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出川和攻克襄陽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從巴州起營，攻克通江縣，取道達州，打算沿進川時的舊路東出湖廣。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一面命令總兵猛如虎等加緊追擊，一面連續九次檄調駐紮在湖廣鄖陽地區的左良玉部進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義軍進至開縣黃侯城[37]時，被猛如虎所統官軍追上。當時官軍業已「人馬睏乏，多不能前」，有的將領主張休息待次日再戰。猛如虎和參將劉士傑求功心切，認為好不容易才追上義軍，如若耽擱一天起義軍又走遠了難免貽誤戰機。於是，不顧士卒疲憊，下令直前搏戰。雙方戰況非常激烈。張獻忠登高一望，見追上來的官軍數量不多，沒有後續部隊，乃揮眾衝殺而下，把官軍包圍在內。義軍戰士人人勇氣百倍，呼聲震天，衝鋒直前。官軍抵敵不住，亂成一團，參將劉士傑被擊斃，猛如虎潰圍脫逃，其子猛先捷、侄兒猛忠矢盡弦折，拔刀自刎。官軍經過這場惡戰之後，元氣大損，再也無力追趕了。而奉調入川夾剿的左良玉卻由於對楊嗣昌積恨甚深，對發來的九次檄令置若罔聞。待義軍即將由四川東出湖廣時，他竟拉起隊伍開往陝西興安，「若相避者」[38]。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在毫無阻攔的情況下，順利地出夔門（今奉節縣）經巫山進入湖廣。正月二十五日攻克興山，殺官軍守將吳國懋、知縣劉定國。[39]東進至當陽縣時，探得襄陽城內官軍守備單薄，乃定計奇襲。張獻忠親自率領輕騎一日一夜奔馳二百里，到達襄陽附近，命部將率二十八騎偽裝成官軍，拿著繳獲來的楊嗣昌調兵文書混入城內。[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內的義軍將士放火為號，趁亂襲擊駐防官軍，城內頓時雞飛狗走，鼎沸起來。天明以後，起義軍主力一到，即占領了襄陽。明襄王朱翊銘被活捉。張獻忠坐於襄王宮中殿上，給朱翊銘一杯酒，說道：「吾欲斬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陽西城樓上處斬，又殺襄藩貴陽王朱常法等。義軍打開監獄，救出了瑪瑙山戰役中被俘的軍師潘獨鰲和獻忠妻妾。獻忠下令沒收襄王宮中的全部財產，「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42]。

  

  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的出川和攻克襄陽，同不到一個月前李自成部義軍攻克洛陽，是明末農民戰爭史上劃時期的里程碑。它們標誌著明廷組織的反革命圍剿已經全盤破產，戰爭的主動權開始轉移到起義農民方面。那位顯赫一時的督師、大學士楊嗣昌，這時也已經完全絕望。他在給湖廣巡撫宋一鶴的信中哀鳴道：「天降奇禍，突中襄藩。仆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43]三月初一日，楊嗣昌死於湖廣沙市徐家花園[44]，結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農民起義的勃興，在明廷內部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明廷官員如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吏部尚書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紛紛上疏，「極言樞輔之惡」[45]，要求追究楊嗣昌的責任。朱由檢因為楊嗣昌是自己力排眾議，特簡奪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責難，有損他的「明主」形象。於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進宮內，宣稱：「楊嗣昌系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接著他訓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嗣昌，姑饒這一遭」[46]。廷臣們見皇帝護短，只好緘口不語。不久，楊嗣昌的死訊傳來，朱由檢接受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建議，任命陝西三邊總督丁啟睿接替督師，起用因事下獄的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繼任陝西三邊總督，負責追剿農民起義軍。此後雖多次易馬，卻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楊嗣昌那樣得到朱由檢的信任了。

  [1] 四川道御史衛周胤在崇禎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說：「剿餉原暫行一年，次歲又復催征二百八十萬，吸盡百勝之膏血，實楊嗣昌流毒於天下也。」（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九七頁）後來，錢肅樂在《論恢復疏》中說：「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詔書有言，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為定傾矣；及剿寇而有剿餉，詔書如前，已而復為定額矣；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虜滅寇，詔書復如前，已而復為定額矣。」（見《甬東正氣集）卷一）

  [2] 《明通鑑》卷八六。

  [3] 從湖廣巡撫宋一鶴的題本中可以看到，崇禎十三年湖廣各郡縣都已著手裁練，題本比較詳細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練的情況。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八三至八六頁。

  [4] 《明通鑑》卷八六。

  [5] 明亡前夕，大學士蔣德璟在一次召對時說：「既有舊餉五百萬、薪餉九百餘萬（指崇禎三年增加的遼餉和十年加派的剿餉），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關）、永（永平）兵七萬八千，薊（薊州）、密（密雲）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並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檢聽得刺耳，大發脾氣。蔣德璟退出後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見：「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急。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見李清《三垣筆記·附識》卷中）孫承澤也說：「楊嗣昌在兵部議加剿餉一（當作二）百八十萬，欲練兵十二萬為剿賊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報兵八萬，然仍舊籍之兵也。又議加練餉七百餘萬，將宣、薊邊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營制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已甚矣。」（《春明夢余錄》卷三五，《賦役》）

  [6] 《明通鑑》卷八六引給事中王家彥疏。

  [7]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三五，《賦役》。

  [8] 《三垣筆記·附識》卷中。

  [9] 《野老漫錄》。

  [10] 楊嗣昌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 楊嗣昌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 《平寇志》卷三，記張獻忠重新起義的日期為六月初一日，又說七月初一日「獻忠焚谷城，西走房縣合曹操」。時間都不對。這裡是根據王鰲永《撫鄖疏稿》、《郝太僕褒忠錄》以及《楊文弱先生集》，三書的作者都是當事人，應屬可信。

  [13] 《平寇志》卷三。

  [14] 王鰲永：《撫鄖疏稿》，崇禎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題本《為塘報賊情事》。

  [15] 張任學原為御史，後改武職，任總兵。副將羅岱部即撥交他統率的軍隊。

  [16] 《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七七頁。

  [1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對》。

  [18] 《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 朱由檢親筆題詩當時曾立碑文廟，現在西安市陝西省博物館內還保存了一塊（北京圖書館有拓片），詩後書「賜督師輔臣嗣昌，崇禎十二年九月」。有的書記載這首詩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暫」二字作「暫借」，應以碑文為準。楊嗣昌到襄陽後豎起「鹽梅上將」的大旗，他的直屬標兵稱為「上將營」，都是以這首「御製詩」做標榜。

  [21] 《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楊山松：《孤兒籲天錄》。

  [22] 談遷：《北游錄》，《紀聞上》，《榜購一詞》條。按，此條首雲「總督楊文岳嗣昌出師，榜輯劇寇張獻忠」，楊嗣昌字文弱，談遷誤為文岳，又稱之為總督，遂與明保定總督楊文岳混為一人。楊復吉《夢闌瑣筆》載此事時更寫成「保督楊文岳出師榜緝張獻忠」，均誤。又楊氏所載詞中「興安、平利走四方」一句作「興安、平利走東鄉」。李馥榮：《灩澦囊》卷一所載楊嗣昌榜刊《西江月》詞句為：「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綁來降，爵賞酬功上上。」或系楊嗣昌所刊另一榜文。

  [23] 見《灩澦囊》卷一。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楊嗣昌在《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縛疏》中酌議「有生擒張獻忠者賞銀五千兩，加升玉帶，蔭錦衣衛指揮世襲；斬首來獻者賞銀二千兩，加升玉帶，蔭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其他分別給賞。此議於十二月初八日經朱由檢批准（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七；又見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十二）。按，楊嗣昌在朝廷面前歷來謹小慎微，他在榜文中公布的賞格不大可能同朝廷認可的規格相牴牾，所謂「賞萬金，爵通侯」疑是傳聞之辭。但他在《飛報瑪瑙山大捷疏》（疏尾雲崇禎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聖旨，上奏時間當在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中說：「臣於兩月之前，恐其潛蹤遠竄，業已畫刻圖形，遍布湖廣、河南、陝西、四川等處，高懸賞格，預備擒拿。」既雲「兩月之前」當在崇禎十二年十二月間，同上引兩個材料相符。可知榜文上確已列出賞格，標準應是經朱由檢批准的規格。

  [24] 見《灩澦囊》卷一。按，此事在《平寇志》等書中，都記載於楊嗣昌追擊張獻忠入川之時，還說在楊嗣昌的衙門裡到處貼著「有斬閣部來降者賞銀三錢」，嗣昌「疑左右皆賊」。參考上引原始材料，恐系傳聞之誤。

  [25] 瑪瑙山戰役中，張獻忠大敗的主要原因，是這時左良玉感恩圖報，肯於打硬仗。楊嗣昌決定暫時放過其他各部義軍，集中左良玉部和陝西、四川、湖廣官軍專一打擊張獻忠部，力量對比上占了絕對優勢。暫時獲勝是毫不奇怪的。戴笠、吳殳在《懷陵流寇始終錄》里，對左良玉等部取勝的原因表示懷疑，說「獻，劇賊，喪敗至此，必有意外之變」，因而採取了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挑選一批精兵偽裝成打糧歸來的義軍將士混進營盤，突然內外夾攻，獻忠猝不及防，以致大敗的說法。彭孫貽《平寇志》卷三、孫之《二申野錄》卷八，也持此說。其實，這個傳說是不可靠的。據現存左良玉出師時的報告，劉國能和李萬慶當時留守鄖陽，不在行間。另外，瑪瑙山戰役的經過，在楊嗣昌當時的奏疏里有詳細的描寫，可資參考。

  [26] 《綏寇紀略》卷七、《國榷》卷九七寫作寒溪寺，此據《楊文弱先生集》和《孤兒籲天錄》。

  [2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九。

  [28]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十一。《綏寇紀略》卷八說，張獻忠派部將馬元利攜帶重寶去見左良玉，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縱之去。這一說法不知可靠與否。但明後期官場上重文賤武的風氣十分盛行，左良玉等反動將領出於個人考慮，採取保存實力，「養寇自重」的辦法，當系事實。

  [29] 據光緒十年《興山縣誌》，白羊山又名白羊寨，在縣城西偏北。

  [30]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31]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二。

  [32]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一，《獨請臣罪疏》。按，張獻忠、羅汝才部義軍在這次戰役中，連續擊敗四川官軍（主兵）和奉調入川的陝西、湖廣官兵，使楊嗣昌組織的圍剿遭到重大挫折，戰果是相當輝煌的。但是，無名氏作《紀事略》載：「梓潼一戰，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喪歿殆盡。」過分地誇大了這一戰役的規模。

  [33] 《國榷》卷九七。楊嗣昌選拔猛如虎、張應元為正副總統同左良玉、賀人龍不聽調遣有密切關係。

  [34]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再報蜀疆失守州縣疏》。

  [35]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嗒史》作營縣，誤。

  [36] 《灩澦囊》卷一，邵巡撫指原任四川巡撫邵捷春；廖參軍指接替邵捷春的廖大亨。

  [37] 《綏寇紀略》卷七，作「我師追賊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與《孤兒籲天錄》卷十四，作「追及於開縣之葫蘆頸黃後城」。據乾隆十一年《開縣誌·古蹟》載：「黃侯城，在縣東五里，五代時土人黃、侯二家避兵於此。」可見，正確的寫法應是黃侯城。

  [38]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與宋楚撫一鶴》。

  [39] 《孤兒籲天錄》卷十四；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二一，《人物》。

  [40] 《平寇志》卷四，說這位部將是劉興秀，可備一說。崇禎十四年八月奉敕往勘襄陽失事情形的司禮監策筆太監王裕民的題本中，除了說到起義軍有「假充閣部差官，安置公署」者以外，還談到有「奸細伏於平日」以及從前安插在樊城的「降丁」，「盈千盈百，往來城中，不知是賊是兵」，又說監禁在襄陽監獄內的獻忠妻妾和軍師潘獨鰲也暗通線索（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八九頁）。總之，張獻忠為了奇襲襄陽，事先是做了周密布置的。

  [41] 《平寇志》卷四。按，余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收入《野史無文》卷十四）載獻忠與襄王的對話較詳。此書作者雖自稱得自親身見聞，然核之以現存明檔（《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九二四頁）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實之處，如攻克襄陽之日，可斷定為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余瑞紫卻記於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說法。

  [42] 《明季北略》卷十七。《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作「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

  [43] 《楊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 關於楊嗣昌之死，《綏寇紀略》卷八云：嗣昌自川「返荊州，將謁惠邸。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同書卷七又云：「嗣昌聞襄陽破，遂不復食。及聞李自成陷洛陽，於是拊膺大慟曰：無面目見上。伏毒死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云：「嗣昌敗後，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慚憤，乃仰藥自殺。」嗣昌子楊山松於《孤兒籲天錄》中力辨其誣，雲其父乃病死。按：據楊嗣昌死前書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監軍萬元吉所作《籌軍錄序》可知嗣昌時已病重，疾中獲悉福、襄二藩相繼告陷，驚悸轉劇，雖曰死於病，實亦死於時局也。嗣昌歿時方五十餘歲，尚在壯年，距襄陽之破不足一月，相傳自盡，不為無因。然在疑似之間，未可據為定論。

  [45]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46]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所記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