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末年和清兵進關初期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

  為了探討清初的社會矛盾，需要先回溯一下明末的社會情況。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滿族是生活在我國領土上的古老民族之一。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滿族同漢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保持著密切的交往，為祖國的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當漢、滿統治階級的私利發展到了無法調和的時候，民族矛盾就可能激化成武裝對抗。明朝萬曆年間，由於漢、滿統治階級利益的衝突，這兩個長期友好相處的兄弟民族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起來，從萬曆年間直到明王朝覆亡，戰禍連綿，鬥爭是相當激烈的。然而，就當時的整個社會矛盾而言，漢、滿民族之間的矛盾仍處於次要地位。當時全國的主要矛盾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1]由於朱明王朝中、後期的日趨腐朽，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越來越重，激起了各地農民的強烈反抗，終於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明末農民戰爭。

  崇禎皇帝朱由檢是個自視甚高、剛愎自用的人。他繼承皇位時，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經極度激化。但他對於朱明王朝覆亡在即的形勢並沒有什麼認識，仍然幻想在他的統治下把起來反抗的農民鎮壓下去並且挫敗關外少數民族的騷擾。朱由檢曾經神氣活現地說過：「那漢、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將流寇平了，卻用全力制敵（指滿洲貴族武裝），有何難事？」[2]他手下的一些臣工也在奏疏里認定「流寇」是「腹心之患」，而關外的滿洲貴族不過是「癬疥之疾」。在懾於農民起義洶湧澎湃地發展時，他曾經考慮過向滿洲貴族訂立停戰協定。而當時滿洲貴族也自知力量有限，還沒有取代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中央政權的野心，多次表示願意和談。這些都說明在明初滅亡、清兵進關以前，國內階級矛盾是主要的，民族矛盾僅占次要地位。

  清兵進關以前，全國範圍內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進關以後，在一段時間裡，主要矛盾仍然是階級矛盾。

  明清之交的那一年，即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在中國歷史上是風雲變幻的一年。這年的春天，漢族居住區的農民戰爭已成破竹之勢，明王朝的統治有如摧枯拉朽，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在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後期，漢族地主階級的動向是：一部分官紳、地主懾於起義軍的兵威，力圖躋身於起義農民建立的大順政權，準備以新瓶裝舊酒的形式重建以漢族為主體的地主階級專政；另一部分漢族地主豪紳則站在大順政權的敵對方面，竭力維護土崩之勢已成的朱明王朝。

  關外的滿洲貴族這時已經吸收了一批漢族地主階級人物參加統治集團，力圖最大限度地利用漢族內部的階級鬥爭，攫取漁翁之利。他們由於同明王朝的多次秘密和談未能達到不費兵卒安享「年費」（即以合法形式通過明朝廷分享漢族勞動人民的勞動果實），就一度轉而考慮聯合起義農民推翻明王朝，掠取部分勝利成果。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遲起龍等人取道蒙古部落地區給大順政權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3]這封信送到陝北榆林時，李自成已經率軍大舉東渡黃河，攻占了山西、河北的廣大地區。從遲起龍的回稟並參考其他材料可以得知，清廷要求同起義軍「協謀同力，並取中原」的書信送到了奉李自成之命鎮守榆林的大順軍將領王良智手裡，王良智閱信後給了一封回書，並將原信退回，告以把來信內容「奏知他主上去了」。從後來的情況看，李自成對清廷的提議，沒有予以考慮。

  山海關之戰和這次戰役後大順政權管轄區內漢族地主階級的紛紛叛亂，拜表歸順清廷，表明滿洲貴族的入關和入關後的一段時間裡，是滿、漢地主階級勾結起來共同鎮壓起義農民，重建地主階級統治。而在南方的漢族地主階級得到消息以後也莫不舉手加額，齊聲喝彩。這說明，清兵進關的初期，中國社會矛盾主要是階級矛盾。

  清兵占領北京以後，開初並沒有明確的一統全國的計劃。多爾袞等滿洲貴族的最高統治者對於漢族居住地區這個龐然大物究竟虛實如何還心中無底。因此在方針上不過是想在華北地區儘可能地多占領一些地方。下面一些材料反映了這種情況：

  當時正在北京的張怡記載說，多爾袞剛入北京，下令為崇禎舉哀三日，然後剃髮改制。「薙（剃）發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薙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畏，非一統之策也。』九王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4]

  六月初一日，清攝政王多爾袞頒詔江南，擺出一副弔民伐罪的架勢，大罵李自成起義軍，自誇功德，目的是為滿洲貴族攫取漁翁之利披上一件堂皇的外衣。然而在措辭上還是留有餘地的。詔書中說：「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清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詔書下文又說：「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讎。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養。布告天下，咸使聞知。」[5]詔書的措辭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它反映了多爾袞等清廷決策者對於自己的實力究竟能夠控制到多大的範圍還沒有把握。因此一方面把政治統治暫限於河北、河南以及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漢族地主可以「輔立賢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設下種種藉口，以便一旦條件成熟時，可以立即宣布江左政權並非明朝的「賢藩」，而是「民之蟊賊，國之寇讎」。那麼，「移師南討」就師出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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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談遷記載，弘光朝廷在得到大順軍在山海關之戰中失利被迫撤離北京的消息以後，曾經招募了一個姓何的南京人授以副將銜前往北京封吳三桂為薊國公，賜誥券。到達北京後，吳三桂因為已經剃髮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對南明的詔誥根本不放在眼裡，原封不動地呈送給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在南城召見這位何副將。從多爾袞與何某的談話可以看出，滿洲貴族進占北京的初期，曾經考慮過南北分治。[6]

  清廷態度的變化，是在漢族大地主親滿派的直接影響下發生的。自清兵占領北京以來，為數眾多的漢族大地主、官紳由於飽嘗了起義農民的鐵拳，一旦滿洲貴族入關給他們打跑了農民軍，並且宣布恢復地主階級統治的舊秩序，連那些一度「從逆」的官僚只要歸順清朝也一概官復原職，這就足以使他們感到恩同再造，把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搖身一變成了清朝的新貴。河南歸德府人士宋權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原是明朝的順天巡撫，李自成起義軍一到，他為了身家性命計，鑽進了大順政權任順天節度使，實際上是潛伏了下來。清兵進關，他趁大順軍遭受重大挫折之機，發動叛亂，把大順軍留守遵化地區的將士一網打盡，賣身投靠了清朝。他說：「我明臣，明亡無所屬，有能為明報仇殺賊者，即吾主也。」[7]這句話頗能反映當時黃河流域受到大順農民軍打擊的一大批漢族大地主那種喪家之狗的心情。當清廷命他「巡撫如故」時，宋權立即感激涕零，首獻治平三策，說「四海可傳檄而定」[8]。原明朝御史柳寅東也在甲申六月上言，為清廷出謀劃策說：「時已屆秋，廟堂宜早定大計。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欲圖西賊，必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收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須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9]攝政和碩睿親王是其言。

  在漢族親滿派的影響下，清廷多爾袞等人的態度日益驕橫。甲申七月，多爾袞致南明弘光朝廷大學士史可法的信件中口氣就大變了，強詞奪理地指責弘光朝廷是「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並斷然聲稱，「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10]

  「對晚鴉，江南一半殘霞。」甲申五月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是個非常昏庸腐朽的政權。在它存在的一年時間裡，始終對起義農民持敵視態度。它滿足於偏安江左，沉浸在一片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虛幻太平景象中。

  弘光皇帝朱由崧和他的大小臣工們有個如意算盤，就是讓清兵去撲滅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起義，通過所謂的和議把漢族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勞動生息的土地劃出一部分獻給清廷作為酬勞。在付價的多少問題上雖有分歧，然而在以農民軍為敵、借滿洲貴族為助這一基本點上卻幾乎是上下一致的。這就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的本質。甲申八月，弘光朝廷派出以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三人為代表的北使團。行前，弘光「命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為界。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11]。史可法常常被人們描繪成同馬士英針鋒相對的抗清派，其實他在清軍南下以前，一直抱著聯「虜」殺「賊」的幻想不放。例如，他在《請遣北使疏》中就曾說過：「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舒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至於清兵，他的看法是：「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即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12]

  正是在弘光朝廷一廂情願地制定的「借虜平寇」政策的指導下，以朱由崧為首的南京當權集團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毫無作為，過著苟且偷安的日子。我們從弘光小朝廷處置降順和降清官僚士紳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這個政權是怎樣區分敵友的。它在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主持下，大興「順案」，對所謂「從賊偽官」分六等定罪。而對降清的吳三桂卻認為有功社稷，甚至在「舉朝皆知吳三桂無心本朝」的時候，仍加封吳三桂父、祖為薊國公，遣使清廷時還專門給吳三桂帶上一份厚禮，加以進行聯絡。

  就在弘光政權把希望寄託於左懋第北使議和的時候，順治元年十月下旬，清廷決策分兵定向，征服全國。它派英親王阿濟格等率領一支軍隊進攻陝北，鎮壓李自成起義軍；同時命豫親王多鐸等率領另一路大軍南下進攻南明。十月二十四日，檄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人等曰：「爾南方諸臣當明國崇禎皇帝遭流賊之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尚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賊為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13]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清廷的決策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的，因為當時清軍的戰鬥力雖然比較強，但人數相當有限。多爾袞等人把自己的主力分別投放在相隔數千里的兩地同時發動大規模戰役，在戰略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僅在一旦受挫時勢必呼應不靈，而且大軍既出，整個華北地區清軍的守御力量非常虛弱。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卻幫了清廷的忙，使它為時不晚地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就在清軍分兵作戰的關鍵時刻，大順軍在河南懷慶地區發起了反擊戰。這年十月，大順軍攻克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濟源、孟縣一帶，清軍提督金玉和被擊斃於柏香鎮，叛將董學禮部也傷亡慘重。如果多鐸仍按原計劃統兵南下，即便腐敗透頂的弘光朝廷一觸即潰，大順軍於懷慶得手以後，完全可以乘清兵後方空虛，取道長治直指北京。大順軍的懷慶反擊戰使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如夢初醒，火急下令改變多鐸的進兵路線，暫停南下，掉過頭來向懷慶進軍，取勝後渡黃河攻潼關，同阿濟格所領清軍夾攻西安。這就是說，由於大順農民軍在懷慶地區展開反擊，吸引了全部清軍主力，才推遲了弘光朝廷覆滅的時間。當時在整個東部地區清軍的兵力十分薄弱，弘光朝廷如果稍有戰略眼光，乘此機會北收山東、河北，未嘗不是一種自強之道，客觀上牽制了西進的清軍，對大順政權的抗清鬥爭也是一種支援。一部分南明官僚對當時的局勢也是有比較清醒的估計的。如江西總督袁繼咸在疏中就曾指出：「闖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懼。虜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滅，非江南誰事？」[14]山東總督王永吉曾經派人前往北京偵探消息，得知「建州精騎盡往征闖，北直、山東一帶皆單虛」，因此向朝廷建議說：「若簡驍勁馬、步二支疾趨沂濟，為奇兵電掣星馳，計日可復二城。若二城復，兗、濟、臨、德遂成破竹。諸軍輻輳，聯絡犄角，攻其無備，必建奇功。」[15]這些主張以抗清或防清為戰略重點的合理意見卻被弘光決策當局束之高閣，根本不予理睬。這年十一月，史可法上疏朝廷說：「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清必南窺……是和議斷斷不成也。一旦寇為清並，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16]說明他對於清兵將成為弘光朝廷存在的主要威脅，並不是毫無察覺。然而，地主階級的反動本性卻決定了他念念不忘的是所謂君父之仇，無法懂得唇亡齒寒、禍起蕭牆的道理。於是在清軍傾巢西向夾攻農民軍時，這個督師大學士竟在疏中愚不可及地建議：「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那位「萬事不如杯在手」的弘光皇帝看了奏疏以後「優詔」答曰，「朕於皇考、先帝深仇，朝夕未嘗去念」，接著叫了一陣沒錢支餉的苦，只是頒發了一道「討賊詔書」就算萬事大吉。[17]正是由於弘光小朝廷的瘋狂敵視人民，加以文恬武嬉，毫無進取之心，才使清廷各個擊破的戰略得以逐步實現。

  明遺民張岱曾經說過：「弘光痴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18]張岱對於弘光朝廷的腐朽做了深刻的揭露，卻沒有看到南京小朝廷覆滅的根本原因在於認敵為友，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絲毫沒有改變朱明王朝敵視人民的反動立場。所以，一旦清兵南下，這個喪盡民心的政權立即土崩瓦解就是很自然的了。

  順治二年五月十日，清軍渡江，弘光小朝廷作鳥獸散，非逃即降。六月初八日，明潞王奉弘光太后之命監國於杭州。這個被一部分明季官紳推崇為「賢藩」的朱常淓卻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監國兩天之後清牌至杭州，就在浙江巡撫張秉貞等人的慫恿下「從閹弁之議，甘心降清」[19]。弘光和潞王的相繼覆亡，標誌著南明最高統治者妥協投降政策的破產。南方的漢族統治階級終於認識到滿洲貴族所建立的清政權不僅是起義農民的死對頭，也是漢族地主階級政權的最大威脅。原先幻想「借虜平寇」、分治天下的迷夢，被清軍南下的鐵騎沖得煙消雲散了。從此抗清派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