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辯論社的隱形歧視：為少數派而戰
2024-09-26 12:21:16
作者： 賽茜
許多人都是從我在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的辯論視頻開始，知道「賽茜」這個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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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承認，牛津辯論社賦予了我巨大的光環。這個從1826年建立之初開始，就集智慧、思辨、榮譽為一體，享譽世界的辯論社，也是我長久以來的心之所向。
這裡擁有最佳的辯論土壤，也是爭議性話題的探討良地，同樣，也有眾多名人在這裡完成他們精彩的演講。從愛因斯坦、邱吉爾、麥可·傑克遜到史蒂芬·霍金、摩根·弗里曼，甚至是《權力的遊戲》劇組，都在這裡留下過思想的痕跡。20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在「水門事件」後，首次公開演講的地點，就是牛津辯論社。這裡成就了數十個國家首相和總統，也凝練了無數的智慧言論。
幾乎每一個進入牛津的學生，都嚮往著這裡，包括我。
進入辯論社的過程，不可謂不艱難，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個人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一部分我會在下一章節更詳細地分享。在這一章我更想分享的，是我進入牛津辯論社後，感受到的光環背後的「陰影」。
與其他學社不同，牛津辯論社的入社費用就要3000元人民幣，這對於英國那些貸款上大學的同學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費用上的門檻使得辯論社的成員普遍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公爵學校出身的富家子弟；第二類是有著政治野心的同學。雖然有些刻板印象，但從實際情況來說，大部分都是非常具有自信、目的性極強的白人精英男性。
幾乎在每一次辯論社選舉時，我都是少數在場的，甚至是唯一的女性，更別提亞洲女性了。
進入辯論社後，我感受到了強烈的少數派帶來的「異化感」。相信大家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固有語言系統、話題會變成一道堅固的牆，它們無形地把你隔離在主流之外。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我9歲來到異國他鄉努力適應語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談論、了解和計劃著在辯論社的未來了，大家對於學社的歷史文化說得頭頭是道，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另類的壓力。
但我憧憬的，是與全球頂尖辯手們交流的機會，把這個核心目標記在心裡後，行動就會變得純粹。大學第一年的我克服了「圈子式」的文化隔離帶來的不適感，幾乎每日都忙於辯論社的活動中。假期時，我也都會留在學校，和辯論社的其他委員們一起策劃和執行下學期的8場辯論。
回顧當時來到辯論社正式上任的第一天，所有的委員都聚在了一個有著百年歷史的會堂里。長達8個小時的頭腦風暴，我們篩選辯題，從哲學、地理、政治到藝術，否定了數十個選題。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精心準備的「科技帝國與社會關係」的選題，幸運地成為8個辯題中的一個。
當我接到通知能以二辯的身份出席「科技帝國威脅社會」這場辯論時，距離辯論賽僅剩4天。
這意味著，我只有4天的時間可以準備，在牛津每周3篇論文的繁重的課業下，我需要拿出200%的精力，來對待這場辯論賽。
最不幸的是，我發燒了。
但我知道，人生的高光時刻，都是在至暗的黑夜之後發生的。這樣一個機會對於社裡一些白人精英男性來說，可能非常正常，但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我做了充足的準備，並在有限的選擇中，穿上了自己的最高儀式禮服（White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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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歡迎辯論社委員、來自聖凱薩琳學院的賽茜。」（We now welcome Cecilia Zhao from the Secretary’s Committee, St Catherine’s College.）伴隨著辯論社主席的介紹，我終於迎來了發言的時刻。
站在發言台上，迎面對著我的是500多名牛津的學長學姐，以及一台錄像機。
我開始發言，準備好的發言稿就像電影一樣，早已在我的腦海里演練過千百回。
感謝一切，那18分鐘，我有好好地享受。
演講完的那一瞬間，我甚至有一些恍惚，過往10多年的努力，曾經受到的質疑、排擠和孤獨好似一下都感覺值得了。現在我在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辯論社，為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發言。
我想起了曾經因為母親向老師求情，而在廁所偷偷哭泣的那個懦弱的小女孩。
隔著時空的距離，我仿佛看到了她，她仿佛也看到了我。
我仿佛聽到她說，謝謝你，成了我想成為的大人。
辯論結束後，生活一如往常的平靜。然而在兩個月之後，一切忽然發生了變化。有一天，幾個辯論社的同學讓我打開網站，我才發現我的辯論視頻在一個月內竟然達到了50多萬的播放量。
大家調侃我「一戰成名」了。
但事情的發展並不一定全是正面的，大量的關注淹沒了我，是的，「被淹沒」（Overwhelming）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那些好的、壞的評論，就像湖底被攪動後翻湧而起的泥沙，向我襲來。
作為一名亞洲女性，我的面孔是具有爭議性的；我的種族、性別，成為別人熱議的對象；我的身材、穿著，成為遭受攻擊的靶子，那些充滿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男性凝視的言論，像刀子一樣向我扎來。
懦弱、退縮，不是我的風格。對於讚美，我欣然接受；對於惡評，我也會以直報怨。
因此，當我接到央視和鳳凰衛視紀錄片的採訪時，我決定把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講出來。
「我是一名女性，更是一名亞洲女性。我要付出300%的努力才能與這些白人男性站在同樣高的平台上。」這是在整段紀錄片中不斷被重播的一句話。
誠然，作為牛津主流之外的人群，我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跟別人站在同一個舞台上，甚至當我站在這個舞台上後，依然會因為我的性別、種族而遭到各種各樣的揣測、質疑。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放棄為自己爭取權利的機會。不僅要爭取，也要為和自己一樣的人勇敢地發聲。
我非常感恩牛津辯論社，是它給了我展現自己、為少數派發聲的機會。
牛津大學的學生創建這個辯論社的初衷，是希望在當時言論自由受到壓制的年代，給大家提供一個可以無憂無慮發表言論、進行辯論的地方。
這裡堅信言論自由至上，奉行暢所欲言、言無不盡。時至今日，它依然堅持著這個原則，我的存在，就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