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農民大起義的前奏

  從上面概括描述的明朝末年社會階級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已經極度腐朽，烈火在地下運行，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正在醞釀當中。

  萬曆年間，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士已經懷著不安的心情，指出朱明王朝業已面臨著社會的大動盪。如郭正域在題為《法祖停稅賦》的奏章里說：

  自古亂亡之禍，不起於四夷，而起於小民。秦之強盛，兼併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89]

  安州知州張遂在《興除議》一文中，也大聲疾呼「盜賊可憂」。他說：

  國家自庚戌以來，北擊胡，東掛倭，西滅哱，南平播，節年不聞以盜為苦也。間即桴鼓時聞，皆謂鼠竊不足慮，而不知秦之亡非以陳勝乎？漢之亡非以張角乎？唐之亡非以黃巢乎？天以水旱開其機，上以暴斂驅其眾，此盜之所由起也。……而奸雄如陳勝、黃巢之流，非可以威降、術羈，此其人最足為隱憂，是在廟堂之上，當預有以羅致駕馭之也。[90]

  然而，統治集團所代表的，正是社會上盤根錯節的反動勢力，它們自身已經無法解脫社會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打破封建統治的枷鎖，為歷史的前進開闢道路的，只能是農民的革命運動。

  農民的起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從萬曆年間起，各地的農民曾經多次舉起義旗，向腐朽統治發動衝擊。例如，萬曆十六年，劉汝國在南直隸太湖、宿松地區領導起義，自稱濟貧王[91]，鑄銅印大書「替天大元帥」[92]，「就富民箱囷，招徠饑民共食之。饑民隨者數萬人」[93]。起義農民多次擊敗官軍。明政府地方當局派人招撫時，劉汝國斷然拒絕，並在回信里義正詞嚴地宣布：「豪家不法，吾取其財以濟貧，此替天行道，而違之是逆天也。」[94]同年春，在湖廣等地也發生過饑民搶米的風潮。如大冶縣「谷價騰踴，閭閻蕭條。一夫攘臂大呼，轟然蟻聚，動百十人。持斧破廒，所至一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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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二十七年，白蓮教徒趙古元（原名趙一平）在徐州一帶組織起義。他的徒眾到處宣傳，「世道之將變，尊古元為真人」。趙古元等制訂了詳細的起義計劃，「約以二月二日各處兵馬八路齊起，先揚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絕糧運；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地方官僚驚呼：「黃巾、赤眉之禍，再見於目前。變生呼吸，可為寒心。」[96]

  萬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無為教徒劉天緒等人密謀起義。劉天緒「自稱為闢地定奪乾坤李王」，「又自號為龍華帝主」。[97]

  天啟二年，山東白蓮教徒在徐鴻儒領導下舉行起義。這次起義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當地農民「多攜持婦子、牽牛架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竟以為上西天雲」[98]。起義軍很快就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等縣城，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改元建號」[99]。同時還有北直隸景縣民於弘志等起義響應。天啟四年九月，南直隸潁州、碭山以及河南永城一帶，有楊桓、楊從儒的密謀起義。他們「嘯聚徒眾，私相部署，偽稱懿德元年」[100]。

  這些中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都在萌芽階段或初起之時即被明王朝血腥鎮壓了下去。然而，反革命的屠刀並不能解決尖銳的社會階級對抗。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勢必激起人民群眾更大規模的反抗。

  總之，從萬曆後期到天啟年間，整個中國的天空已經彤雲密布，不時發出隱隱的悶雷聲。那些中小規模的地區性農民起義，就像一陣陣刺目的閃電，不僅揭露了籠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預示著一場大規模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1] 《明史》卷二四○，《葉向高傳》。

  [2] 顧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八，《吳亮嗣傳》載吳亮嗣萬曆末年任兵科給事中時上的奏疏。

  [3] 馮從吾：《請修朝政疏》，見《明經世文編》卷四九四。鄒漪《啟禎野乘》卷一《馮恭定傳》中也說到萬曆皇帝荒於酒色：「因曲櫱而歡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

  [4] 王鴻緒：《橫雲山人史稿·葉向高傳》記葉的奏疏說：「陛下惜區區祿秩，不顧祖宗金甌。夫承平無事，人主嘗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乎有事，士大夫又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視官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5]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九，記萬曆三十四年大學士沈鯉等上言：「今吏部尚書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馬（指兵部尚書）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馬（指兵部左、右侍郎）亦未有代匱者，禮部止一侍郎李廷機，今亦在告，戶部止有一尚書。蓋總計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員，見缺二十四員，其久注門籍者尚不在數內。此猶可為國乎？」

  [6] 馮琦：《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見《明經世文編》卷四四○。

  [7]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傳》。

  [8] 同1。

  [9] 陳悰：《天啟宮詞》，見《昭代叢書》丁集，卷三三。

  [10]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又見《天啟宮詞》。

  [11] 黃尊素：《說略》。

  [12] 文秉：《先拔志始》。

  [13] 陳宏緒：《寒夜錄》卷中：崇禎元年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今之世人，又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乎？何者？彼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所聞見，一督撫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闕，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並佐貳之求闕，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見《國榷》卷八九。至於職司風憲的科、道官，「人謂之抹布，言其只要他人淨，不顧己污也」。見王鴻緒《橫雲山人史稿·韓一良傳》。

  [14] 談遷：《棗林雜俎》智集，「揭長安門」條。

  [15]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四八。

  [16] 正德年間，皇莊遍布畿內，「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見林俊《傳奉敕諭差勘畿內田地疏》，引自《明經世文編》卷八八。

  [17] 《明神宗實錄》卷四二一。

  [18] 汪價：《中州雜俎》卷一，《地理一》。

  [19] 《崇禎長編》卷三六。

  [20] 費宏：《乞正谷大用罪疏》，見《明經世文編》卷九七。

  [21]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三，記錢嘉征參魏忠賢十大罪疏中說：「忠賢封公，膏腴萬頃。」

  [22] 林俊：《傳奉敕諭差勘畿內田地疏》。

  [23] 《崇禎長編》卷四一。這裡再舉幾個例子：北直隸玉田縣在明朝末年「宮勛地」多達十三萬餘畝，其中乾清、慈寧兩宮地為六百三十三頃，壽寧公主地二百三十八頃，景府地四百三十七頃（乾隆二十一年《玉田縣誌》卷三，《田賦》）。東安一縣就星羅棋布了未央宮、永清公主、永安公主、恭聖夫人、英國公、鎮遠侯、太寧侯、安平伯、惠安伯、嘉祥公主、順義府儀賓、錦衣衛指揮的大片莊田（見康熙十六年《東安縣誌》卷四，《賦役》）。明亡時，崇禎帝的姑母榮昌大長公主在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占有「賜田及自置地土」多達三十七萬餘畝，她還說「僅足餬口」，充分反映了皇室勛戚的貪得無厭（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六四頁）。

  [24] 鄭廉：《豫變紀略》卷二。

  [25] 《崇禎長編》卷三六。辛陞在《懟言》中列舉了明王朝敗亡的原因，其中之一為「縉紳勢重」：「仕進出身，自非齊民敢望項背，乃高門大閥，僕從如雲。田連阡陌而不知休，窖滿金錢而不知止。殺人於寸幅之中，破家於立談之頃。郡縣之威立沮，台司之法不行。」見《寒香館遺稿》卷二。

  [26] 《明清史料》甲編，第十本，第九七三頁。

  [27] 《崇禎長編》（不分卷本）。

  [28] 盧象升：《盧忠肅公集》卷十，《報明屯田牛具以備核銷疏》。

  [29]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

  [30] 寧夏之役耗銀一百八十七萬餘兩，朝鮮用兵費銀七百八十餘萬兩，播州之役用銀二百萬餘兩。見《明經世文編》卷四四四，王德完：《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以濟時艱疏》。

  [31] 見上條所引王德完疏。

  [32] 《明史》卷七九。

  [33] 《日知錄》卷十二。

  [34] 《春明夢余錄》卷三六，載御史吳履中論加派疏中說：「國家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五百萬不與焉。」

  [35] 順治《白水縣誌》卷上。又如湖廣武昌、岳州、長沙、衡州、寶慶等府「錢糧則派自加餉以來，王祿、贍田、藩工等項，比舊額倍加焉。閭閻無完緝之居，郡縣少報滿之吏。官司相見，無不攢眉」。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六七頁。

  [36] 康熙《汝寧府志》卷六，《食貨下·四》。

  [37] 《崇禎長編》卷三六；《國榷》卷八八。

  [38] 《春明夢余錄》卷三六，《本計》條。又，漆嘉祉在《實求安攘疏》中說，百姓除了繳納加派的賦稅以外，「復益以地方私派，如供億修築之攤派，買米買硝黃之賠補。上檄所下，錙銖皆給於民。公課有額有期，私編難以數定，難以刻待」。見康熙二十三年《新昌縣誌》卷五。

  [39] 《瞿忠宣公集》卷二，《清苛政疏》。

  [40] 夏燮：《明通鑑》卷八二。崇禎年間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在疏中談到中州四大病時說：「又中州之私派病民也，夫錢糧正項尚自不敷，而曷雲私派。蓋一法出則一弊從之。有等不肖有司，弁髦明禁，不詳院、道，有借兵以私加，有假餉以擅派，有因修築而科斂，有借解運而重征，或立雜支名色，或托費用不充，凡言設處，借一派十。慮鄉紳之發私也，則漏閥家而灑茅屋，以為此人所不知者。追呼倍急，比責更嚴，反留正項在後，假口民欠，聳聽吁苦，其實先已飫私橐矣。」見《金雙岩中丞集·兩河封事》。

  [41] 孫承澤：《思陵勤政記》。

  [42] 康熙五十七年《西鄉縣誌》卷六，《藝文》載萬曆六年孫瀾《舊均糧碑記》。

  [43] 《潛江舊聞》卷六，載萬曆年間袁國臣撰《清田碑記》。又如：「天啟初給事中甄淑言：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見乾隆二十一年《獲嘉縣誌》卷六，《賦役》。

  [44] 康熙十一年《景州志》卷一，《版籍》。

  [45] 《荊州府志》卷七九，《紀事》載袁宗道：《救荒奇策》。

  [46] 順治十八年《臨潼縣誌》，《人物誌》。

  [47] 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48] 《崇禎八年手札》。

  [49] 乾隆三十一年《嵩縣誌》卷十九，《田賦》。

  [50] 吳應箕：《樓山堂集》，《書》卷二。

  [51]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一七五頁。

  [52] 文秉：《烈皇小識》卷六。

  [53] 《日知錄》卷十二，《河渠》。

  [54] 《明史》卷八四，《河渠二》。

  [55] 《烈皇小識》卷一。又，張國維疏中也說：「東南水利未嘗不修舉，緣視為故套塞責了事，徒令胥役向民邀索而已，以致日壞一日。」見《張忠敏公遺集》卷二。

  [56] 《明經世文編》卷四四○。

  [57] 康熙十二年《青州府志》卷二○，《災祥》；又見李世熊《寒支初集》卷九，《黃槐開傳》。

  [58] 乾隆二十九年《諸城縣誌》卷三○，《列傳二》。

  [59] 雍正《陝西通志》卷八六，《藝文二》；又見嘉慶《延安府志》卷七二。《明季北略》卷五題為《馬懋才備陳大飢》，文字取捨也有所不同。

  [60] 《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十，《參豪奸孫光鼎抗屯疏》。

  [61] 《明史》卷七七，《食貨一》。

  [62] 《崇禎長編》卷一。

  [63] 鄭天挺、孫鉞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五頁。

  [64] 《盧忠肅公集》卷八。

  [65] 如天啟四年刑科給事中解學龍上言，山海關「三帥各萬二千金為治第之資，令人駭愕。營房每間價六金，鎮將侵克，費不五六錢，馬料芻豆，十扣其半」。見《國榷》卷八六。

  [66] 吳裕中《治兵理財實效疏》中說：「方今武弁惟事苞苴，參游結契於監司，總戎獻媚於撫按。彼別無點金之術，不過借經費名以侵克軍糈耳。究其始，豈非樞部（兵部）自樹之風聲哉！謀登壇者費數萬，求專城者費數千。雖關說疏題或出他人，而牽制操縱總在該部。」見同治八年《江夏縣誌》卷八，《藝文志》十二。

  [67] 崇禎二年十一月由於滿洲貴族軍侵入畿輔，朝廷通令天下勤王的詔書中還特地提到：「廢閒將領，家丁可當一部者，撫按驗給遣發。」見《國榷》卷九○。

  [68] 引自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第二五六頁。天啟年間，遼東經略熊廷弼在一封信里寫道：「操練之檄，何月不行；操練之事，何日不說？乃諸鎮將自一二蓄養內丁外，皆視營兵為無用，而不屑操。不惟不操也，且使為內丁廝役，且奪其馬與內丁騎，而代為餵養。……幸語諸鎮將，以視內丁之心視營兵，則無不強也；以收拾內丁之心操練營兵，則無不可戰也。一將官以百十內丁戰，何如以一二千營兵戰；一大帥以一二千內丁戰，何如以一二萬營兵戰？是大有益於自家者。」引自《明經世文編》卷四八二，《熊經略集》。

  [6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家丁》條說：「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

  [70] 《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七四頁。

  [71] 《國榷》卷九五。

  [72] 馮欽明：《上家鄴仙大司馬書》，見《甲申紀事》。

  [7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

  [74] 《國榷》卷八六。

  [7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

  [76]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

  [77] 康熙十七年《慶都縣誌》卷四，《藝文》。

  [78] 鄭廉：《豫變紀略》卷一。

  [79]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三，《請搭棚廠添馬價疏》。

  [80] 《明史》卷二五八，《毛羽健傳》。

  [81] 吳甡：《柴庵疏集》卷五，《回彝大肆騷擾疏》。

  [82]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六之一，《藝文志》載練國事《五事疏》。

  [83] 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七。

  [84] 康熙《隴州志》卷七，《藝文》。

  [85] 《崇禎長編》卷四二。

  [86] 明末河南巡按御史金光宸著《兩河封事》內收有一件題本，其中談道：崇禎八年，明四川總兵鄧玘在湖廣樊城兵變中被燒死。鄧玘和當時的大學士王應熊同里，其子文是王的乾兒子。鄧玘的兄弟鄧琳，為了把家眷和搜括來的財物運回老家，竟由王應熊出面托兵部尚書張鳳翼題請，藉口把鄧玘的棺柩運回四川，騙取了乘用驛遞從河南淇縣到四川的勘合。勘合上規定只准用馬十二匹、人夫六十名。王應熊卻寫了名帖，讓鄧玘的家丁向沿途州縣強行索取驛馬二十五匹、人夫一百二十三名，超過定額一倍。不僅如此，鄧玘的家人還勒逼驛站窮夫給壓馬錢、折干銀兩。行經禹州時，勒索折干銀二十兩。驛站不敢開罪，向州庫借來銅錢十二千。家人未饜所欲，大怒，把兩名驛卒鎖著脖子，打成重傷。內閣大學士和兵部尚書通同作弊，足以說明這種「整頓」究竟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了。

  [87] 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史惇在《慟余雜記》中也說：「余嘗北上公車，每見赤條寡漢鵠立站頭，候人雇替，一切肩輿重扛，不過十餘錢，即送大地十里余，謂之招班，得此便苟延一日之命，其窮如此。而秦、晉之間尤甚。故驛遞一裁而此輩無以自活。」

  [88] 康熙十二年《延安鎮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驛遞》。

  [89] 《明經世文編》卷四五四，《郭文毅集》。

  [90] 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十，《藝文》。

  [91] 《潛江舊聞》卷一。毛奇齡《後鑒錄》作「自稱順天安民王」。

  [92] 《後鑒錄》。《潛江舊聞》卷一作「佩大將軍印」。

  [93] 《後鑒錄》。

  [94] 同3。

  [95]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縣誌》卷四，《治忽·災異》。

  [96] 《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五。

  [9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九；《明神宗實錄》卷四二八。

  [98] 康熙十二年《郯城縣誌》卷九，《災祥》。

  [99] 王一中：《靖匪錄》，見《括蒼叢書》第一集。

  [100] 道光《阜陽縣誌》卷二三，《雜誌·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