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江水起落復社沉浮入春秋

  中國歷史上首開先河的文人結社組團行動，在他們的領袖張溥突然暴病身亡後陷於低潮。復社在崇禎十五年春天，再一次在蘇州虎丘召開第四次會議。這次虎丘會議的氣氛卻比較沉重，主要目的在於悼念他們的領袖張溥。這是復社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集會，以後的活動都是小範圍或者個人之間零零星星的聯誼了。因為再也沒有類似張溥這樣有能力有魅力的組織領導者了。

  人的辭世，對於普通人而言是一了百了進入了寂滅世界，而對於有歷史影響的人物去世，不會因為他們的離去而煙消雲散，他們在進入歷史的同時也在影響著歷史的發展，他們的影響還要綿延上許多年甚至到整個時代的終結。而且他們的思想不僅不會因此而終結，反而會在歷史中永生。

  因為復社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社團，這個社團在明末這個歷史大轉折的交匯點上推出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他們雖然可能會被撲面而來黑暗絞殺，然而畢竟孕育了新世紀的一縷曙光，照耀著人類前進的道路。只是滿清帝國以血腥的殺戮和政治上高壓，製造了歷史上罕見的文字獄和思想控制，撲滅了這股在知識分子中象徵獨立意識的自由講學和獨立結社之風，直到王朝沒落時期才又出現明末時期的那種百家爭鳴局面，但是歷史的進步又延緩了二百八十多年。

  張溥死後三年，大明帝國滅亡了。對於明朝滅亡的原因，許多學者從政治、經濟、軍事、財政乃至內憂外患的方方面面進行了研究探討，甚至追溯到萬曆年間東林黨與閹黨的黨爭。當然崇禎朝張溥所領導復社知識分子和皇權本身及其大官僚統治集團的摩擦和矛盾也占到相當的比例。

  這實際上是一場朝野對於權力爭奪的博弈，這場博弈削弱了已經內憂外患千瘡百孔的統治集團，促使了帝國的進一步瓦解，助推了腐朽王朝的覆滅。這是抱著「致君澤民」理想的復社士子們所始料未及的。原本對於帝國的「補天」的初衷，卻在內外合力下成了地地道道地推牆行為。當然牆基本身已經腐朽鬆動，復社瓦解的只是「大一統」皇權專制體制下的價值觀和行為觀分裂，使得更多在於個人價值實現與帝國統治思維程朱理學及道德綱常的分離中，造成了復社君子們的悲劇，也是整個王朝的悲劇。

  人們心中的道德倫理的淪喪，價值觀的失落，遠比清軍的千軍萬馬要可怕。明朝末年由於生產力突破農耕經濟的發展，逐步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經濟基礎的變革導致了上層建築中意識形態的變化，新思想新觀念的出現，又促使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士風墮落」的原因。墮落產生的也許是一次新的崛起，使得傳統知識分子發生了變化分化，尤其是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成為開一代新風的肇始之地。

  因此，無論是萬曆、天啟之交的東林黨人或者是崇禎朝的復社人士，包括與此相對應的王陽明心學理論的繼承者傳播者所出現王艮、李贄、顏山農到後來「公安三袁」乃至李漁、余澹心等角色都產生於這個地區。儘管東林和復社人士大部分對於王學左派持批判態度，而且竭盡迫害，幾欲置之死地，而這種知識分子獨立意識及自由思想之火交織成明末現代意識的星火燎原之勢是不可否認的。

  尤其是復社那些傑出的組織者將原本統治集團分化出的東林黨人由自創學院的自由講學到升華為自由結社並且形成規模，使我們看到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分化和動搖。然而，正因為東林和復社的思想基礎依然是傳統儒學基礎上更新和重新解讀，他們的思想解放是有限的，在組織形式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政黨，只是具備了某些政黨因素的文人社團，是一種欲圖突破專制思想和體制枷鎖的嘗試，而且這樣的嘗試可以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對於科舉體制和輿論宣傳體制上的突破是十分明顯的。

  

  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復社的興起是一場儒學的革新運動，其勃興發展以及其他流派的精彩紛呈，仿佛回到戰國時期齊魯大地的稷下學宮那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氛圍。科舉取仕之所以很難得到富有真才實學的士子，張溥認為根本原因在於俗學的泛濫，在於詩書之道遭到遮蔽。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只有遵從經術，貶斥俗學。

  復社在當時經世之學的最大成就，當屬《皇明經世文編》的編撰，匯聚了明代二百年間有關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重要文獻。英才煥發的陳子龍和許孚遠等人，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編撰了這部重要文獻。《皇明經世文編》共有九篇序文，集中表達了當時吳地學者辟疏就實的思想傾向。陳子龍在序文中開宗明義提出了要求士子們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他指出：

  俗儒是故而非今，文士擷華而捨實。夫抱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及，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事無實學。

  復社士子們所謂實學，就是經世致用，因而滲透著仕途經濟的功利目的，也即看到了世風日下綱常墮落的現實，企圖挽狂瀾於既倒，在政治上功利目的非常明顯，因此依然是因循著讀書做官、濟世救國的企圖進入仕途。這和市民社會的崛起導致對於傳統禮教的質疑，對於人的欲望訴求的世俗化，而對於傳統被目為神聖禮教的批判背叛，崇尚自然人格確立依然是有本質區別的。他們對於王學及其左派學者依然是十分敵視的，這從東林黨人和復社文人對於王學的批判和對於所謂「狂禪」學者李贄的殘酷迫害可見一斑。

  東林黨及其後來的繼承者復社士子們在進入帝國政治體制後難以避免的命運，連他們自己都很難避免被血腥體制吞噬的悲劇。比如東林巨擘錢謙益，復社領袖張溥。體制吞噬他們，他們也藉助體制吞噬其他異見者。比如東林黨人張問達對於李贄的陷害和迫害。

  反而是那些未能通過科舉或者因為帝國覆滅而淪為遺民的復社士子，在未能躋身政治統治序列後，專心著述成為學者的思想家們看得透徹。如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大思想家，均為復社早期成員，明亡後一直堅持抗清，即使面臨滿清當局的拉攏引誘而拒不屈服，堅決不仕清朝，拒絕進入體制為統治者服務。是他們對於專制體制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抨擊和批判，黃宗羲被譽為中國的民主之父。

  復社早期成員顧炎武、王夫之、夏允彝對於復社介入政治以後的作為，和某些人的腐敗墮落，都有沉痛的反思和剴切的批評。比如錢謙益和吳昌時早年都是東林和復社骨幹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恥墮落與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等人無異，這是進入了那個政治同構體的必然選擇。復社入仕的許譽卿所言甚是；

  予惟學士大夫半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對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持哉？

  顧炎武曾經尖銳指出：士子為學應當勤奮和多方交友，起碼也得博學而審問之。在研究學問時，士子必須杜絕清談心性的蹈空習性，應該「博學於文」。禮義廉恥四者之中，恥尤其重要：

  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范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1]

  顧炎武力圖通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的治學原則，恢復儒家講究氣節和博學的傳統。博學為文，對於東林黨人和復社士子來說應該是基本文化功底，而行己有恥的政治品德在進入專制政治同構體後就很難保持始終。那是因為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士人保持所謂禮義廉恥未免太天真，只能為機變而有悖禮儀去投機取巧，適應韓非子為君王設定的「君主南面之術」。只要變著法子去獻媚君王，人也就變得猥瑣卑鄙起來。

  明代從太祖爺開始，因胡惟庸謀反案而大開殺戮之門，並廢除了中國推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實行高度集權的君主獨裁體制。至成祖朝因為得位不正，更是對於建文朝老臣採取株連殺戮將恐怖政治推向極端。太祖起自貧寒，成祖長之戰爭年代，自是精力過人，許多政務親力親為大權不至於旁落。而成祖之後的君主們至小長於深宮，出於婦人之手，根本不可能有充沛的精力和豐富的政治經驗去處理大量繁雜的政務，於是實行內閣大學士制度。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品軼不高只有五品，低於六部尚書，這樣首席大學士一般由六部尚書兼任，秘書班子根據皇帝旨意的票擬大權，在權臣手中就變成了秉政實權，在司禮大太監代皇上「批紅」的權力，就變成了太監干政的實權。這是宮廷政治不可告人之處，內臣和外臣的聯手作弊和弄虛作假，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就成為名義上的虛君。文官集團和權臣、太監的鬥爭就構成了明代所特有的「朋黨」之爭。

  文官集團內部地域鄉黨、科考同年之間的朋比為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為明代的朋黨之爭增加了豐富的色彩。但是，貫穿整個明末始終的卻是文官集團同象徵皇權旁落的「閹黨」和「權臣」之間的鬥爭。

  所謂「閹黨」也即以實權太監為首與部分朝臣相勾結的集團，如武宗朝的劉瑾，天啟朝的魏忠賢。權臣也就是獨攬朝政大權的內閣首輔，如嘉靖朝的嚴嵩，萬曆朝的張居正等等。中國的傳統政治歷來有朋黨之爭，如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地黨爭，宋代的元祐黨爭之類。這種派系門戶之爭不能說全無清濁是非之辯，但是混斗的過程中往往敵對雙方意氣用事，為了置對方於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卻將倫理綱常、國家利益置之腦後。鬥爭的結果是政治癒發腐敗，矛盾愈加擴大，以至延至數十年之久。

  明末的黨爭持續時間更長，從萬曆中葉以來的黨爭不斷，終於導致天啟年間的「閹黨」專政對於東林黨人的殘酷鎮壓和迫害，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崇禎朝撥亂反正，欽定「閹黨」逆案，但是黨爭並沒有畫上休止符，朝廷中的政治分歧幾乎都與黨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東林黨和復社人士看來，他們所針對的人物其實都是天啟朝「閹黨」余逆，比如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之流。

  於是延續多年的所謂東林和閹黨的鬥爭又在崇禎朝重新展開，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欲置對方於死地。崇禎皇帝只能喟然長嘆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因此國事也就日見糜爛，乃至不可挽救。這種門戶之見，黨派紛爭一直延續到南明諸小朝廷。激烈的爭鬥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身邊的宦官，宦官代天子而行使各項權力，無形中成為各派爭奪的對象，圍繞爭權奪利逐步形成賄賂公行、利益交換、腐敗盛行的利益鏈。官場和宮廷就成了經濟、政治利益的交換場所，名利地位的鬥獸場，呈現狗咬狗一嘴毛的朝政亂局。

  明末崇禎的清廉是出名的，但並不意味他身邊人的清廉，整個皇親國戚利益集團的巧取豪奪，及代天子行事的太監集團和官僚集團頭目的富可敵國，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是這些人的所作為打造了帝國腐敗墮落的名片，黨爭爭搶的這張名片在行為潛規則中都滲透著血腥和貪腐，加速了帝國的離心離德遂至解體。包括東林黨人和復社集團也不能置身其外，比如吳昌時和周延儒都是名副其實的大貪官、大奸臣。

  這是帝國「儒表法里」的政治現實所決定的政治生態環境，也就是理論與實際的脫節，理想與實施理想的手段和方法的悖離，背後蘊藏著的是道德淪落和綱常理教的崩潰。因為在法家理論的鼓吹者韓非子看來，君臣關係其實是純粹的利益交換的關係，其中毫無信譽可言。因此，君臣關係不可能建立在仁義道德基礎上。只能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2]完全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換關係。與所有的商品生產者追逐利潤一樣。「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3]。韓非不僅將商品交換過程中的爾虞我詐、背信棄義的行為引用到君臣關係中，而且公然提倡君主利用手中的專制權力，將反對者或者潛在構成威脅的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幾乎成了黨爭中整個官場的潛規則。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完全可以不擇手段，於是陰謀權術的運用貫穿於黨爭全過程。

  韓非子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淺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欲不見。」這不僅是對善於搞權術的君主而言，幾乎成了一切善於玩弄權術的權勢者所熱衷。而書生氣十足的官員卻可能失足於權勢者的權術陷阱而不能自保。對於權勢者而言要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不暴露自己的主觀意圖，使部下無以揣測自己的內在企圖，從而產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感。這就使上下級關係完全剝離了表面溫情脈脈的面紗，把專制政體帶來的上下之間的利害衝突推到極端。

  明末黨爭雙方滲透著權謀和機變，絲毫談不上光明正大的仁義道德，反而是陰險毒辣的你死我活。手段的殘酷陰暗，圍繞的中心依然是以「皇權至上」的爭權奪利。在君權虛置時，皇權暫時會轉化為首輔之權或者秉政太監之權。追逐功利者圍繞著權力而大做文章，他們不擇手段，遵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無恥的構陷和血腥的殺戮在所難免。

  在王朝覆亡走向倒計時的危急關頭，朝廷內外一切政治運作都已經呈現出沒落時期的扭曲和畸形，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尤其甚於前朝。內憂外患使得不堪收拾的朝政更加雪上加霜，內部的權力鬥爭毫無規則所循，儒家的道德說教完全走向了虛偽，所謂法則完全被束之高閣，作為帝王喪心病狂而隨心所欲，廷臣們也只能陽奉陰違而胡作非為。前者為保江山社稷，後者為保名利地位，也就同床異夢，離心離德。

  崇禎六年（1633年）周延儒被溫體仁鬥倒，拱手讓出內閣首輔寶座，黯然返鄉，這兩人都被列入《明史·奸臣傳》。鬥爭的結果無論誰輸誰贏都不是帝國之福，百姓之福，而他們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因暫時分出勝負而終止，反而無限期地延遲下去。張溥和復社也深深捲入其中，不可自拔。因為復社諸士也想藉助權勢的反轉登台表演。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免不了被每況愈下的政治氛圍所玷污。目的看上去很崇高，手段卻不失低級卑下。

  下野的周延儒，不甘心被政治邊緣化，圖謀東山再起；在野的復社諸君不甘心置身朝政之外，希望登台表演，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復社成了周延儒最好的反撲工具，而老周卻成了復社在朝廷最佳的形象代言人。

  溫體仁則視張溥和復社諸君為眼中釘，極盡全力進行打擊，雙方持續「惡鬥」了許多年，到了崇禎十三年（1637年）才再度分出勝負。這一次的爭鬥本來由老溫挑起，他為了打擊復社製造了錢謙益冤案，將錢謙益和他的學生瞿式耜逮捕關押了一年多。期間周延儒買通太監曹化淳，將溫體仁種種不法罪證攤在皇帝面前，使溫黯然罷官出局，次年死在老家浙江烏程縣。溫氏餘黨張至發、薛國觀當政。

  這時，機會來了，朝中周延儒餘黨吳昌時和在野張溥在開始策劃籌謀周延儒的東山再起：一是短時期內攻倒張至發；二是集中力量打擊薛國觀；三是為周延儒的東山再起製造輿論；四是發動許多社員籌集政治獻金，作為活動周延儒起復的經費。

  大批的銀兩送進了朝臣和太監們的私人庫房，大家一起在崇禎皇帝面前為周延儒貼金美言，事情果然成了。崇禎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重新出任內閣首輔，當然在他走馬上任之前，張溥交給他一張必須安排職務的復社成員名單，周延儒爽快答應；而另外一份必須解除職務的所謂「奸黨」名單，顯然面對朝廷複雜的程序，老周無法立即答應。這就埋下了復社領袖張溥的殺身之禍。作為工具他只能成為宮廷政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政治犧牲品，他猝然被生病而亡。

  作為讀書人原來應該比一般人更懂得「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道理，奈何做出花錢買官，為權勢者鋪路的事情，無非是為了換取自己和小團體的政治利益在進行交易。在此之前，復社把持科考，用金錢和人情走門路，通關節，使帝國的掄才大典失去公平、公正與公信力，造成了社會風氣的敗壞，人性人心的腐化。而帝國新進官員通過走「後門」玩潛規則，進入帝國中樞，中樞的腐敗才是最致命的腐敗。而帝國最高長官的遴選竟然也可以通過金錢鋪路，買通關節而來，上下仕進之路為關系所壅塞，為金錢所鋪滿，帝國政治如何能清明起來，只能一團黑走到底了，最終跌進深淵而在劫難逃。

  花了錢買到了功名，做了官，或者做了大官，又怎能不從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上有所補益呢？那麼經濟又怎能不崩潰？政局如何不糜爛？政治的腐敗只能惡性循環，直到整個機器的全面崩解，王朝覆滅。復社「至君澤民」的理想價值又何在呢？手段的卑劣又怎麼能夠證明理想的偉大呢？

  復社所最活躍的時間，正好是明末崇禎一朝，僅就張溥在中試為官之後所呈現的種種心態和所作所為，確實是在專制體制「官本位」的九層高塔中被異化著，最終在黑箱中滑向黑暗。政治品德的墮落導致了行為的無恥。王朝末世中的人生隨帝國走向沒落也就並不奇怪了。

  當然復社當年七千社員，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張溥或者是吳昌時。

  著名詩人陳子龍原本是松江幾社的社員，合併後他成為復社重要成員，卻沒有隨張溥捲入把持科場和政治鬥爭的漩渦。他兩度赴考失利，第三次才得中進士。隨後他編定、刊刻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逐漸在心中孕育出「經世救民」的抱負，又聯合朋友編出《皇明經世文編》。明朝滅亡後，他率眾起兵抗清，真正成為人所敬仰的讀書人。

  同為原幾社社員的夏允彝亦然，從年少輕狂的風流倜儻到明亡時的慷慨赴難，一生經歷，瞭然無憾。他的兒子夏完淳本是早慧的神童，十七歲率眾抗清而殉難，成為世人敬仰的少年英雄。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子（湖北匡社後並為復社）早期均為復社成員，為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明亡後參加抗清義軍，反清復明活動失敗後，均隱居不出，拒絕清廷徵召，專心著述，成為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學者。

  張溥的門生吳偉業則把生命的重心轉移到詩歌上，以詩文記錄當代史實，成為明清之際最重要的詩人。

  當然，東林黨人和後來的復社人士在未走上政治舞台前，以在野之身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提出種種改革弊政的方案和主張，其挽救統治危機除舊布新的願望是迫切的，動機也是真誠的。但是一旦進入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怪圈中，圍繞對於權力的爭奪，東林黨人雖然厭惡黨爭，又無法避免黨爭去獲取權力，只有權力才能保障自己政治理想和救國之道的實施。這種權力鬥爭開始時也許是不同政見的爭論，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東林黨人和復社人士完全悖離了自己的初衷，陷入了朝臣們無規則的混戰，殺得天昏地暗，兩敗俱傷，朝臣舔血，帝國覆滅。

  復社主要成員，後來殉國的學者夏允彝指出，東林諸賢在魏閹剷除之後；

  本宜同心愛國以報上恩，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付會，其習如前；黨禍且再起，東林復社諸君攻欲烈而上愈疑。

  夏允彝對於黨爭雙方都不屑一顧，其頭腦清醒超越了黨派之爭。他對東林黨和復社內部人員的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也有剴切的批評：

  平心而論，東林也有敗類，非東林亦有獨立清操之人，惟其領袖判若天淵而已。東林持論過高，籌邊制寇並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持任怨，然未曾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行之，但可謂之聚惡，不可謂之任怨也。

  這是對於東林和復社人士在酷烈的黨爭中使人頭腦清醒分析。東林黨內也有敗類，其他派別中也有秉持清廉操守的人，與那些領袖人物品質是有天地區別的。東林對待別人的標準過於高大上，而自己也沒有能夠提出鞏固邊防抵禦賊寇的有效主張。而攻擊東林者，自命獨自堅持真理任別人埋怨，但是他們也並未曾為朝廷籌謀振興法紀舉措，只能以苛刻的要求對待東林，這些只能是凝聚了邪惡，不能說是任怨。這是對於明末黨同伐異的朋黨之爭，對於國家帶來危害所深刻而全面的批判。東林黨和復社人士並非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因而魚龍混雜，其中不乏寡廉鮮恥投機鑽營的小人、奸人。那些抱有純潔理想的知識分子進入了專制體制這個醬缸就可能變成蛆蟲或者乾脆就是茅屎坑的蛆，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專制體制的一個官僚集團，又何以能不沾染上官場的各種陋習和門戶、派性的氣息呢？東林黨和復社人士的悲劇告訴我們，皇權專制王朝一旦到了後期，傳統的政治結構就不會有生機，必然導致政治昏暗，吏治腐敗，士風淫靡，黨爭激烈，即便像東林黨及其復社弟子那樣開始還充滿救國救民理想的士大夫，最終也不得不走向舊制度的軌道。而這時農民大革命的風暴伴隨著清兵的鐵騎以摧枯拉朽之勢而來，帝國在內外交困的風雨飄搖中垮塌。

  復社另一位成員王夫之結合自己研究《資治通鑑》的體會，也對朋黨政治做出過深刻的反思。他說：

  朋黨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持以朋類爭衡之戰勝耳。[4]當然王夫之只是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場上反思這場黨爭，他認為朋黨之間只有門戶的認同，而心中並無天子。圍著君主爭寵的目的，只是為了攀登上高位，將自己的政見付之實施。到這時會自我吹噓是：「這些多虧我黨在爭鬥中有戰鬥力才取得了勝利。」實際是轉移了君王的意志以服從了自己。這些傢伙的心，對於天子存在是漠然的，並不相親的，目的只是為自己小團體取得勝利而戰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施的乃是「朕即國家」的政治體制。君主和國家必然聯繫在一起。因此「朋黨只知門戶而不知天子」實質就是把宗派門戶的特殊利益看成高於一切，而把君國利益置之腦後，在君權與政權這個不可分割的分幣兩面，鑽營投機，最終君國瓦解，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些黨爭高手們，在政權傾覆後，不是被屠殺，就是當叛臣，或者成為前朝的遺民，無論哪一種結局命運都是十分悲慘的。

  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卷二十六中尖銳指出：

  所謂正人者，惟以異己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共戴天之仇。……將孰從而正之哉！

  明代東林與復社與齊、楚、浙及閹黨的黨爭，確有忠奸正邪之分，但是把東林、復社諸君子的鬥爭完全看成是維護君主和國家的利益而奮不顧身，卻有失偏頗。其中意氣用事，怨怨相報，把幫派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之事並不少見，故王夫之的結論是：「諸君子與奸人爭興廢而非為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這在明末南明弘光朝，復社第二代士子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

  早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復社中的東林黨官二代成員陳貞慧、方以智、侯朝宗、冒襄也即復社四公子等人就在南京夫子廟以一張《留都防亂公揭》的街頭大字報驅逐當時正力謀東山再起的閹黨餘孽阮大鋮。當時，阮大鋮勢孤力單，只能忍氣吞聲地躲在牛首山潛伏爪牙等待時機，到了南明弘光朝他東山再起後，立即試圖大興詔獄，一網打盡這些東林後代，對復社人士展開報復。只是他的計劃未及全面實施，小王朝已經覆滅，否則一場血雨腥風必然襲來，這就是復社諸生以逞口舌之快所引發的政權危機。

  而阮大鋮的「得意」其實也是由復社前輩張溥和周延儒勾結所造成的。復社運作周延儒的東山再起，阮大鋮卻是以賄賂走通了周延儒的門路，花了四萬兩銀子讓他的妹夫當上了鳳陽總督。明朝滅亡之後，馬士英因為擁戴福王有功成為弘光朝內閣首輔，呼朋引類，自然阮大鋮成為他的私黨。阮大鋮當上了兵部侍郎才開始醞釀他的復仇計劃。這一場錯綜複雜的「黨爭」當為天啟、崇禎朝的餘緒，其因果關係錯綜複雜，難以徹底追究，已經很難去分別正義和非正義。

  結論是弘光的小朝廷中依然血雨腥風充滿著刀光劍影，東林黨人和復社的一些成員依然被捲入政治鬥爭。但是當「朋黨」之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南京小朝廷時，清軍的虎狼之師已經迫近長江，準備席捲江南了。弘光小朝廷僅僅苟延殘喘一年便壽終正寢。直等到這個政權被徹底消滅，存在於小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才算結束。黨爭與朝廷共存亡。

  作為天下士子應該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按照顧炎武的話說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讀書人的社團就應該是一個志存遠大、理想崇高，悲天憫人，造福天下，以省世、醒世、警世、淑世、救世為宗旨的組織。但是在理想實踐的過程中，卻因為體制的扭曲而變異，終於在不知不覺中，在功名和利益的驅使誘導下徹底地変真為假，驅善為惡，美好也就變成了醜陋。

  張溥及其復社的發展和演變是個可以使人警醒的實例：大者可以引發對於王朝興盛和衰落的思考，小者可以追索人心人性轉變異化的根源。「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復社的諸種演變，固然已經進入歷史，張溥也已經成為古人，而歷史的鏡像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消失。人性中的各種真善美或者假醜惡都是伴隨著善政德政和暴政苛政所恆常存在的，因此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永久借鑑，而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走向民主法治的光明未來。

  [1] 見《日知錄·卷一三·廉恥》。

  [2] 《韓非子·卷三十五·外儲說有下篇》。

  [3] 《韓非子·卷七·二柄篇》。

  [4]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