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建國大順

  到崇禎十六年底，李自成起義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連克陝西三邊各重鎮（西寧一隅正待征討），把原先為明廷提供兵員武將的重要地區，變成了義軍的後方基地。至此，李自成軍占領的地方，已經包括了現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數省，軍事上占了絕對的優勢。明王朝不僅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談不上了，徹底結束反動透頂的明王朝的時機已經成熟。為了有效地推進農民革命事業，擴大政治影響，李自成等起義領導人決定正式建國改元，把襄陽時期建立的中央政權進一步正規化。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舊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53]當時採取的措施大約可以歸納為下面各點：

  一、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以明秦王府為宮殿。追尊其曾祖以下為皇帝，母呂氏為太后，冊封高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頒布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諱的規定：「其一切文書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務、忠、成等十字，不許用。」[54]有的史籍還記載大順政權曾經「造甲申偽歷」[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威武將軍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英、亳侯李錦（李過）、磁侯劉芳亮、義侯張鼐（李雙喜）、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昌、岳侯劉世俊；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汝義、巫山伯馬世耀、武陽伯李友、平南伯劉忠、文水伯陳永福、桃源伯白廣恩、確山伯王良智（在西安投降的明將王根子）[56]、京山伯陳藎[57]、鄢陵伯劉某；子三十人，寧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臨朐男高一功等。[58]

  三、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之。宋獻策為軍師。中央行政機構為六政府，襄陽時期六政府只各設侍郎一人，此時增設尚書、侍郎，作為政府首長；屬員改郎中為中郎，主事為從事。翰林院為弘文館，六科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尚寶寺為尚契司，太僕寺為驗馬寺，通政司為知政使。

  由於大順軍占領地區已經包括好幾個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級，設節度使，相當於明代的巡撫。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監督之責，如以明臨汾知縣劉達為陝西巡按直指使[59]，介休知縣李若星為山西巡按直指使。[60]其他道、府、州、縣設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等官，與襄陽時期相同。[61]

  在任命官職的同時，大順政權又收繳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頒發新印。史籍記載，大順政權「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62]。從目前所見到的實物來看，有符、契、信、記四種，券、章尚無實物可資證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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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軍制上，定五營的名稱為中吉、左輻（輔）、右翼、前鋒、後勁；旗纛前營為黑色、後營為黃色、左營白色、右營紅色、中營青色。軍職雖仍設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官，但在級別上似乎重新做了厘定，如在襄陽時期五營的主將授予制將軍稱號，這時卻改授予相當於明朝總兵級別的將領[64]、其他軍職大概也做了相應的調整。

  加強軍事訓練和紀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規模檢閱軍隊，操練士馬，「金鼓之聲動地」。規定馬兵越亂行列者處斬。所騎馬「騰入田苗者斬之」[65]，這條紀律顯然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

  五、在經濟方面，除了繼續堅持「三年免徵」賦稅的政策以外，還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即沒收官僚貪污所得錢財充作政府經費和軍隊糧餉。史籍記載：「賊大宴關中縉紳，出秦府金銀器皿分與之，謂曰：『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軍需。』且令左右露刃脅之。皆戰慄署諾惟謹。」[66]為了平抑物價，便利民間貿易，廢除了明朝崇禎年間官私所鑄薄惡小錢，開爐鑄造永昌通寶，大錢值白銀一兩，另鑄當十、當五錢。[67]

  六、開科取士。為了搜羅人才擔任各級官員，由禮政府「設科目試士，寧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為題，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為第一」[68]，中試者授以府、州、縣官。

  此外，還讓宏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文，為李自成「頌功德」，揭露以朱由檢為頭子的明朝廷的罪惡，號召未下諸郡縣認清形勢及早歸附。

  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是襄陽政權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它標誌著雙方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徹底推翻朱明王朝的關鍵時期。大順政權的建立激盪著千百萬貧苦群眾的心，也使各階層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劃時期的重大政治意義。此外，我們也應當看到，大順建國時採取的各項措施，雖然在主導方面是維護農民利益的，但是也顯示出了這個農民革命政權向封建政權轉化的明顯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