰謀、好色、貪財，凡是處於其位者具有代表性的惡行，無不被加到了張居正的頭上。既然在忠與孝、國與身中選擇了前者，最後也就只有在佛家教義中找到了精神解脫：「如入火聚，得清涼門。」在熊熊烈火中想像出一個清涼世界。

  魯迅有謂：歷史人物的大小，恰與物理規律相反，愈近愈小，愈遠愈大。被同時代人視為卑劣小人、獨裁奸相的張居正，其偉大，只有後人才能仰見。在張居正當國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乾淨淨，國破家亡之際，崇禎就明白了張居正的好處，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才給張居正徹底平反。江陵張居正故宅有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只不過恩怨盡時，也是封疆危日，一切都即將成為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