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起義軍的詐降和突破黃河天險

  陝西的起義農民被淹沒在血泊中後，明廷即著手加強山西的圍剿力量。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臨洮總兵曹文詔奉命和部將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帶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慶陽開拔，經潼關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賊聚等處，轉至平陽、潞安一帶各賊四犯地方」[51]。明廷對曹文詔部入晉會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檢親自批准給他先加升一級，授權「節制秦、晉諸將」[52]。馬科、曹變蛟等也分別升官以資鼓勵。統治者希冀把陝西的戰果擴大到山西，一場圍殲山西起義軍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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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對付麇集山西的官軍，起義軍採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崇禎六年正月，他們東跨太行山進入畿輔地區，出現在順德（今河北邢台市）、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兩府境內，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給事中孟國祚上言說：

  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師，非有河山為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驅於晉，晉驅於豫者，今轉而驅之順德矣。[53]

  為了堵御起義軍進入畿南平原地帶，保護京師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調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備道盧象升和山西官軍夾剿。

  在同官軍作戰中，起義軍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優越性，他們在晉、冀、豫三省接境地區不斷轉移，避開官軍的重兵，相機出擊。這就使官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責「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54]。河南的鄉紳們向朝廷請求，由陝西總督洪承疇兼管山西、河南軍務。兵部同意了這個方案，認為可以統一事權，防止各省互相推諉，便於全面部署對起義軍的圍剿。兵部還建議洪承疇移駐三省交界的潼關，監製山西、河南二巡撫和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總兵。可是，這時朱由檢還不願意讓臣下掌握較大的權力，沒有同意。他把起義軍活躍於三省歸咎於官軍作戰不力，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分別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這件事進一步暴露了朱由檢獨夫民賊的反動本質。他的統治越是不穩，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來，太監是自己身邊的親信，派到軍中充當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員的欺矇。實際上，宦官們擅長的只是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藉以招權納賄，在軍事上他們完全是外行。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財的機會罷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員，為了讓他們在皇帝面前說點好話，從貪污所得中分給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氣，互為表里了。以懲治閹黨而一度博得好評的朱由檢，在失望之餘，終於走上了萬曆、天啟兩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義軍在畿南地區同官軍作戰互有勝負。由於當時起義農民的力量還敵不過官軍，華北大平原上又無險可據，在朝廷逐漸加強這一帶防守力量以後，起義軍就轉入太行山區。明潞王分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他眼看農民軍在豫北的力量越來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請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輕視賊」[55]。朱由檢特命倪寵、王朴任總兵，太監楊進朝、盧九德為監軍，統京營兵六千往豫北征討義軍。官軍倚仗優勢兵力，逐漸把起義軍主力壓縮在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地區。明政府以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義軍消滅在這裡。

  崇禎六年五月，起義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犧牲以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推為盟主。後由於明官僚施展離間計，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領人物之間有了隔閡。據某些史籍記載，他本人也曾發生過動搖，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圖。[57]儘管如此，王自用在當時仍然是一位有影響的領袖人物。明河北兵備道曹應秋就說過：「惟紫金梁死，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此賊似能統領諸賊也。此賊死後，眾賊各自為隊，時分時合。」[58]這說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義軍處境的困難。

  崇禎六年冬，明政府調來的官軍雲集於山西、北直隸、河南的交界地區。由於當時主要的戰場已經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軍稱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餘名；山西、北直隸和京營客兵達一萬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詔等所統陝西兵，參加圍剿的官軍總數當在三萬以上。[59]起義軍活動的餘地越來越小，糧食給養都極感困難，面臨著被官軍圍殲的危險。於是，起義軍首領們竭力謀求擺脫困境的辦法。十一月，張妙手、闖塌天、滿天飛、邢紅狼、闖將（李自成）等，向京營總兵王朴偽稱願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陝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歸降，押還故土復業」。王朴和監軍太監楊進朝、盧九德不知是計，以為不費吹灰之力，便可頓時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義軍首領人物賀雙全、張妙手等十二人，親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今屬河北省）面見王朴、楊進朝、盧九德以及兵備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誠意」。楊進朝等信以為真，馬上向朝廷奏報，同時停止了對起義軍的進剿。據史籍記載，當時在武安開報的詐降起義軍首領名單為：

  賀雙全 新虎 九條龍

  闖王（高迎祥） 領兵山 勇將

  滿天飛 一條龍 一丈青

  哄天星（當作混天星——引者）

  三隻手 一字王 闖將（李自成）

  蠍子塊 滿天星 七條龍

  關鎖（當作關索——引者） 八大王

  皂鶯 張妙手 西營八大王（張獻忠）

  老張飛 詐手 邢紅狼

  闖塌天（劉國能） 馬鷂子

  南營八天王 胡爪 哄世王（當作混世王——引者）

  一塊雲 亂世王 大將軍

  過天星（惠登相） 二將

  哄天王（當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 獨虎 老回回（馬守應）

  高小溪 掃地王 整齊王

  五條龍 五閻王 邢闖王

  曹操（羅汝才） 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 黃龍 大天王 皮里針

  張飛 石塌天（當系射塌天李萬慶——引者）

  薛仁貴 金翅鵬 八金龍

  鞋底光 瓦背兒 劉備

  鑽天鷂 上天龍

  共計六十一名[60]

  起義軍以偽降為掩護，麻痹了明朝當事的文武官員，向官軍士兵和地方百姓購買裘、靴等衣物，積極準備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氣驟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濟源之間的一段黃河封凍成橋。起義軍乘官軍不備，用門板鋪在冰上再加一層土，分三路馳馬而過，到達河南澠池縣境的馬蹄窩、野豬鼻。明河南防河中軍官袁大權倉促迎戰，被起義軍擊斃。起義軍主力就這樣一舉突破了黃河天險，把明政府調來的重兵甩在後面。[61]從此，農民軍在更廣闊的地面上往來馳騁，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 《懷宗崇禎實錄》卷一。

  [2] 《國榷》卷九○。

  [3] 《崇禎長編》卷四二。兵部職方司李繼貞也有類似主張，他在崇禎三年十月上疏請賑延綏說：「皇上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常）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莫大焉。」見《延綏紀略》卷一。

  [4] 《國榷》卷九一。楊鶴在《微臣負不白之冤事題本》中說：「伏睹皇上召對計吏，臨御平台，聖諭有言：流賊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純以剿為事。」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三頁。

  [5] 《崇禎長編》卷四二載：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鎮歲祲民飢，命戶、兵二部發銀十萬兩，遣御史吳甡前往賑濟。仍令府州縣有司設法湊濟，以杜亂源」。《崇禎實錄》說這十萬兩銀子出自戶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說是發帑金，沒有指出是部帑，還是屬於皇帝的內帑。

  [6] 《國榷》卷九一。楊鶴在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題本中引用這個詔書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軫念飢貧，特行賑齎。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有已被脅從，誤投賊黨，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十一頁。

  [7] 參見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之末，《先大父撫賊之謗》以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綏寇紀略》卷一引新任陝西巡按御史吳甡疏說：「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庵、劉六等眾不下數萬。」《國榷》卷九一，引總兵杜文煥言亦云：楊鶴「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題寧塞安插……」看來，神一魁部跟著受撫的只是一部分，也沒有都解散回鄉。

  [8] 吳甡：《憶記》卷一。

  [9] 《綏寇紀略》卷一。

  [10] 同1。

  [11] 《楊鶴對詔獄供狀》，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九頁。

  [12] 吳甡：《憶記》中說，他當時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縣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難民奔竄而來，言中部昨夜已為紅狼等賊所陷」。這裡說李老豺、獨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據《楊鶴對詔獄供狀》。

  [13] 《綏寇紀略》卷一。

  [14]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題為布信招降事》，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十三頁。

  [15] 《國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1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

  [17] 《懷陵流寇始終錄》自序。

  [18]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八。

  [19] 《國榷》卷九○。

  [20]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三。

  [21]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

  [22] 《崇禎長編》卷四一。

  [23] 同4。

  [24] 到崇禎六年，張彝憲上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檢大怒，責成各省撫、按回奏。給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見《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傳》；《明通鑑》卷八二、八三。

  [2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國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筆記》說：「上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縣）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知府）岳貢、蘇州陳郡伯洪謐，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

  [26] 吳甡：《憶記》。崇禎四年五月吏科給事中鄧英上言：「今海內民窮已極，物力幾何？有額編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雜項，有見征又有帶徵。頃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間鬻子析骨之慘，種種不忍見聞。……如臣鄉近來追征之苦，雞犬皆驚。聞有負瓦、揭木、棄室家而群聚為盜者，有越獄大盜肆行劫奪，捕官不敢問、有司莫以告者。諸如此類，盡足干和。秦、晉流寇可為近鑒。」見《崇禎長編》卷四六。

  [2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延長長川」四字在《國榷》卷九一內寫作延川。

  [28] 《平寇志》卷一，《國榷》卷九一等書說，起義軍進入山西後，「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這個說法常見於史學論著。其實，正確的寫法應是橫天王、一字王，這兩個人也並不是入晉各部起義軍的共同首領。

  [29]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順治七年《河曲縣誌》亦載：「亂民王可貴引賊入，城遂陷，時十月二十八日也。」

  [30] 《崇禎長編》卷四四。

  [31] 張慎言：《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三○，《藝文》。

  [32] 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輯流寇議》，引自康熙九年《絳州志》卷四，《藝文》。

  [33] 乾隆四十八年《府谷縣誌》卷四，《人物》。

  [34] 見1；又見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誌·近代忠節分編》。按，王嘉胤犧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綏寇紀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都沒有提到張立位、王國忠同謀作亂事。據崇禎五年冬，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題本，總兵曹文詔下有實授守備王國忠，千把總名單中有張立位。這就證實了《府谷縣誌》的記載，王國忠、張立位因刺殺王嘉胤有功於明王朝，被賞給低級官職。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八，《祥異附兵燹》載「崇禎四年，河曲賊王加印由沁水入陽城山中，其黨張登喜斬其首以降」，也不夠準確。

  [35] 張道浚：《兵燹瑣記》。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所記與此相同，當即本此。《平寇志》卷一僅記首領十四位，下雲「分為三十六營」；十四人中有十一人與上列名單相同，其他三人是顯道神（高加討）、鄉里人（劉浩然）、活地里（當系活地草賀宗漢）。據後來任山西巡撫的吳甡奏疏，這三人確實長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滅。又，《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引曹應秋的說法，當時「自秦渡河而東」的起義軍首領「共二十四家，賊眾共一萬四千」，王嘉胤被害後「有眾十六萬」。曹應秋開列的二十四位首領同《兵燹瑣記》相校也有差異。

  [36] 《綏寇紀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國榷》卷九一，都說趙勝是被俘後遭殺害。張道浚《從戎始末》卻有不同說法：他率領家丁隨同山西官軍「游擊王尚義、汾州營游擊劉光祚兵，六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臨縣之三教村。余家丁張三皋先入，斬賊首點燈子，賊遂披靡。眾狃勝紛逐，貪不知止。賊反戈乘之，我兵覆。劉光祚僅以身免，余家丁死於陣者亦十一人。賊張而東……」

  [37] 《崇禎長編》卷六二。

  [38] 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歷代兵氛》。

  [39] 如《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記，「是夏，山西賊混天王等破隰州」，時間和義軍首領均與《隰州志》不合。

  [40] 《國榷》卷九二記，是日「李自成陷修武縣，殺知縣劉鳳翔」。《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記：「紫金梁、老回回、蠍子塊、八爪龍等，以黨二萬掠清化（清化鎮在懷慶府境）。己酉（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積薪竟上，屠之，知縣劉鳳翔逃去……」

  [41] 《崇禎存實疏鈔》卷七下。又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八五頁。

  [42] 這是根據張宗衡轉報的總兵尤世祿塘報。《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說：「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遼州賊聞官兵至，捨去，各將入城殺居民報功。李卑獨否，晉人稱之。賊又掠榆社、和順、壽陽、榆次、平定，太原大震。」按照這一記載，李自成等部起義軍並沒有據守遼州，而是聽說官軍到來就主動向北面轉移了；尤世祿所報「斬級一千三百顆，皆是陝級」，是官兵入城後屠殺居民冒功請賞。但尤世祿塘報中說，官軍到達遼州城下時，起義軍奮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職復傳令自副參而下，不用命者立斬。……職乃身先將士，臨城射打竟日，被矢中傷職右腹下，入骨斷筋，已成廢人。……職子副將尤人龍腳面亦被輕傷……」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屬虛誑。又監視太監劉允中在重占遼州之前，寫的題本內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圍敵於城」一語。看來李自成等部占領遼州後曾經遭到官軍包圍，大概屬實。乾隆六年《沁州志》記載：「崇禎五年冬，闖賊李自成侄一隻虎李過，破遼州及傍郡縣，士民無不望風投順。」（卷六，《忠烈·趙克寬傳》）遼州戰役是李自成親自指揮的，但這條材料強調了李過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過早期活動的罕見記錄。

  [43] 此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國榷》卷九一記攻取安定縣城的，是來自魚河川的「不沾泥張存孟等三千餘人」。

  [44] 此據《國榷》卷九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作「王承恩等擊斬譚雄等五百餘級，安塞平」。

  [4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黨，楊鶴處之鄜州。是夜，與劉民悅等襲甘泉，劫河西道張允登所解餉銀十萬兩。允登戰死，把總楊勛墮城逃，殺知縣郭永圖。」據洪承疇題本，「上年冬月，甘泉殺官劫銀逆賊大頭白柳溪，已於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總兵於虎兒凹大戰斬首訖」。上文又雲，參與其事的尚有「逆賊大頭目石耀宇」。見《崇禎存實疏鈔》卷五下。

  [46]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綏寇紀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於西濠大戰……撥其三屯，斬首千級。」《平寇志》卷一，把作戰地點寫作「西澳」，又說寧夏總兵賀虎臣也參加了圍剿。《國榷》卷九二寫作「西隩」。據洪承疇題本，應作西壕。

  [47] 《綏寇紀略》卷一。

  [48] 《平寇志》卷一。

  [49] 兵部尚書張鳳翼崇禎五年十二月題本，見《崇禎存實疏鈔》卷五下。

  [50] 見《綏寇紀略》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

  [51]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五六頁。

  [52]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五九頁。按，所謂「秦晉諸將」，山西將領自不待言，秦將是指在這以前奉調入晉助剿的延綏鎮將領李卑、艾萬年、賀人龍等人。

  [53] 《綏寇紀略》卷一。

  [54] 《國榷》卷九二。

  [55] 《綏寇紀略》卷一。

  [56] 關於王自用之死，各種史籍的記載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縣誌》卷十五《人物·王士儀傳》云：「崇禎七年，流賊自山右入武安管頭川鎮放火屠殺，勢如鼎沸。知縣張國柱飛報兵巡楊道台，委（河北兵巡營守備王）士儀領兵一百五十名，扼賊於縣西之小店村。士儀奮勇彎弓射中賊帥紫金梁，貫腦而死。賊眾震怒，蜂叢潮湧。士儀力不能支，遂遇害，陣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還。事聞，以禮葬死所，從亡兵丁亦埋左右，張令勒石以記。」這裡，時間肯定有誤。《綏寇紀略》卷一載，崇禎六年「五月，鄧玘擊賊於濟源之善陽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眾散他部以去」。《國榷》卷九二記，六年九月，明總兵張應昌於北直隸平山縣，「獲賊魁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始知渠帥紫金梁五月死」。《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記於崇禎六年四月，「紫金梁死於濟源，其黨歸闖將（李自成）。後左良玉擒一賊目，言是病死，諸賊厚葬之山中。當時諸將妄言死於箭銃」。又，《明末農民起義史料》載兵部為類報山西捷音事題本中說，崇禎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賀人龍夜襲起義軍於翼城縣官莊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鏃」，「重傷而逃」。

  [57] 見張道浚所著《從戎始末》和《兵燹瑣記》。《懷陵流寇始終錄》《平寇志》等書也採用了張道浚的記載。

  [5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59] 這裡是根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的記載做出的統計。但該書說「其主客兵二萬二千餘」，同各部兵相加數不符，疑有誤。

  [60]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61] 起義軍渡過黃河的日期，《平寇志》《懷陵流寇始終錄》《綏寇紀略》等書，均載於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錄·畿南禦寇摘抄》所記為「癸酉仲冬廿六日，黃河冰凍成橋，頃刻賊渡數萬」，較諸書所載時日晚兩天。鄭廉《豫變紀略》卷一記，是年「冬十月，黃河結冰堅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賊渡河」當是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