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起義早期的特點

  經過長時間醞釀的明末農民起義終於爆發了。這次農民起義由於它所處的歷史條件，註定要成為我國封建社會裡發展水平最高的一次農民戰爭。但是，它自身也經歷了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參加起義的群眾，需要經過同舊王朝的反覆較量，不斷地吸取經驗和教訓，增長鬥爭的智慧、才幹和勇氣，才能夠逐漸成熟起來。

  在起義爆發的初期，揭竿而起的農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在思想認識上、作戰能力上、軍事組織上都呈現出幼稚的特徵。第一，在思想上，起義農民們儘管拿起了武器，卻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開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偉事業。由於他們的眼光狹隘，還不可能對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們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壓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紳身上，他們的鬥爭不過是為饑寒所迫，採取武力挫敗官府的催科，並且從富家大戶的糧倉里奪取活命之資。正因如此，起義農民在這個階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級官員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賑的時候，起義隊伍中的許多群眾以至於不少領袖人物，往往自投羅網，接受招安。他們既然尚未意識到，明王朝維護的正是使自己遭災受難的暴虐統治，出現這種現象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所以，我們應當如實地把起義初期農民們的接受招安，看作覺悟尚低的一種表現，而不能過分苛責，一見「受撫」就給加上投降、背叛之類的罪名。

  第二，起義初期的農民，在組織上是相當鬆散的。他們剛從逃荒的饑民（流民）、飢軍轉化而來，常常牽家帶口，隊伍龐雜得很。[57]史料中提到他們的人數時，動輒成千成萬，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的兵力在數量上早已對官軍占了絕對優勢。實際上這是一種假象，真正出陣迎敵的人是比較有限的。

  第三，在早期的起義隊伍中，雖然有一部分來自現役兵丁或出身衛籍，具有多少不等的軍事知識，但多數是吃大戶的饑民。他們缺乏軍事素養和作戰經驗，同官軍作戰時常常打敗仗。由於明朝政府和各級官吏的殘酷榨取，迫使大批的饑民湧入起義軍。儘管他們敵不過官軍，大批地遭到屠戮，人數卻在不斷增長。等到他們自己也從鬥爭中積累起作戰經驗之後，他們的勇氣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就使雙方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變化，優勢從官軍手中轉到農民軍方面。

  第四，這次起義是在西北地區首先爆發的，這裡本來就是漢、回、蒙古各兄弟民族錯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動統治下，各族勞動人民都同樣受到殘酷的壓迫。所以，幾乎從起義爆發之日起，就有許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參加進來，同漢族人民並肩戰鬥。像綽號為「老回回」的馬守應，就是陝西清澗縣最早投身農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領袖。他所帶領的隊伍，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轉戰大河南北，為推翻明王朝的統治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五，這次起義的首領人物，甚至於一些部下偏裨以及戰士，差不多都起了一個綽號。史籍說：「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故相率立諢名。」[58]這種起諢名、立綽號的做法，主要是起義前期敵我力量懸殊的產物，它一直延續到明末農民戰爭的中期。後期起義軍已經在鬥爭中壯大起來，逐漸走向正規化，就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了。

  [1]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之末，《先大父撫賊之謗》。

  [2]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十。

  [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4] 康熙十四年《漢陰縣誌》卷三。

  [5] 道光六年《直隸霍州志》卷十六，《災祥》。

  [6] 康熙三十四年《洋縣誌》卷一，《災祥》。

  [7] 康熙五十七年《西鄉縣誌》卷一，《僭亂》。

  [8] 《國榷》卷八八。

  [9] 乾隆四十九年《澄城縣誌》卷七。

  [10] 金日升：《頌天臚筆》卷二一，《附紀》；《熹宗實錄》卷七七。按：這兩部書的記載，都是根據當時陝西巡撫張維樞的奏疏，比較翔實可靠。其他一些史籍關于澄城起義的記載，就多有失實之處。例如被農民砍死的知縣張斗耀，往往誤寫為張耀采。據《澄城縣誌》和《蒲州志》（張為蒲州進士）均作張斗耀，可以同前揭書相印證。

  [11] 《鹿樵紀聞》卷下。

  [12] 文秉：《烈皇小識》卷二。

  [13] 順治四年《白水縣誌》卷上，《扼要》。乾隆十九年《白水縣誌》卷一，《地理·兵寇》改「白河北王二、種光道倡亂」為「洛河北民王二、種光道聚眾為盜」。

  [14] 管葛山人（彭孫貽）：《平寇志》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說，王嘉胤是定邊營逃卒。

  [1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作黃隴山。

  [16]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1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又，該書說「左掛，名之爵，非子順」。《國榷》卷九一，於崇禎三年正月下記「陝西邊盜王子順，號左掛子」；六月下記「王子順，一名王之爵」；十二月下引總兵杜文煥語「清澗賊王之舜」。可見爵字乃舜字形近之訛。其他史籍多作王子順，當從之。此外，《國榷》卷八九，記崇禎元年十一月，「白水盜王子順……」；《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也有崇禎元年十一月「白水王子順反」的記載，似乎把王左掛誤認為王二了。

  [18] 《國榷》卷九一。

  [19]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20] 《平寇志》卷一；《國榷》卷九一。

  [21]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說點燈子原名孟長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根據楊鶴奏疏寫作趙四兒，應當說比較可靠。

  [22] 《綏寇紀略》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二。

  [2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三、卷四；《國榷》卷九一，引總兵杜文煥語；《平寇志》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說神一元是從遼陽逃回的邊兵。又，《楊鶴對詔獄供狀》中說，神一元起義中的另一位首領高應登，也在保安戰役中被官軍殺害。但史籍中，在這以後仍然多見闖天王高應登的名字。究竟是楊鶴的報告有錯誤，還是某些史籍把高迎祥誤書為高應登，或者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有兩位首領人物都叫高應登，現在還不清楚。

  [24] 孫承澤：《山書》卷一。

  [25] 《國榷》卷九○。

  [26] 范景文：《範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27] 據耿如杞《世篤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變的軍隊是張鴻功所統山西鎮兵，耿如杞所領撫標營兵和太原營兵，後來也散去七百名。朱由檢卻不問情由，不據刑律，把耿如杞、張鴻功一併處斬，藉以發泄自己因後金貴族軍隊深入畿輔的羞怒。

  [28] 《綏寇紀略》卷一。

  [29] 梅之煥：《梅中丞遺稿》卷一，《定亂疏》；《崇禎長編》卷三一。關於這次兵變，還可以參看拙稿《李自成起事考》，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30]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31]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

  [32] 《綏寇紀略》卷九雲，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又說與獻忠同歲。余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說，九月十八日為獻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十六，《張獻忠圍桐城》條云：「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但這條記載，說崇禎十三年九月張獻忠在南直隸桐城慶壽，實際上那時獻忠在四川，所記有誤。」

  [33] 《續編綏寇紀略》卷五。

  [34]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卷中，《張獻忠》條。

  [35]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卷七，《張獻忠記》。

  [36] 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五，《寇禍本末》。

  [37] 《綏寇紀略》卷十，《鹽亭誅》。

  [38] 《平寇志》卷三，也有類似記載：「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貰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十七人伏法，獻忠鞭一百獨免。」佚名《紀事略》中說：「大盜張獻忠者，系陝西榆林衛軍，先隸撫軍洪承疇標兵。承疇奉敕辦寇，獻忠隨師（中）牟縣。承疇見其剽悍亡命，遂充旗手。歷行間多年，鳩兇徒為翼，恃勇逞強，不守兵律。承疇雖每示以法，而不置之以死者，憐其勇也。時有響馬綽號黃虎者，嘯聚群盜，圍掠中牟四十日，承疇率兵逐之，黃虎過黃河，走山西五台山。獻忠率亡命往從之，綽號八大王，改營曰西，示自立也。」同書內還以張獻忠自述的口氣，敘述了一段他在1645年稱帝於成都之後，「諭諸文武」的話說：「如朕微時，曾隸洪承疇標下吃糧，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遼時，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斬首級十餘顆，論起來也博得個一官半職。豈知對壘交鋒處有我，敘功疏上無我。到得恩詔下頒，部議上陳，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過同眾兵分吃些牛酒。朕憤不過，所以自中牟縣領著黃虎時起手，縱橫天下，以至今日，撫有茲土，皆賴爾眾將士勠力同心所致也。」這類記述雖然繪聲繪色，敘述得相當詳細，但用有關的背景材料來檢驗，卻很難令人置信。

  [39] 乾隆八年《寶豐縣誌》卷五，《雜誌·兵燹》。按，崇禎十五年，張獻忠起義軍沒有到過河南寶豐縣，這裡記的年代有錯誤，應當是崇禎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0] 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41] 關於張獻忠參加起義的時間，除了某些不大可靠的記載（如《平寇志》卷一）以外，一般都付之闕如。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中說：「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為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之。」把張獻忠的開始投身農民革命說成是「從神一魁」，看來不對，因為神一魁兄弟起義是在崇禎三年十一月，而張獻忠在這以前就據有米脂縣十八寨（諸書都記於崇禎三年，但月份不一致），而且從後來的活動情況看，他同神一魁部也沒有什麼關係。總之，目前所見到的史籍，最早提到張獻忠是在崇禎三年。

  [42] 同1。

  [43] 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卷四，《田賦》。

  [44] 《綏寇紀略》卷九、《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都說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鹿樵紀聞》亦作是年八月；《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條，記於同年五月。馮甦《見聞隨筆》卷一，《李自成傳》作萬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巳刻」，比上述諸書提前了一年。康熙十二年譚吉璁重修《延綏鎮志》，記「萬曆二十五年（1597）八月己巳之酉刻」自成出生。這些說法都沒有舉出原始材料作根據，僅錄以備考。

  [45] 崇禎十五年正月，明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寫的塘報稿中說：「賊（指李自成）祖李海、父守忠，系本縣雙泉都二甲人。」見顧炎武《明季實錄》。康熙《延綏鎮志》雲，其母呂氏為懷遠堡人；《綏寇紀略》卷九、《見聞隨筆》卷一，謂其母為金氏。同書又說「自成於高（迎祥）為甥舅」，其母又當為高氏，恐不可信。

  [46] 有的史籍說，李自成的家庭本來比較富裕。如說他的祖父「世農自饒」（《平寇志》卷一）；甚至還說他娶了一個妓女為妻（《綏寇紀略》卷九），後來因為李自成和侄兒李過荒嬉敗家，「盡亡其貲」，以致家道中落。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傳》，說他「少孤貧，為驛卒」；費密《荒書》也說其「父為農，貧甚」。明末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在崇禎十五年正月，掘毀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的墳墓後，給陝西總督汪喬年的報告裡描述的情況是：墓在荒山野岡之中，沒有墓碑，除了下葬時從土中挖出的一個黑碗以外，沒有任何殉葬品，足以證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非常貧窮的。

  [47] 費密《荒書》記載：「自成產時，其父夢一黃衣人入其土窯，故小名黃娃子。」按，《米脂縣誌》收錄當地土語稱幼兒為「娃」，費氏所記與當地風俗相合。《綏寇紀略》卷九，記自成小名為黃來兒。《明季實錄》所收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塘報稿中說：「闖賊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又馮甦《見聞隨筆》云：自成「小字磑生」；《鹿樵紀聞》卷下，《闖獻發難》條，記「李自成，初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

  [48] 前引邊大綬塘報稿中，記自成曾「為姬氏牧羊奴」，最可信。談遷《北游錄·紀聞上》，《惠世揚》條雲「李自成故牧卒，嘗給事世揚之門」；光緒《米脂縣誌》卷十二，記自成「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康熙《延綏鎮志》卷五之四說：「十餘歲即與回回婆家牧馬。喪父，為酒傭，日沉醉；主者遣之去，學鍛，又不成。為人耕田，常枕耒而臥，不事事。」

  [49] 見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馮甦《見聞隨筆》說，自成「年二十餘執役銀川驛」。按，據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等書，銀川驛當寫作圁川驛。圁川，又名圁水，即無定河，流經米脂縣境。

  [50] 參考清初當地誌書和其他史籍，李自成初起事時，似乎並沒有攻下米脂縣城，縣尉墮馬而死也無從證明。鄭廉在崇禎十五年，曾經捲入同李自成聯合作戰的羅汝才部起義軍，有可能聽到一些起義軍首領人物的情況，但由於他在起義軍中時間短、地位低，所談細節不一定很準確。

  [51] 《平寇志》卷九。

  [52] 《綏寇紀略》卷一。

  [53] 各種史籍敘述李自成參加起義的時間很不一致。邊大綏塘報中，引述與李自成同里的一個名叫李成的人的話說，李自成「自崇禎三年，西川賊卜（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記「崇禎三年，大旱，夏秋無收。李自成以驛卒失公文，盜起」（卷一，《輿志》第一），可以大致確定是在崇禎三年。

  [54] 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卷五，《郵傳》第五。

  [55] 《綏寇志略》等書說，李自成曾經和侄兒李過一道赴甘肅投入明政府軍。崇禎三年，甘鎮軍隊在巡撫梅之煥統率下奉詔入衛京師，途經金縣時，李自成領導士卒起義，殺金縣知縣和參將王國，從此走上了農民起義的道路。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請參看拙文《李自成起事考》，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又，許多史籍都說，李自成之被稱作「闖將」，乃因為他是闖王高迎祥屬下的一員將。根據現存檔案文獻來判斷，可以肯定闖將和闖王都是綽號。李自成同高迎祥之間並不存在從屬關係。這點，我們在下面敘述到明末農民戰爭的進程時，還將進一步闡明。有的書（如馮甦《見聞隨筆》卷一，《李自成傳》）說，高迎祥「於自成為甥舅」，有的書（如《綏寇紀略》卷九）又說「自成於高為甥舅」，未必是事實。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證明自成的母親姓高；也沒有材料能說明自成妻高氏是高迎祥的同族。至於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前，稱作「八隊」「老八隊」，是因為他投入不沾泥手下時，被編為八隊。不久，不沾泥受撫，李自成部和其他幾隊就成了獨立的隊伍。換句話說，他從來不是闖王高迎祥下面第八隊的首領。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記載崇禎四年十一月，「降賊不沾泥張存孟復叛，陷安定。王承恩討克之。賊走綏德，銀川驛馬夫李自成往從之，為隊長」。這裡，把李自成參加起義的時間定於四年十一月以後，失之過遲；但指出他是不沾泥部下的隊長則是正確的。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中說，自成從驛站被裁後，「亦復無聊」。里中「謬相推為里長，使主征會以自給。值催科甚迫，縣令笞之，加以杻。自成脫去，竄入王左掛子、苗美隊中，號八隊闖將。八隊者：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隊李晉王、四隊蠍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夜不收、八隊李自成也」。儘管譚吉璁誤不沾泥為王左掛，所開列的八隊首領名單確鑿與否，目前還難以考定，但他也沒有把李自成列為高迎祥的部將。

  [56] 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57] 閻爾梅說過，「寇起山陝之初，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見《閻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議》。

  [5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