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晉朝門閥

  前文我們說過兩晉時期世族的特權，以及其形成與發展到後期所帶給晉朝的危害。而下面將著重分析一下晉朝門閥世族在東晉王朝中的特殊作用。其實，在前邊已經多次講述過東晉王家、庾家、桓家和謝家這些高門大族在東晉朝廷內外呼風喚雨等歷史事實。不過，也正因為晉朝門閥對東晉興衰的影響力太大了，以至於在東晉的歷史上，幾乎看不到皇室對天下的統治，看到的只是各大門閥對朝政的輪流掌控。所以具體談及晉朝門閥從盛至衰的過程，也就從側面反映了東晉王朝自身的興衰。

  門閥世族是秦漢時期世家地主的繼承與發展，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一個特殊階級形式，在上層建築中，他們具有高度的壟斷性。世家地主是指有封國封邑的王侯，門閥世族同世家地主一樣，具有世襲的社會身份和政治經濟特權，而與世家地主不同的是他們所世襲的土地具有私有性，並非封國、封邑，他們掌握的人口也是蔭附於他們的農民，不向國家納稅服役，不入國家戶籍之內。所以門閥世族的經濟來源並不與國稅統一，而是與國稅分離的，更重要的是，門閥世族控制了國家的統治機器，他們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子孫世代居高官顯位，這也就是前邊所說過的士族特權的一部分。

  國家的出現，是階級分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既然是階級社會，就必然有上下等級區分，就如同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對商品資本進行高度壟斷的資本家一樣，門閥世族是封建社會中對土地與權力高度壟斷的上層統治階級。當時在地主階級內，分為已壟斷朝政的「士族」和未能壟斷統治權力的「庶族」。「士族」為了維護其自身的統治地位，有意與統治集團以外的階級拉開距離，也就是所謂的「士庶之際，實自天隔」，於是「士族」集團就具有了影響歷史走向的能力。

  門閥世族的子弟憑藉九品官人之法，占據了朝廷中的高級官位，很多資質平庸的人都因此身居高位。正如《南齊書》中所論：「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這些門閥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是秘書郎、著作郎，正是「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如何則秘書」。如此之多的權貴子弟身居高位，他們有的確實有真材實料，如桓溫、謝安等；有的則是儒生氣十足，但缺少實際的變通才能，如放蕩不羈的周與崇尚空談的殷浩就屬於這種人；而有的則雖受到家學薰陶，與布衣百姓比他們是有知識的大族文豪，但身居高位就成了不務正業，禍國殃民之徒，王羲之子王凝之、謝安弟謝萬都是這樣的昏庸之人。國家用人不能任賢用能，權力為門閥世族所掌握，良莠不齊的門閥子弟又在家庭背景下相互通婚。如王羲之的伯父是王導，他娶的是豪門大族郗鑒之女，而王羲之的次子又娶妻謝道韞，一個關係繁雜的官僚網絡就這樣編織而成。門閥世族崇尚血統，雖並非排斥人才，但為了本階級的利益，眾多身份低微的人才就必然會被埋沒，一代奇才王猛不接受桓溫的聘用，其原因正在於此。所以，東晉的歷史上，雖然在門閥世族中也是人才輩出，但其政權的內部卻有著眾多的昏聵無能的高官，這樣的一個政府就成為一個天生營養不良的畸形兒，其內在的軟弱無力必然會導致其終究無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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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的壟斷離不開強大的經濟基礎。門閥世族的經濟基礎建立在對土地與人口的私有上。蔭附門閥世族的人口不入國家編戶，被門閥世族兼併的土地則不繳納國稅，國家的人口與土地多為門閥世族所占，這也就是為什麼門閥世族可以不去理會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吏，而朝廷地方官吏要想在其統轄區域內站住腳，就必須依賴門閥世族支持。從西晉到東晉，帝王沒有門閥世族的支持，就無法治理國家。東晉的「王與馬，共天下」，其內在的含義絕對不只是說王導在建立東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句話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王導家族在東晉的政治經濟地位，說明了這一家族實際力量的雄厚。在東晉建立初期，琅邪王氏完全支撐了東晉的半壁江山。後來東晉王朝內部風雨不斷，內訌迭起的實質原因就是伴隨著東晉在江南統治地區的擴大，一些門閥氏族迅速崛起，他們為了保證自己家族的利益，進而爭奪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力，由此導致了一次次的武裝衝突。

  那麼門閥世族對國家土地的兼併與人口的掠奪到底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程度呢？西晉時的王戎，其「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東晉的門閥世族比西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封占山澤，聚斂財富。謝安之後謝混，在東晉時官居三品尚書僕射，其家自謝安以後，「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而且謝家經過改朝換代的巨變仍興盛不衰，入劉宋後，謝弘徽仍為三品侍中。另外，在門閥世族土地上的依附民是不繳納租稅、不服徭役的，所以多一戶依附民，國家就少一戶編戶民。加上西晉滅亡以後，大量既不歸國家編戶，也不在世族豪門家籍的流民南渡，他們「多庇大姓以為客」，以逃避賦稅，這樣就使「編戶虛耗」

  的問題變得異常突出，世家與官府間對勞動人手的爭奪也更為尖銳。在《晉書·顏含傳》中，顏含被升任吳郡太守，王導問他：「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顏含回答：「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征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中，欲令戶給人足。」由此可知，在東晉初年，門閥世族對土地人口的掠奪就已經十分嚴重。晉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桓溫進行了一次土斷，史稱「庚戌土斷」，由於將當時眾多的閒散流民編入了戶口，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問題，進行得比較徹底，被史家給予了好評。但「庚戌土斷」並沒有觸及門閥世族的根本利益。

  在東晉門閥政治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士族，是琅邪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以及太原王氏。開啟東晉門閥政治的，當然是琅邪王氏。王與馬的結合，既有偶然性，也是當時政治變化的結果。

  司馬氏與琅邪王氏可「共天下」，而並非與其他門閥世族結合，這裡是有歷史和地域的特殊性的。

  西晉武帝分封諸王，諸王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姻親相連，主臣相托，從而形成了比較密切的個人和家族關係。司馬睿受封為琅邪王與琅邪國內士人交往，形成比較牢固的歷史關係，也就是當然之事。司馬睿之祖司馬炎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琅邪臨沂王祥於曹魏黃初年間為徐州別駕，討破利城兵變，為時人所歌：「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自此以後，王祥威望日隆，歷居魏、晉三公的高職，其宗族繁衍，名士輩出。所以琅邪王氏無須為光大門戶而去結交琅邪王，但琅邪王欲善待國人以廣聲譽，就必須與業已顯赫的王氏家族結交。司馬炎、司馬覲、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歷數十年之久。這樣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的關係就如他們所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

  儘管王、馬的個人關係非同一般，但這種情誼是建立在家族利益基礎上的，是一種互相為用的政治關係。如果家族集團利益與個人情誼發生矛盾，個人情誼也就微不足道了。西京覆沒，元帝將立時，王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的原因也就在於此。正如南宋陳亮在其《念奴嬌·登多景樓》中所寫：「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王、馬的結合，是因政治環境的需要，而當政治環境變化後，王、馬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在王敦死後，琅邪王氏盛極而衰，失去了掌握朝政的能力，而司馬家族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又無法獨挽狂瀾，這樣，順應時事而起的新的門閥家族也就迅速取代了琅邪王氏的地位，高平郗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同太原王氏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先後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面對門閥世族，東晉皇室軟弱無力的原因除了歷史因素外，還有一些名義問題與強藩割據的因素。司馬睿在登上帝位時，只是得到了晉愍帝口頭上的允許，並沒有得到皇權的信物——傳國玉璽。《南齊書》中說：「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為白板天子。」《太平御覽》中也說：「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曰司馬家是白板天子。」這一歷史事實在其他的史書中也多有提及，所以東晉天子就成了一個無信物的自署天子。天子之名不正，也就為王敦與桓溫等世家門閥在作亂時，想要自立為帝提供了方便——天子既然本來就是自署的，沒有信物憑證，那麼這個天子其他人也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東晉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其政局的發展，就成為幾家門閥世族勢力由平衡進入不平衡，經過複雜的演化又進入新的平衡的過程。而這種平衡穩定的取得，往往有賴於強臣中的「處其利而無心者」。如王導、郗鑒、謝安等名臣都屬此流。東晉門閥強大的因素除皇權不振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世族專兵。世族專兵這一現象為東晉所特有，其締造者當為王敦。王敦手握兵權於荊、江諸州，其先後討平華軼、杜弢、王機、杜曾，這些功業的積累，使他有了憑凌晉室的能力。而自王敦以後，東晉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跡，恃兵恣擅，力圖以此鞏固門戶利益，以致多生叛逆。

  門閥世族是由時代所造就，在東晉滅亡時，其勢力也大大削減，在南朝時期就已經無法構成擁兵專權了，但其最後的衰落以至消失，是到南朝後期的事。經過數百年時代的變革，門閥世族在農民起義與戰亂的屠戮中，逐漸衰弱，到南朝後期，「寒門俊才」被廣泛任用，世族的存在也就完全失去了意義，最終門閥世族退出了歷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