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李自成的犧牲和大順政權的失敗

  清軍占領西安後，多爾袞命多鐸按原計劃移師進攻南明弘光政權，阿濟格部由陝北南下追擊大順軍。這時李自成正帶著軍隊進至河南內鄉一帶。據說，李自成曾有意直趨南京，搶在清軍之前占領東南財富之區，由於顧君恩的竭力勸阻，才決定南下襄陽、承天。[53]阿濟格受命進攻陝北時，曾經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馬匹，受到攝政王多爾袞的嚴厲訓斥，責成他「將流寇餘孽務期剿除，以贖從前逗留之咎」[54]。阿濟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區官員之後隨即率師南下。當時大順軍在數量上仍然超過清軍，但是連續大敗之後，士氣低落，撤退時又拉家帶口，行動遲緩。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內鄉後，在這裡停留了較長的時間，直到阿濟格部清軍追了上來時，才於三月十八日拔營南下湖廣。[55]

  據阿濟格向清廷的報告，這年三月到四月，清軍先後在河南鄧州，湖廣承天（今鍾祥）、德安（今安陸）、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陽新縣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戰八次，大順軍都被擊敗。[56]這裡所說的八次戰役，並不都是大順軍主力同阿濟格部清軍展開的正面交鋒，但反映了大順軍從西安撤退下來的行經路線和清軍的追擊情況。[57]

  三月，大順軍由承天進抵漢川、沔陽，南明鎮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總督袁繼咸以為大順軍將沿長江北岸向南京進軍，就帶了一部分軍隊趕往蘄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應。大順軍卻從沔陽州的沙湖和對岸簰洲之間渡過長江，在荊河口擊敗左良玉部將馬進忠、王允成的駐防軍，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嚇得魂飛魄散，只好借著「北來太子」[59]問題大做文章，打起清君側的旗幟，聲稱要打到南京，討伐馬士英、阮大鋮。左軍於三月二十三日全師東下後，武昌遂無駐軍，李自成乘機占領該城。

  李自成當時的計劃是奪取東南作為抗清鬥爭的基地，所謂「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60]。到達襄陽時，他麾下的士卒有從西安帶來的十三萬，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陽、承天、德安、荊州四府駐防的七萬人調集隨營，合計二十萬眾，「聲言欲取南京，水陸並進」[61]。李自成把襄、荊四府的駐防軍調隨主力東下，是因為同清軍爭奪南京，需要這支比較完整的生力軍。但是，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當時負責鎮守德安的大將白旺就曾提出意見，認為這些地方經過一年多的經營，已經比較鞏固，駐防軍也不弱，應當固守。但這個正確的建議沒有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沒有辦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當阿濟格部清軍尾追而來時，大順軍後方空虛，根本沒有力量阻滯清軍前進。

  李自成剛到達武昌不久，清軍就跟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62]。劉宗敏、田見秀領兵五千出戰，敗還，大順軍只好棄武昌東下。[63]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順軍當時向東南方面進發，戰線拉得比較長。南明江西等地總督袁繼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報告：「闖賊下走蘄黃，上犯荊岳。」[64]所以他當時派出署總兵鄧林奇等增援蘄黃，自己則準備帶副將汪碩畫等領兵往江西袁州，防備大順軍由岳陽進入湘贛。

  由於大順政權沒有留下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沒有適時地組織必要的反擊，只是一味地東進，這種顧前不顧後的做法終於招致了慘重的失敗。四月，清軍追至陽新富池口，趁大順軍不備沖入營壘，使大順軍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大順軍久歷戰陣、功勳卓著的大將劉宗敏被俘，軍師宋獻策、明降將左光先、李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隨軍的將領家屬也被清軍俘獲。劉宗敏和李自成的兩位叔父當時就被殺害，宋獻策和左光先卻可恥地投降了。[65]就在這前後，丞相牛金星認為大勢已去，竟然不告而別，開了小差。牛金星的兒子牛佺原任大順政權的襄陽府尹，在大順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也認賊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為黃州知府，後來又升任湖廣糧儲道。牛金星逃離大順農民革命隊伍後，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著老太爺的清福，直至壽終正寢。[66]「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以一個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過的生活道路確實是耐人尋味的。

  大順軍在湖廣陽新、江西九江連遭重大挫折之後，東下的去路已被清軍截斷，所掌握的數萬艘船隻也被清軍掠奪一空，多鐸部清軍已由歸德（商丘）、泗州直趨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無法實現，不得不掉頭向西南方向進軍，準備穿過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廣南部。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廣通山縣境九宮山下，突然遭到當地地主武裝[67]襲擊。當時跟隨在他身邊的只有義子張鼐和二十八名戰士。地主武裝見兵馬不多，就一擁而上。二十八名戰士先後被擊殺，李自成也在搏鬥中壯烈犧牲。關於李自成犧牲的情況，明末清初人士費密所著的《荒書》里有這樣一段記載：

  自成親隨十八騎，由通山縣過九宮山嶺，即江西界。山民聞有賊至，群登山擊石，將十八騎打散。自成獨行至小月山牛脊嶺。會大雨，自成拉馬登嶺。山民程九百者下與自成手搏，遂輾轉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殺之，刀血漬，又經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鏟殺自成，不知其為闖賊也。武昌已系大清總督，自成之親隨十八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縣，九伯不敢出認。縣官親入山，諭以所殺者流賊李自成，獎其有功。九伯始往見總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經歷。[68]

  關於李自成犧牲的地點和時間，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地點問題有通城說[69]，通山說，辰州說[70]，新昌（今江西宜豐縣）說[71]，等等。有的書說李自成並沒有犧牲，而是病死於羅公山[72]；甚至說他兵敗以後遁往湖廣石門縣夾山寺[73]，或湘黔交界的清水江畔野寺[74]，或山西五台山[75]當了和尚。史學界在一九五六年考證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縣[76]，其說良是，茲不贅。時間問題，《明史》載於九月，他書或作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以至順治三年，主張石門為僧說的人甚至認為「李自成」（奉天玉和尚）圓寂於康熙十三年，但絕大多數都是依據傳聞和推測。近年來，學者多傾向於五月說，但究竟在五月的哪一日，尚無定論。康熙四年《通山縣誌》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77]同書又說：「程九伯，六都人。順治二年五月，闖賊萬餘人至縣，蹂躪燒殺為虐，民無寧處。九伯聚眾，圍殺賊首於小源口。本省總督軍門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經歷。」[78]與大順軍相比，程九伯等地主武裝在力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當時的各種文獻都說，他們之所以敢於向李自成及其隨從發起攻擊，是因為不知道出現在面前的這支小隊伍就是聲名赫赫的大順軍，更不知道其中就有大順皇帝在內。何騰蛟在前引疏中就說：「闖勢實強，闖伙實眾，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緣故就在於「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翦滅……」[79]所以，如果大順軍大隊人馬奔馳而來的話，這種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李自成帶著近三十名隨從，行進在大隊人馬之前（作為全軍統帥也不可能距離大隊太遠）[80]，鄉團練見來人不多才敢於上前尋釁。在劉姓伴當逃回報告「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馬下」的噩耗後，大順軍「滿營聚哭」[81]，部下將士對通山縣一小撮地主武裝立即實行報復性打擊乃是必然之事。就是說，李自成倉促遇難，同大順軍在通山的「毀戮四境」應是同一天發生的事。如果這一推斷能夠成立的話，李自成犧牲的日期，可初步確定為順治二年五月初四日。[82]其他材料也有助於推斷李自成遇難的日期。康熙《寧州志》載，大順軍攻克寧州是在五月十三日。[83]江西寧州（今修水縣）同湖北通山接境，大順軍在領袖遇難以後必然要經過一番料理，將近十天之後這部分大順軍才進抵寧州，也在情理之中。

  李自成這位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犧牲了。他把一生獻給了反對階級壓迫和滿洲貴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業。在他領導下，受盡欺凌壓榨的貧苦農民挺起了腰，抬起了頭，向腐朽透頂的明王朝進行了勇猛的衝擊，在廣闊的土地上蕩滌了官紳地主的污泥濁水，推翻了以朱由檢為頭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犧牲時為止，他所領導的大順軍以大無畏的氣概，獨立地承擔了抗清鬥爭的全部重任，為爾後二十年的抗清鬥爭揭開了序幕。以李自成為代表的明末起義農民們創建的豐功偉績，將永遠光照史冊，受到後世人們的景仰。

  

  [1] 王度：《偽官據城記》，引自《荊駝逸史》；又見康熙《泰安州志》。

  [2]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殷淵傳》。

  [3]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載，當地鄉紳盧世、趙繼鼎、程先貞等發動叛亂時，「求得王孫朱帥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載，以朱帥金炊名義發布的檄文中有：「聞吾君猶存六尺之孤，況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復之不遠，識中興之有期」。可見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復明朝相號召的。朱帥火欽（按：有的書寫作朱帥金炊，有的書寫作朱帥火欽，此據順治元年朱帥火欽本人給清廷的啟本）原為明慶藩宗室，崇禎年間換授為北直隸香河知縣。他的濟王稱號是冒牌的。《德州志》諱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縣誌》卷七，《秩官志》記載：「朱帥金炊，宗室換授，陝西寧夏人……值李闖犯闕，遂率健卒至山東德州，為州人共推立為濟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藏有「山東濟王府兵部主事臣張呂韜」在順治元年七月給清廷的奏本。

  [4] 《清世祖實錄》卷五載大同總兵姜瓖啟本中說，他「恐無主生亂」，故立棗強王朱鼎，被清攝政王多爾袞斥之為「大不合理」。

  [5] 《甲申傳信錄》卷首原序。

  [6] 宋犖：《記文康公遵化平偽始末》，見光緒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紀事中》。按，宋犖是宋權的兒子，文康公即宋權。宋犖在這篇文章里，竭力掩蓋他父親曾經投降過大順政權。可是在敘述經過情形時又一再露出馬腳，如說大順軍守將黃錠見宋權時「向上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吳偉業在《綏寇紀略》卷九中記遵化事變即取材於這篇文章。

  [7] 順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吳惟華揭帖中說：「風聞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韓文銓今為節度使矣，李若星為直指使矣，總兵陳永福為權將軍矣。城內兵馬約有一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頁。

  [8]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三，《叢紀》。

  [9] 康熙四十七年《平陽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臨汾縣誌》卷五，《兵氛》。

  [10] 參見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營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縣誌》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縣誌》卷五，《祥異》。

  [11] 康熙五十一年《太谷縣誌》卷五，《祥異》。

  [12] 康熙二十五年《滑縣誌》卷十，《叢志》。

  [13] 《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五三頁。

  [14] 清國子監司業薛所蘊順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5] 《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六二頁。

  [16] 趙士錦《甲申紀事》中說：「其尚書皆留守陝西，每府（指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一侍郎從征，稱行在。如吏政宋企郊、戶政楊建烈、兵政喻上猷、刑政陸之祺、工政張璘然及（禮政鞏）焴，皆侍郎也。」

  [17] 征西前將軍大同總兵官姜瓖塘報，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五八頁。關於高一功是否曾隨李自成東征的問題，現在還不清楚。乾隆二十年《豐潤縣誌》卷六，《雜記》載：「明莊烈帝末年四月，流賊李自成率兵東行入豐潤，居於西察院，於牆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眾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閱視戰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問何人，曰生員也。即令戴巾，云：有人問即雲是我將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記不誤，那麼高一功不僅參加了東征，而且參加了山海關戰役。由於目前只是一個孤證，暫按高一功在大順軍東征前後一直守陝西綏德的說法。

  [18] 康熙十一年《垣曲縣誌》卷十二，《兵亂》；雍正《臨汾縣誌》卷五，《兵氛》。

  [19] 順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0] 順治元年七月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1] 金之俊：《賊謀甚狡疏》，見《息齋集·佐樞疏草》。

  [22]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七四頁，《直隸真順廣大巡按監察御史衛周胤揭帖》。

  [23] 左懋第：《蘿石山房文鈔》卷一，《辭闕效言疏》。

  [24]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二，《紀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見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紀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紀事志·歷代紀事》。

  [25] 康熙四十一年《永寧州志》卷八附《災祥》。原文記載，大順軍克城後，「在城庠士被殺死者百七十人」，可見參與崔有福叛亂的骨幹都是紳衿地主。

  [26] 順治四年七月清陝西巡撫黃爾性題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題本中說到，大順政權中部縣令陳尚新在「李賊通行免追比」之後，竟然把追到的一筆贓銀五百兩「侵扣入己」。同一內容又見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書吳達海等《為貪婪偽官匿藏偽印事》題本，亦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7] 順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8] 張縉彥：《菉居文集》卷二，又見《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9] 王繼文：《乞恩查減荒糧以實國賦以存殘黎事揭帖》，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又見順治十四年《麟遊縣誌》卷三上，《田賦》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順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撫馬國柱題本中，說到大順政權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軍一名，其餘二丁供田三十畝，銀十二兩」。這項措施不知道是哪一個月開始的，就內容來看屬於軍屯，徵收的籽粒銀每畝高達四錢銀子，是相當重的。

  [30] 《清史列傳》卷七九，《吳惟華傳》。

  [31] 蔣良騏：《東華錄》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調往山西。

  [32] 見多爾袞致唐通書稿，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二九頁。

  [33] 唐通降清以後被封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權，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後，大順政權把他的家屬處斬，家產沒收，給予了應得的懲罰。見順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4] 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 陳永福何時何地降清未見到明確記載。但順治五年八月，清廷給投降將領授職時，陳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見《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清世祖實錄》把陳永福的名字誤寫為陳有福，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

  [36] 康熙十一年《束鹿縣誌》卷七，《仕跡列傳》，劉昆：《馮中丞傳》。

  [37] 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八，《祥異》，附《兵燹》。

  [38] 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總督吳孳昌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9] 李介：《天香閣隨筆》卷二。

  [40] 同2。

  [41] 《豫變紀略》卷六說：「是時，賊在西安，所謹備者北邊耳，潼關謂有劉宗敏可無慮。及聞英王將南下，懼弗支，則調關中兵悉往應之。而其實英王尚遠未來也。豫王抵潼關，關中卒無幾人，遂長驅而入。賊方籌謀御北鄙，而潼關潰卒殘甲斷秋而帶傷者踵至矣。賊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藍田。」這裡對潼關戰役的經過敘述得嚴重失實。潼關戰役前，劉宗敏並不是潼關的守將，戰役開始時李自成本人也已趕到潼關。但是，書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禦的重點放在陝北，抽調大批軍隊北上準備迎敵阿濟格部清軍，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42] 乾隆十九年《白水縣誌》卷一，《地理·兵寇》。按，這裡所說的「戰敗，復奔白水」，是錯誤的。順治四年《白水縣誌》作：「清順治元年冬十二月，賊闖自同州逾白（水），北趨延安逆戰。未幾，復自延安逾白（水）趨同（州）。縣為古今兵爭沖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陝北的途中接到多鐸部清軍威脅潼關的消息以後又調過頭來趕往潼關，他本人並沒有參加陝北戰役。

  [43] 康熙六年《洛川縣誌》卷上五之四，《雜誌》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間。

  [44] 《清世祖實錄》卷十四。

  [45] 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誌》卷十，《軼事志》附《拾遺》，《李自成族裔考》。據這篇文章記載，當清兵圍剿的時候，有一位婦女攜帶幼子，歸寧於榆林所屬的葉家跕，倖免於難。此子遂冒姓葉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從懸岩上跳下得脫，遍體鱗傷，人呼之為李沒皮。此外全被清軍殺光。《清世祖實錄》卷八，記順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自軍中奏報：「偽定西侯唐通敗降後，我軍復攻破流賊原籍米脂縣，殲其親族，掘其墳墓，棄其骸骨。偵得流寇黨羽俱經星散，以聞。」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從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並沒有清軍攻破陝西米脂縣事，當時葉臣所部清軍也沒有進入陝西。《清世祖實錄》的這條記載可能有誤。

  [46] 潼關戰役的經過，見《清世祖實錄》卷十四所載豫親王多鐸順治二年二月奏報和康熙二十四年《潼關志》卷下，《兵略第八》。《綏寇紀略》卷九記：「二月，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大敗，潼關破，世耀死。」《欽定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也依樣畫葫蘆，大書「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敗死，潼關破」。時日和戰況無一不錯。看來清朝明史館的編纂人員，連本朝的實錄和檔案也未能寓目，僅拾他人牙慧敷衍成篇，疏漏荒誕乃至於此。

  [47] 《綏寇紀略》卷九。

  [48] 順治二年三月《鳳翔總兵董學禮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七五頁。

  [49] 《陝西三邊總督陳之龍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頁。

  [50] 同2。

  [51] 這時還沒有叛變的原明朝將領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廣被清軍俘虜後也屈膝投降了。

  [52]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六九頁。

  [53] 康熙六年《鍾祥縣誌》卷十，《雜誌》記：「顧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為偽吏政府，寵待最隆。及賊敗南下，欲趨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為顧君恩反對東進、主張南下襄陽、承天，大概確有其事。但是，李自成決策從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陽一帶留駐的大順軍比較多有關，顧君恩未必能發揮那麼大影響。

  [54] 《清世祖實錄》卷十四。

  [55] 康熙《內鄉縣誌》卷十，《兵事》。

  [56]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

  [57] 據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的記載，鄧州之役的情況是：「時賊自西安收敗卒出藍田，分道鼠竄，由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諜者言河南鄧州賊兵甚眾，葛布希賢、噶喇額真席忒庫率兵薄其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余悉就撫。」（見《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德安之役，清軍所遣的只是偏師，作戰規模也很小。可見，所謂連戰八次，並不都是雙方主力對陣。

  [58] 袁繼咸：《潯陽紀事》。

  [59] 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稱崇禎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為偽，雲系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王之明，監於獄中。時任大學士的王鐸，在崇禎朝曾教太子讀書三年，他去看後說，相貌風度全然不似，問以當年講書情況，「竟懵憧罔知」，連他這位講書時僅離二尺的老師也不認識，立即斷定為假冒（見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筆記》中也認為是假太子，並記載了崇禎朝另外兩位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視後都說不像。然中外多有疑其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極大。當時鬧成軒然大波，實質上是反映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不得人心。

  [60] 《綏寇紀略》卷九。

  [61]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

  [62] 《張文貞公集》卷七。

  [63] 有的史籍說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綏寇紀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當時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卻說：「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營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盤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順軍在武昌只停留了兩天，也沒有提到清軍圍攻武昌的事。

  [64] 《潯陽紀事》。

  [65]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記這些人員被俘以後，「其自成兩叔及偽汝侯劉宗閔（敏）俱斬於軍」，沒有涉及對宋獻策、左光先怎樣處理。據談遷《北游錄·紀聞》下，《宋獻策》條記載，他在順治十年到北京以後得知「滿洲人重其術，隸旗下。出入騎從甚都」。說明宋獻策又用算命占卦獻媚於滿洲貴族了。另據《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 牛金星究竟在什麼時候逃離大順軍有不同的說法。《綏寇紀略》卷九，記李自成撤離陝西之後，「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間隨軍撤到襄陽時就脫離了大順軍。近年來又有人說，在江西瑞昌縣隔江對面的一個屬湖北省管轄的村子裡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虛，牛金星脫離大順軍就有可能是在劉宗敏、宋獻策被俘以後，在大順軍已轉移到通山、瑞昌、寧州一帶時。據道光二十一年賜綺堂刊本耿興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時囑咐牛佺說：「賴彌縫之巧，得不膏荊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於香山（在河南寶豐縣境）之陽，閉門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鋼同志從鄭州抄贈，謹此致謝）清朝統治者並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為他和牛佺的政治態度已經改變。順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給事中杭齊蘇、六年八月戶科給事中常若柱，先後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併處斬，多爾袞不僅置之不理，反而訓斥道：「流賊偽官，真心投誠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疏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職回家（見《清世祖實錄》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八頁；康熙五年《蒲城縣誌》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傳三一《季開生傳》，所載常若柱奏疏中說，牛金星在順治初年「復玷列卿寺，?顏朝右」，與《清世祖實錄》所載不同。牛金星大概沒有出任清朝官職，原因未必是他講究什麼氣節，而是他在大順政權中地位太高，在漢族地主中又名聲很壞，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職。

  [67] 據康熙四年《通山縣誌》卷一，《鄉坊》記載，這裡歷來有官府組織的地主武裝。「成化間，設三十五堡……各有保長。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屢警，撫按檄照舊規，每大村或合數小村，共設團長一名。十人編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為一總，置總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縣吳道夫編為一十九堡……萬曆十年，知縣張書紳復置張公隘、九宮隘二堡於要害處，並舊二十一堡。各立堡長以守之。歲時儆點，以戒不虞。」何騰蛟在《逆闖伏誅疏》中說：「臣揣知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何騰蛟在報告李自成死訊時特別寫上這段話，目的是引為己功。所謂「聯絡鄉勇以待」，就是指動員這類地主武裝準備同大順農民軍為敵。

  [68] 費密記載李自成犧牲的經過相當詳細，也比較準確，可惜沒有註明材料的來源。個別細節可能有錯誤，比如當時跟隨李自成的人數，據何騰蛟《逆闖伏誅疏》的說法是二十八騎，張鼐倖免於難，當時張鼐正在何騰蛟部下，應該更接近事實。

  [69]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同治六年《通城縣誌》卷二三，《兵事》，又見同書卷三，《山川》。

  [70] 之江抱陽生輯《甲申朝事小紀》卷一；同治十三年《黔陽縣誌》卷五六，《載記》下，《闖賊》。又見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

  [71] 《石匱書後集》卷四六，《陳泰來傳》記：「先是，甲申闖賊敗竄，期徑道新昌走長沙。泰來將兵御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高，鄉民群以梃擊殺自成，實泰來功也。里人生祠泰來，東郊十里有石柱一丈，勒『陳剛長先生殺逆賊李自成於此』。」

  [72] 嘉定蘇瀜眉函《惕齋見聞錄》；《明季遺聞》卷一。

  [73] 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又見同治十三年《石門縣誌》；近年來發表持這種觀點的文章甚多，可資參考。

  [74] 《甲申朝事小紀》載王懷民轉述閻南宮的一段話說：「凡載李自成死於通城九宮山，謬也。湖廣孝廉張琮伯，字和漢，於壬寅、癸卯（康熙元年、二年）間赴雲南同知任，由常德乘船上鎮遠，泊舟於清（在辰州西、鎮遠東，黔楚交界處），因林谷幽勝，乃登高四望，忽聞磬聲，即覓徑步至禪院。叩門入，見一老僧，狀偉而言辭慷慨，語甚投合。留連數日乃別。後升江西撫州知府，復道經於此。訪老僧，已物故矣。其徒懸像，所陳設彝鼎，皆非常物。詢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師即闖王李自成也。』張驚問：『當日九宮山死者誰邪』，其徒曰：『闖王平日原養狀貌類己者數人，彼時有孫某者願代死。吾師甫得脫耳。』張益奇之，後轉甘肅道，以語閻南宮，閻又語予雲。」

  [75] 光緒三十三年《米脂縣誌》卷十二記：「有傳其削髮至五台山為僧者。有僧徒數人皆猛惡，不類沙門，居嘗趺坐，不誦經卷。死後共瘞之，樹碣曰：『奉天玉和尚。』自成初為奉天王，猶隱寓其意也。嘗有詩云：『時來作惡天還怕，運去看經佛不靈。』二語恰肖其人。」

  [76] 《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77] 康熙四年《通山縣誌》卷八，《災異》。

  [78] 康熙四年《通山縣誌》卷五，《人物·武勛》。

  [79] 《烈皇小識》卷八所附何騰蛟《逆闖伏誅疏》。

  [80] 認為李自成和他的隨從走在大隊之前，並不僅是一種推測，查繼佐在《國壽錄》卷四《中湘王何騰蛟傳》中就說：「自成棄關中，南走楚，眾猶二十餘萬。方至九宮山下，自成先以二十餘騎前觀屯處。鄉之人向團結，有事共起，防小掠也。見數騎，一呼數百人，持田器競前搏，騎不能敵，盡走散，一時俱死。須臾後隊至，始知有自成順皇帝在此二十騎中。鄉人懼，咸走匿。」又，何騰蛟《逆闖伏誅疏》內說：「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用「窺伺」這個字眼，也意味著李自成行進在大隊之前。

  [81] 何騰蛟：《逆闖伏誅疏》。

  [82] 不久前湖北通山縣有人拿出了一份題為《甲申歲弋闖志》的文件（《武漢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刊有該文的影印件，可資參閱），文尾有「順治二年乙酉臘萬年拙錄，民國元年仲秋八世孫麟安移錄」字樣。據說這是當時目擊李自成犧牲經過的一位本地人士朱萬年的記錄。文中說李自成被鄉勇「弩銃擊斃」，時為「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李自成犧牲於順治二年是確切無疑的。如果是這年的五月癸未，那就是五月初二日，比筆者的推論早兩天。但是，通觀《甲申歲弋闖志》全文，可疑的地方甚多，比如順治二年臘月記載當年五月間的重大事件，何至於誤為上年，文中提到「清大將阿濟格、多鐸」，都是規範化以後的滿人譯名，在順治二年是不可能運用的。這個「文件」極其可能出於近人的偽造。在沒有就其真偽做出結論的時候，既不能輕易相信李自成犧牲於五月初二日的說法，也不宜採用其中描述的情節。

  [83] 康熙十九年《寧州志》卷一，《祥異》，卷五，《列傳·宦績·萬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