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履歷的背後是不懂得生活

  採訪請求獲准後，在北京市大興區某監獄會客室，我見到了郝修平。她給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與我先前在心中所設想的那個形象完全吻合。中等的個兒，稍微偏瘦，顯得有點虛弱。頭上已經能見到不少白頭髮，鼻樑上架著副金邊眼鏡，不是很漂亮，但是非常整潔，舉止也很文雅，渾身上下都透出一股女性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有氣質。我真的很難把眼前的這個人跟頭腦中「罪犯」的概念聯繫起來。

  我們握了一下手，然後隔著桌子面對面坐下。我突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郝修平的學位，才識都比較高。出事之前，她的社會地位也比較高，要是我早些時候認識她的話，肯定就不是採訪她的犯罪心理，而是報導她的成功事跡了。世事就是這樣變幻莫測，捉弄人。我了解郝修平過去的輝煌，她那條從小學，中學，大學再是碩士，博士、博士後直至女科學家的人生之路正是我們每個人兒時曾經做過的夢，那曾經是我們為之奮鬥的最高目標。所以，我從心底就欽佩她。

  我稱呼她「郝老師」，接著說明了自己的來意，她遲疑了一會，看了我一眼，然後點了點頭。

  我18 歲那年考上的大學，讀的就是物理專業。我家在農村，沒去過農村的人真是不知道那時候農村的苦。我從小學習就很好，因為我實在不想在那塊地方待下去了，所以就拼命地讀書，下了狠心要考出去。我父親挺開明的，沒有說因為我是個女兒就不讓我讀書，他看我努力的樣子很高興，就說我一定會考上，為家裡爭光，於是，他就自己勒緊褲腰帶供養我。

  父親是前年去的世，一生操勞，就是為了我們幾個兒女。他臨終的時候，拉著我的手，一直念叨著我的名字，他已經說不出話了，但我知道他想說的話，他很幸福，因為女兒為家裡爭了光。可是，他哪裡能料到我竟然會有今天呢？

  

  我明顯感到郝修平的鼻音濃重起來。她摘下了眼鏡，擦了擦眼睛，又重新把眼鏡戴上，儘管愧疚，感傷，但一切又是那樣的從容、平靜。

  我上大學的時候，家裡實在是困難，最後是父親狠狠心，把還未出欄的兩頭豬賣了，再加上家裡向親戚借的錢和鄉親們自動湊的一點錢，總算是讓我到了北京，跨進了校門。

  我們那會兒大學不收學費，而且每月還有助學金，不像現在。工作一般也有保障，所以許多人進了大學後就像進了保險箱，捧上了鐵飯碗，於是就不怎麼學習，天天只是玩。但我不行啊，我什麼都得靠自己，而且從小就養成的努力學習的習慣使我總覺得沒事就去玩是浪費時間，心裡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同學們見我這個樣子，就不再拉我去玩，說我是書呆子。

  我想啊，學生就是以學為生，就是讀書，讀書能談到書呆子的境界，還不容易呢，有什麼不好？我樂意做一個書呆子。不過，現在回過頭看看，當時是有點錯了，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大學四年，我沒看過一場錄像，一場電影，從沒玩過撲克，從沒出去郊遊，跳舞什麼的就更不用說了，最多就是去操場打打羽毛球，也是衝著鍛鍊身體去的，不是純粹為了玩。記得大三時，我們班裡有個男生跟與我住同一宿舍的女生打賭，說如果有誰能說服我去看場電影，他就請全班同學出去吃頓飯，結果我宿舍的那些姐妹們輸了。那時候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種樣子在我上了碩士研究生時也沒有多大變化。

  其實，我當初那個樣子，雖然與我的性格、習慣有關，但也是給殘酷的現實逼出來的。我家裡沒有錢，更沒有什麼背景，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學習，這是我唯一的路，而且，父親對我期望很高，他在千里之外的家裡看著我，我感覺得到那種目光。這樣一來，經濟和和道德上的雙重壓力使我不得不努力，努力再努力。

  「你是北京人嗎？」

  郝修平突然問我，我點了點頭。

  北京的本地人永遠不會知道外地人在北京的感受，不會理解和體會到外地人要想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艱難。我孤身一人，舉目無親，就像大海里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被風浪吞沒的危險。我沒有別的資本，唯一的優勢就只能是自己的學習和才識。

  我的努力學習沒有白費，本科畢業時，我是全班第一名，於是就被免試推薦直讀研究生。選導師時，系裡那些導師都爭著要我，因為我踏踏實實，心無旁鶩，做起實驗來特別認真，捨得花時間，而且，我的基礎知識紮實，導師只要稍微指點指點，不用費什麼心思。一時間，系裡搞得還沸沸揚揚的，最後系主任要了我。

  我上研究生的時候，大概就有二十四五歲了吧。我身邊的許多女同學都幾乎有了男朋友，我沒有。一方面，用不著說，我的長相放在這，而且我又不會打扮，另一方面，我整天呆的地方就是教室、圖書館，當然還有宿舍，面對的不是實驗儀器就是書，那些諸如溜冰場，舞會等等的娛樂，社交場合我根本就沒去過，後來讀博士時，同學強拉著我去過一兩次，總算知道了在什麼地方。即使去了，我也適應不了那種環境，自己又不會玩，像個傻子一樣晾在那兒，覺得沒什麼意思，過不了多久便走了。其實，我現在知道那些地方還是很好玩的。可是，正是我知道了這些，才使自己落到今天的地步，我要是一輩子都不知道這些地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