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四鎮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任何一個國家政權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保持內部穩定。內部穩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員的齊心合力。縱觀明代史事，文臣、武將勢力雖有消長，朝廷的威信卻是至高無上的。大致來說，明初重武輕文，公侯多為開國、靖難元勛。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將之材，勛臣地位雖高，仍不足以對朝廷構成威脅。明中期以後，承平既久，重文輕武之風積重難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統帥者均為文臣，直至崇禎年間沿襲未改，武將擁兵自重雖已顯露端倪，但迄於明朝北廷覆亡，除了崇禎帝有意包庇的左良玉以外，將領們還不敢違抗朝廷的調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節制，更談不上操縱朝廷軍國重務了。南明幾個朝廷最大的特點和致命的弱點正在於依附武將。武將既視皇帝為傀儡，朝廷徒擁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南明之不振種因於此，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在定策問題上猶豫不決，導致朱由崧乞援於武將。弘光既立，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以敗軍之將坐收「定策」之功，軍閥操縱朝廷的局面業已形成。史可法自知鑄下大錯，還想竭力挽回。五月初八日他呈上「敬陳第一緊急樞務事」的啟本中說：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六朝之弱，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其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鼓銳而前，再圖進取。臣以為當酌地利，急設四藩。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凡各屬之兵馬錢糧，皆聽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優以禮數，為我藩屏，聽督臣（指馬士英）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黃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鎮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察敘。[35]

  姜曰廣記：「弘光御極，群臣上言：『皇上龍飛應運，實惟總兵官，至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早決大計，擁立聖躬，功在社稷，宜錫五等爵，剖符延世。』詔曰：『可。』」[36]這說明史可法、姜曰廣等人急於彌補自己在擁立問題上的失誤，儘量籠絡四鎮換取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實際上是步馬士英的後塵。然而，馬士英已占先者，五月初九日到達南京。次日，朱由崧召見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四人，讓他們迅速議定用人、守江、設兵、理餉的事宜。十一日，史可法再次上啟本除了重申設立四鎮外還談到了督師問題，他說：「有四鎮，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適中調遣。」[37]弘光朝廷決定封高傑為興平伯，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劉良佐封廣昌伯，鎮守鳳陽、壽州地區；劉澤清封東平伯，鎮守淮安、揚州地區；靖南伯黃得功加封侯爵，鎮守滁州、和州一帶。[38]史可法提出的四鎮駐地和所謂進取之基都在南直隸境內，督師駐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揚州。當時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無遠圖，意在保住江南。李清在採錄了這兩篇啟本後感慨地寫道：「然於青、兗、開、汝（指山東、河南一帶），似置之不講矣。」[39]張岱說：「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著。」[40]曾任商丘知縣的梁以樟上書史可法說：「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東為江南屏蔽，仿唐、宋節度、招討使之制，於山東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北直；於河南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固山、陝，擇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餉，假以便宜。於濟寧、歸德設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棄二省而守江北，則形勢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鎮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以懋勸之，而閣部大樹兵以自強，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言，然卒不能用。」[41]

  從表面看，這些議論都很正確。但考察一下當時的各種因素，史可法有不得已的苦衷。甲申五、六月間，南方諸臣只知道大順軍已占領整個黃河流域，前鋒直逼淮上，高傑、劉澤清率部南逃，在這種形勢下史可法為防止大順軍飲馬長江，做出守淮、守江的部署有其特定的背景。六月中旬以後，大順軍兵敗西撤，畿南、山東、河南等地官紳反叛大順政權，陷於一片混亂當中。就弘光朝廷而言，趁清軍尚未南下之時，出軍北上，會合這些地方的官紳武裝，擴大自己的管轄區，自然不失為一著高棋。史可法未必看不到這一點。問題是，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已因「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和馬士英的寵信，志驕氣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爭奪繁華之地，既可過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挾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師時已是「失勢憫墨」之人，他根本指揮不了「四鎮」，只好奔走調停於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一籌莫展。

  下面對四鎮的來歷做一簡單介紹。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42]，出身行伍。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的江北地區、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43]。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凌河之役時任游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44]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原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投降明政府後多次參加對農民軍的追剿，升任總兵。甲申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為了順利通過各州縣並取得糧餉，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當為二月，見注）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45]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46]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憑藉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勛。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47]四鎮中高傑、黃得功兵力較強。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只是由於他們以兵力做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都成了定策功臣。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也進封為寧南侯。四鎮的形成本不是因為為明室收復「失地」中做出過什麼貢獻，而是因為在策立上對朱由崧個人有功。就弘光、馬士英而言，需要憑藉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四鎮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麇集於南直隸江北地區爭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關於四鎮封爵的問題，種根於迎立新君上的分歧。具體情節各書記載不完全相同。應延吉記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對他說：「天下事已不可為。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48]黃宗羲的說法是：「馬士英既借四鎮以迎立，四鎮遂為士英所結。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無能為矣。」[49]姜曰廣記：「先是，封事起倉卒，諸將條上事宜，上許焉。一切誅戮、署置、鹽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從事，儼然藩鎮矣。」姜曰廣和北大司寇（刑部尚書）解學龍等上言若不改變，「深釀地方憂」。馬士英回答道：「史送之，令吾奪之，不能！」[50]弘光帝即位不久，江西總督袁繼咸朝見時面奏：「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朱由崧表面上贊成袁繼鹹的意見，嘆氣說：「事已成，奈何？」[51]實際上正如六月二十日國子監典籍李模疏中所言：「今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將。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予之定策，其何敢安？」[52]這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由武將擁立和操縱，但從來駕馭不了武將。武將既不以是否為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貴，自在意料當中。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為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將擁立，授以「定策」之名。從此太阿倒持，軍人專政，國已不國。軍閥之間又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為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南明之未能比擬於東晉、南宋，其源全出於此。後來在贛州殉難的隆武朝大學士楊廷麟曾賦詩寄慨雲「帝京何日復，請將近承恩」，「王室猶多難，書生且論功」[53]，對弘光至隆武朝事做了簡要的概括。

  四鎮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門生天子心」，桀驁不馴。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講話時常引用「聖旨」，高傑大不以為然，當面頂撞道：「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黃得功有一次跪著聽使者宣讀詔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54]在極其重視君臣之分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這種場面是很罕見的。他們對廷臣有所不滿時，就上疏雲「乞付軍前正法」。劉澤清在陛見弘光帝時大言無忌地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俟臣殺賊後，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55]史可法在軍中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盛言『鎮鋒惡，盍謹避之！』」[56]四鎮的氣焰如此囂張，皇帝和廷臣也無可奈何，馬士英雖然投機附和鎮將得以位居首輔，但他同樣受制於四鎮和左良玉，毫無作為。[57]

  四鎮的駐地為：黃得功駐真州（今江蘇省儀征市）、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高傑原受命安頓家口於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將家口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揚州進士鄭元勛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不在城內駐軍。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勛。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里，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余，不得要領」[58]。經過反覆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洲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