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永曆帝逃離桂林

  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九月，朱由榔到達柳州以後，瞿式耜堅持請他移蹕省會桂林。他指出「桂林為西省上游，形勝嵯峨，城郭堅固，確然興王根本之地。北規楚，東恢粵，惟此地為適中」。南面有思恩侯陳邦傅扼險於梧州，新興伯焦璉鎮守陽朔、平樂；北面有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南安侯郝永忠堵敵於全州、興安一帶，萬無一失[91]。朱由榔認為駐於廣西內地比較安全，沒有立即採納他的建議。直到十一月十三日何騰蛟節制的郝永忠、趙印選、胡一青、焦璉、盧鼎四營（按，趙、胡所領兵馬合稱滇營）在全州擊敗來犯的耿仲明部清軍後，朱由榔才在十二月初五日再次來到桂林。

  然而，事有意外。廣東清軍提督李成棟在鎮壓了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等人組織的抗清活動之後，穩定了廣東局勢，又出兵西上，思恩侯陳邦傅不戰而遁，十一月間清軍重新占領梧州[92]。陳邦傅軍撤退的消息傳到全州，郝永忠唯恐己部留在桂林的老營（家眷和輜重等）將被陳軍搶掠，急忙率兵從全州馳還桂林；督師何騰蛟帶著盧鼎部也跟著南撤。全州本是焦璉的汛地，他聽說郝、何率部回桂林，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留下部將唐文曜同全永總兵王有臣守全州，自己也帶領主力奔往大墟（今桂林東南大圩）。唐文曜、王有臣眼看各營主力紛紛撤回桂林，又得到梧州失守的消息，判斷在清軍東、北二路夾擊下廣西難保，就同全永道馬鳴鑾合謀於十二月十二日派使者往湖南永州（零陵）向清方接洽投降。清懷順王耿仲明不久前進軍受挫，對他們的主動請降心懷疑慮，拒絕接受。明全州監軍周震堅決反對降清，對唐、王、馬的變節行徑痛加斥責。三人惱羞成怒，當即把周震拖出衙門殺害，然後派人帶著周震的頭和敕印往永州納降。耿仲明大喜，派兩千騎於十七日到達全州接管該地，「全州遂拱手送人矣」[93]。

  全州降清以後，廣西門戶洞開。1648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正月，督師何騰蛟駐守興安，發出檄文命令各將領抽調兵馬赴該地堵截清軍由全州南下。郝永忠派部下羅中軍帶領一千名騎兵前往興安。二月初一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由湖南經廣西全州向桂林推進。明督師何騰蛟驚慌失措，竟然在滇將胡一青等保護下臨陣脫逃，郝永忠派出的騎兵在興安陷入重圍，城破後全部戰死[94]。郝永忠接到報告後大為憤慨，堅決拒絕同守輔瞿式耜一道保衛桂林，主張奉永曆帝向後方轉移。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得報清軍已經進入嚴關，瞿式耜趕往行在（原靖江王府），見郝永忠、盧鼎、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都聚集在司禮太監處商議，他敘述所見情況道：「臣聆永忠議論，則以人馬挫折，意懶心灰，竟欲即刻整旅西行，絕無意於省城者。臣既以好語慰之，復以正言規之，而內鑿不入。」接著，瞿式耜面見永曆帝，「則暫避永福之聖意已定，臣竟無從插齒，只爭起駕之時刻耳」。式耜力主鎮定，指出即使清軍已經到達興安，督師何騰蛟應該有告急塘報，在沒有接到準確消息以前不宜輕易移蹕。「若以走為上策，桂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南、太乎？」朱由榔回答道：「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95]後來瞿式耜在奏疏中也追敘了當時的情景：「皇上聲色俱厲，謂今日事勢，遠過武、攸。爾等必欲留朕，兩宮太后即煩爾等照管。」式耜不敢再說，隨眾退出。次日五鼓他又面見永曆帝，奏言「聖駕即欲行，宜少從容，蓋亂兵乘駕發之後，必有一番搶攘。聖駕稍停，一可以救滿城百姓，二可以救滿朝百官」，朱由榔置之不理。瞿式耜出朝途中接到趙印選的奏疏和何騰蛟的書信，知道進入廣西的清方兵力並不多，又再次入朝，以何騰蛟的書信為證，勸永曆帝暫緩移蹕。可是，朱由榔已如驚弓之鳥，吩咐左右立即準備撤離桂林。「隨駕諸臣車馬匆匆，有行色矣。」式耜的意見遭到永曆帝的斷然拒絕，「時天顏愈厲，天語愈嚴」，式耜只有叩頭請死，含淚而出。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宮眷、隨駕官員離開桂林。郝永忠等部明軍士卒立即乘勢搶奪官私財物，瞿式耜由於主張堅守桂林，拒不隨駕，在一片混亂當中，他的家產也未能倖免。從他的奏疏看，郝永忠曾經派了兩名官頭到瞿家禁止搶劫，但是主力既已轉移，禁令也難以貫徹，亂兵以索取犒賞為名，連瞿式耜本人也受了一番折磨[96]。撤離桂林時出現的混亂和搶劫，無疑是事實；不過瞿式耜和南明其他一些官僚的記載頗多誇大其詞。有的南明史籍更是添油加醋，窮極形象，如說郝永忠於二月二十三日「搶入大內，劫帝於寢被中，舁出城外」[97]；「留守（即瞿式耜）裸體坐署中」[98]。這類謠言顯然不可信。

  [1] 《明季南略》卷二記：弘光元年五月初二日「移惠王於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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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記，潞王朱常淓降清後，「時周王寓蕭山，惠王寓會稽，崇王寓錢塘，魯王寓臨海。貝勒遣騎修書，以參貂等物為贄，邀諸王相見。魯王以道稍遠，辭疾不至。周、惠兩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尋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朱常潤到北京後曾在順治二年十一月向清廷上「明惠親藩朱常潤揭為恭謝聖恩事」奏疏，其中說：「本年五月二十日大兵至江南，潤即於六月內差齎表文章璽赴江西豫王殿下投誠。……昨進朝主上，更荷恩隆。」影印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44號。

  [3] 常瀛是神宗第幾個兒子，諸書記載不同。乾隆二十八年《清泉縣誌》卷三十六《雜誌》說是「神宗第五子」。根據《明神宗實錄》卷三六四，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冊立皇太子和四王詔，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三子常洵為福王，五子常浩為瑞王，六子常潤為惠王，七子常瀛為桂王。神宗第二、第四子早夭，所以有的書把常瀛記為第五子。

  [4] 乾隆《清泉縣誌》卷三十六《雜誌》記：朱常瀛「惑於因果，廣修寺觀，黃冠緇衲，蓄養千計。生七子，長世子及次子、少子俱早夭，第三子名由，劉貴人所生，封安仁王，賜婚吳氏，系衡良家女。四子名由榔，苑貴人所生，封永明王，賜婚王氏，系南直人，業醫王公亮孫女。第五子、六子逸其名，幼，未賜婚，癸未之變（指張獻忠軍入湘）第五子、六子為寇擄去」。史惇《痛余雜記》云：「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舉。有別苑十二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部兵先於城外劫典鋪。桂藩即集諸女樂並宮女二千餘人聚而燔之，號呼震天，並宮殿付之一炬。」

  [5] 李清《南渡錄》卷四。同書又記，弘光元年（1645）二月初三日「諡桂王曰端」。

  [6]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書寄》。

  [7]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於隆武元年（1645）八月下記：「遣使冊封桂世子由桹（榔）為桂王。」沈佳《存信編》卷一記：「隆武丙戌春，遣司禮監太監龐天壽諭祭端王、安仁王，即封上為桂王，居肇慶府。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記安仁王由「丙戌九月病薨」，時間有誤。瞿式耜信中說：「自安仁薨後，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瞿式耜集》第二五六頁）。可證朱由病死不遲於八月。

  [8] 朱由榔就任監國日期據《嶺表紀年》卷一為「十月十日壬辰」；《明季南略》卷九《粵中立永曆》條記「以十月初十日監國，十四日丙戌即皇帝位」；道光十三年《肇慶府志》卷二十二《事紀》云：「十月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稱尊號，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

  [9]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0] 王坤在崇禎朝即已用事，見之不少記載，如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四十八，崇禎六年二月初八日「召對王副憲紀」即為王坤上疏糾廷臣所引起。

  [11] 上引《瞿式耜集》；參見錢秉鐙《所知錄》卷二。

  [12]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云：「內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會止四百里，擁立時嫉凌煙列名多人，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不復頒新天子詔，惟鬻是謀。時羊城左藩顧元鏡恥不與策戴勛，適隆武閣臣何吾騶、蘇觀生從閩逃歸，亦遂立隆武弟為皇帝。」瞿式耜在十月十六日反對移蹕梧州時也申說：「且東人未附，東餉未來，驟焉一行，後必滋悔。」見《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3] 屈大鈞《翁山佚文輯》卷上《順德給事岩野陳公傳》。

  [14] 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敕諭張家玉云：「朕同鄧、周、益、遼航海來粵，訪尋上皇駐蹕之地。有全粵臣民因監國之御弟，推名分以立君。」轉引自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十九，第八八○頁。

  [15] 錢秉鐙《所知錄》卷二記：「於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瞿式耜在《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信中說：「竟以十月廿九日擁之入廣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紹武矣。」見《瞿式耜集》卷三，以監國日作即位日，時間稍有差誤。錢秉鐙所記得自後來隨李成棟反正諸官之口，較為準確。黃宗羲《行朝錄》卷二《紹武之立》雲唐王於十一月朔（初一日）監國，初五日即位；監國日誤。

  [16]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記有永曆年間刻本張家玉撰《名山集》，內收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敕諭，證明唐王在粵雖已監國、稱帝，但仍沿用隆武年號。本書作者未見此刻本，附記於此。

  [17] 屈大均《翁山佚文輯》卷上《順德給事岩野陳公傳》。

  [18] 連城璧《蹇愚錄》。

  [19] 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下記載，定永曆為年號是「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孫取歷字」，即永明王與萬曆各取一字。又見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20] 文安之《黔記》說朱由榔十一月十四日舟至德慶，「十七日幸端州，還行宮」。見《長恩閣叢書》收《滇緬錄》附。永曆帝的生母另一種說法是「苑貴人」，見前引《清泉縣誌》。

  [21] 沈佳《存信編》卷一。

  [22] 許多南明史籍都說何吾騶參加了紹武政權，並任大學士，實際情況很可能是紹武朝廷曾請他入閣，他未應聘。陳子壯「致書式耜，力請馘觀生，而趨兵東下」，見錢秉鐙《所知錄》卷中。

  [23] 沈佳《存信編》卷一。

  [24] 諸書記載「石、馬、徐、鄭四姓海盜」均不詳其名。順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中說：「廣府十六州縣連遭四姓劇賊馬玄生、石壁、徐貴相等，白旗黃信、林芳等環海攘害。……」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八九頁。石壁時為紹武政權總兵，見《瞿式耜集》卷一《特舉讜直疏》。鄭姓，在錢秉鐙《所知錄》卷二中說是鄭昌，上引佟養甲揭帖中提到「鄭昌、楊光林皆聚黨數千，山海縱橫，已經曲諭招徠矣」，下文又提及「海賊徐貴相」等，似乎鄭昌不屬四姓海盜。沈佳《存信編》卷一記順治三年十二月清軍占領廣州後，「遣副將狥東莞、新會諸縣，四姓盜鄭廷球降清，成棟因之以攻其黨，斬石、馬二姓，徐獨身走，盡得其水士、精舟、利器」。

  [25]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26] 瞿共美《粵游見聞》。

  [27] 上引瞿式耜信中說：「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誤將永曆政權之林佳鼎記為紹武政權的「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署名為方以智的《兩粵新書》錯誤相同。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亦將《兩粵新書》作者歸之方以智，其實，方以智參與永曆政權的建立，身經其事，絕不致顛倒錯亂至此。

  [28] 沈佳《存信編》卷一。

  [29] 沈佳《存信編》卷一。

  [30] 《瞿式耜集》第二五八，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31] 乾隆四十四年《揭陽縣誌》卷九《事紀》記載：順治三年「冬十二月，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定潮、惠、廣三郡，路過揭之鋪前。時兩將既定福建，遂進取廣東。養甲先遣閩士黃夢麟授知府銜，至潮宣諭威德，士民趨附」。

  [32] 鄺露《鄺海雪集箋》卷七有《扈蹕臨雍歸自中書堂呈蘇相國一百韻》，題下箋云：「按是年十二月總兵李成棟輕騎直入廣州，紹武方幸學，聞交易服出走。詩似作於此時。」箋注有誤，如果是在這次幸學時清軍破城，鄺露絕不可能有那樣的閒情雅致賦詩百韻。鄺詩中扈蹕臨雍當是指在這以前隨朱聿往太學，十二月十五日所幸為武學。

  [33] 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引蘇國祐（蘇觀生嗣子）《易簀遺言》云：廣州之陷為明叛將謝尚政接引，「大兵至廣，尚政為嚮導，復糾六營兵內應，城遂陷。觀生死，尚政沒其產」。《行在陽秋》記：十二月十五日，「清將佟養甲、李成棟遣游擊龐起龍偽為援兵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晝夜，擒斬清游擊王士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

  [34] 沈佳《存信編》卷一。

  [35] 《存信編》卷一。顧元鏡以大學士的身份降清見順治四年五月初十日兩廣提督李成棟揭帖，《明清檔案》第五冊，A5—171號。

  [36] 《存信編》卷一作「二十三日乙未，清兵逼肇慶，二十五日丁酉駕發肇慶」。《瞿式耜集》卷三記永曆帝西逃為十二月二十六日，從之。

  [37] 《東明聞見錄》。

  [38] 順治四年二月初三日及初四日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五冊，A5—96號及A5—97號。李世熊《塞支初集》卷九《巫丞傳》亦記：「正月二十九遂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迎降，屬官悉稽首上郡邑印及尺籍恐後。」按，清梧州總兵徐國棟不久即病死，見上引順治四年五月初十日兩廣提督李成棟揭帖。

  [39] 關於丁魁楚降清被殺事，華復蠡《粵中偶記》敘述頗詳，繪聲繪色地描寫李成棟親自帶兵前往岑溪，假裝歡迎丁魁楚來降，四月初四日晚上突然請丁魁楚父子過舟議事，隨即命軍士處斬，吞沒其家產妾媳。這一說法未必可靠。李成棟在二月間已奉佟養甲檄文回援廣東，三月已在廣東增城、東莞等地鎮壓張家玉等的抗清活動，不可能四月初四日尚在廣西岑溪地區。《蒼梧縣誌》記：「魁楚因土鎮徐海、徐浤入岑北科為避地計。會連城土寇將攻城，時三營官兵尚存，魁楚又檄陽、電兵來援。正月二十九接戰於葛石坡，魁楚念岑不可居，謀上潯。二月，軍門遣部將楊姓入岑，魁楚踉蹌遁」（府志）。「二月，丁魁楚出降，副將杜永和押赴廣東，半途殺之」（舊志），見同治十一年《蒼梧縣誌》卷十八，外傳紀事，下，本朝。錢澄之（秉鐙）《所知錄》卷二記：「吾猶見其一孫才數歲，為羅成耀養子。」華復蠡《兩廣紀略》記：「人言：魁楚官囊精銀八十萬，珍珠金寶番貨十倍之。所遺二孫聞在李氏官頭家做奴僕，見其自言姓丁，又打頭半死雲。」

  [40]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41]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42]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省會無虞再赴行在疏》。

  [43] 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兩廣提督李成棟向清廷報告：「職所統原部北來官兵吳淞舊額四千一百三十一員名」，其中馬兵三百名，「歷浙抵閩以及入廣，萬里馳驅，衝鋒破敵，險阻備嘗，病故及陣亡者，人馬已損失過半矣」。雖在入粵時帶有閩地土著之眾每府七八百名，俱「脆弱不堪，無資戰守」。就在這件奏疏中，李成棟說他自己帶兵「追捕永曆」僅到梧州，並沒有繼續西上。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頁。

  [44] 順治四年二月初三日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殘件，見《明清檔案》第五冊，A5—96號。

  [45] 參見同上件及乾隆十八年《南雄府志》卷十七《編年》。

  [46] 順治四年五月初三日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五冊，A5—169號。按，華復蠡《兩廣紀略》洪天擢條云：「洪天擢乙酉、丙戌兩年俱在廣東做兩司官，擁戴永曆時自擇其地，要做高雷廉瓊四府軍門，即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寫敕駐高州。丁亥正月清兵下高州，則攜妻子奔雷州；清兵至雷州，則攜妻子奔瓊州。清兵以無船過海，札徐聞者一月，天擢在瓊，為練兵措餉索詐地方幾萬金，復擅行殺戮者幾千人。至四月初二日先航海投誠於李成棟，仍以海道事畀之管理。」

  [47] 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兩廣提督李成棟「為東粵地闊兵單、戰守不足」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五冊，A5—176號。

  [48] 陳恭尹述《兵科給事中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先府君岩野陳公行狀》，見《獨漉堂集》補遺。《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三十頁，《兩廣總督佟養甲殘揭帖》中報告義師攻廣州之役時間完全相同，只是陳恭尹說這是其父陳邦彥聯絡的余龍等部，佟養甲則混稱為「四姓白旗等賊」。

  [49] 張家玉在隆武朝廷中所任官職見汪宗衍《南明金石小識》引張家玉墓碑拓本，該文收入《藝文叢談續編》。汪文所引張碑間有誤植，如「欽命監軍便宜行軍」，「行軍」當為「行事」：「蒙恩加贈……寺正文臣」，「寺正文臣」當作「守正文臣」。

  [50]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五《陳邦彥傳》。

  [51] 兩廣總督佟養甲「為恭報粵地賊情仰祈聖鑒事」揭帖殘件，無奏報日期，清延收到時間為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日，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三十頁。

  [52] 兩廣總督佟養甲「為恭報粵地賊情仰祈聖鑒事」揭帖殘件，無奏報日期，清廷收到時間為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日，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三十頁。

  [53] 九龍真逸（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二所收張家玉之父張兆龍給永曆朝廷的奏疏。參見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兩廣總督佟養甲「為匯報擒磔逆渠三大捷事」揭帖，《明清檔案》第六冊，A6—182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三九至六四○頁。

  [54] 見上引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佟養甲揭帖。張家玉殉難日期為十月初十日，次日清監軍道戚元弼即已報捷。

  [55]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陳邦彥傳》。

  [56] 陳恭尹《獨漉堂集》第八八六頁。

  [57] 順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兩廣總督佟養甲「為逆藩授首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62號。按，查繼佐《國壽錄》便記《趙王傳》將其名寫作曰錟，云：「王因亦為僧，六月入廣州，清令處於光孝寺西禪房內。聞會陳子壯、張家玉等起兵，佟使兩縣官請至元妙觀自盡，父子俱死。」趙王名當以佟養甲題本為準。

  [58] 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月兩廣總督佟養甲「為匯報擒磔逆渠三大捷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82號。

  [59] 康熙七年《新化縣誌》卷十一《別志》作「癸未三月，武岡袁有志作亂，弒親王及諸宗室」。

  [60] 沈佳《存信編》卷一。

  [61] 見《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書》。

  [62] 錢秉鐙《所知錄》卷上記：「上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恆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

  [63] 沈佳《存信編》卷一記：永曆元年五月初二日「晉封劉承胤安國公。承胤驕橫日甚，動輒以兵挾朝廷，群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疏煩功德，遂進封興（安）國公、上柱國，賜尚方劍、蟒玉，便宜行事。二子皆世襲錦衣衛指揮」。

  [64] 吳晉錫《半生自紀》。

  [65] 吳晉錫《半生自紀》。

  [66] 蒙正發《三湘從事錄》云：「劉承允（胤）橫肆日甚，且陰蓄異謀，有廢上立伊婿岷王之意。」

  [67] 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68] 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他過劉國公舊第在順治十七年，見「柱間偶句如新，近為防兵屯紮，稍改，非舊觀矣」。

  [69] 查繼佐《國壽錄》卷四《中湘王何騰蛟傳》。

  [70] 沈佳《存信編》卷一。

  [71] 《存信編》卷一。按，吳晉錫《半生自紀》中說龍之沫為常德人，諂附劉承胤得任御史，人稱「跌腳御史」。

  [72]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七。屯泰即屯代，也就是佟養和。

  [73] 吳晉錫《半生自紀》。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卷二十九《兵燹》記：「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恭順、懷順、智順三王帥師取衡。黃朝宣兵潰，率其姬侍匿於郡南花葯寺，前鋒執而殺之。」

  [74]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

  [75] 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76] 順治五年冬清署貴州巡撫彭而述曾在武岡見「公廨旁鸞輿尚在，左纛黃屋俱置城隍祠中」。順治十七年他再度路過武岡時已「不可考」。見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寶慶至沅州日記》：參見同書卷十五《仕楚紀略》。

  [77] 《三湘從事錄》。

  [78] 吳晉錫《半生自紀》云：永曆帝決定「分兩路行，或未至並與之遇。命大學士吳石渠公護太子駐城步，上從皇太后幸靖州。太子至城步果有兵守之，為所獲，同吳石渠公送衡州矣」。《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五記順治四年十二月丙戌日孔有德等奏報平定湖南，「獲偽永曆太子朱爾珠」。永曆太子之名似有誤。

  [79] 上引《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五孔有德等奏報中說「偽內閣吳秉」等降。吳秉為吳炳之誤譯，他被俘後不久自殺，說他降清不妥。

  [80] 見上引《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五，王允成誤譯作王雲程。

  [81] 《三湘從事錄》記，十月初三日孔有德派何騰蛟至威持手書並貴陽王金印一顆與夫人家報至。按，孔有德利用抓獲何騰蛟家屬進行招降確有其事，但說他送來貴陽王金印當屬訛傳。

  [82] 榮王是明憲宗子朱祐樞的後裔。嘉靖《常德府志》卷四《建設志·藩封》記：「榮王，憲宗皇帝之第十子，弘治十一年建王宮於常德，正德四年之國」；《明史》卷一一九稍有不同。明末榮藩的情況在史惇《慟余雜記》中記載較多，但榮王的名字文獻內有分歧，順治四年十月清湖廣總督羅繡錦「為恭報常軍兩捷事」揭帖中云：「故明榮王朱學洪糾眾稱兵，要復常德。」同件中提及堵胤錫、袁宗第、馬進忠、牛萬才等人，堵胤錫擬奉為主者似應為「朱學洪」，但按明太祖所定諸王二十字輩行，朱棣下無學字輩，晉王下第十六輩為學字，榮王既不是晉藩後裔，明亡時各藩約傳至十輩以內，所記必有誤。《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八記，順治五年四月「壬午，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疏報：大軍至辰州，擒偽榮王朱有楨子朱松於苗洞」。朱有楨當為朱由楨之誤。參考各種史籍，明末榮憲王朱由枵死後，世子慈炤尚為嬰兒，朱由楨大概是榮憲王之弟。

  [83] 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二，書。

  [84] 同治九年《江華縣誌》卷七《寇變》記：順治「四年丁亥五月，曹志建稱保昌伯由江西贛州仁化來駐江華。……曹志建既去，永忠遂帥兵尾其後住三日，追及永明，遂與志建分據，志建截上流駐鎮峽關，永忠截下流駐道州」。康熙六年《永明縣誌》卷九《兵寇志·兵變》記：順治四年五月，「我師破湖南，南昌伯（當為南安伯）郝永忠走道州」。「七月，曹志建統兵萬餘抵永明，屯兵縣西，與郝永忠盟分縣以西八里屬曹，以東八里屬郝。未幾，永忠遁去，通縣錢糧總歸志建」。

  [85]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一。

  [86]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一。

  [87] 瞿式耜永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飛報大捷疏，見《瞿式耜集》第七十七頁。

  [88]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一。

  [89] 瞿式耜永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飛報大捷疏，《瞿式耜集》第七十八至七十九頁。按，蒙正發《三湘從事錄》記全州之戰雲，「十一月二十日，懷順遣將同董英領馬步三千，從間道襲全州」，不僅日期有誤，而且隻字不提郝永忠以及同郝關係密切的盧鼎，卻塞進了他夢寐以求的所謂「恢撫官兵」，適足令人齒冷。與蒙正發沆瀣一氣的王夫之在《永曆實錄》卷十五《郝永忠傳》中斷言：「永忠從無一矢功，惟殘毀內地，屠士民，尤為諸將所惡。」此即王氏「實錄」。

  [90]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一記：「十二月初五日辛巳，上蹕桂林，入行宮受朝，賜郝永忠蟒玉。」錢秉鐙《所知錄》卷二亦云：「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駐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寧府。」

  [91] 瞿式耜九月初三日《請移蹕桂林疏》，十月初二日《請速幸桂林疏》，見《瞿式耜集》第七十五至七十六頁。

  [92] 同治十一年《蒼梧縣誌》卷十八《外傳紀事下·本朝》。

  [93]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一。按，蒙正發《三湘從事錄》記馬鳴鑾為全州知州；據瞿式耜永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飛報大捷疏」中有「據全永鎮臣王有臣、全永道臣馬鳴鸞塘報」；魯可藻書中亦云「全陽鎮、道」降清，可證蒙氏之誤。然時日則據《三湘從事錄》。

  [94] 《三湘從事錄》。

  [95] 《東明聞見錄》。

  [96] 瞿式耜永曆二年三月初一日《變起倉卒疏》中說：他自己「肩背腰肋，無不重傷，牽曳捽撲，以白刃加於頸者數十次，歷辰、巳、午、未四時，地獄變相，無所不嘗」。見《翟式耜集》第七十九至八十一頁。

  [97]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永曆走平樂》條引《粵事記》。

  [98] 《東明聞見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