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 我與明史（代自序）

  顧誠

  我1934年11月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級時患病休學，痊癒後尚未到開學時間，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幹部訓練班招生，我就報名參加，錄取後學習3個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檢察委員會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參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讀點書，在業務上有所成就。但客觀形勢卻不允許，入學以後大量的時間被政治運動和繁重的體力勞動所侵占。4年的大學生活，我從課堂上學得的知識相當有限，倒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通過一些非正常的途徑培養了獨立治學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級同學參加勤工儉學，任務是給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後來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檔案，地點在校內工會俱樂部，故宮的工作人員用汽車把檔案運來。原來的檔案是按時間（日期）順序用紙包裹的，我們的工作是拆包後按內容分類再加包裹。這批檔案是乾隆末到嘉慶初的，正是白蓮教起義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區苗民起義的時期。一個暑假我親手接觸了這麼多清代原始檔案，大開了眼界。完成這項工作後，新學期剛開始，本年級同學又全體出動去密雲縣勞動，我在工地只住了一個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務。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車上回到學校，才知道系裡為體現全面發展，要拿出科研成果於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向黨獻禮，課題自己選擇。時間緊迫得很，幸好剛整理過故宮檔案，就決定以乾嘉苗民起義為課題去故宮借檔案。故宮明清檔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應。把這部分檔案借來後，我立即沒日沒夜地苦讀、摘要，另從校圖書館借來嚴如煜的《苗防備覽》和相關地方志做參考，稍稍清理出個頭緒就動手寫「書」，實際是一邊看一邊寫。系裡派了兩位同班患肺結核病剛剛痊癒正在休養的同學（王君、張建華）協助，做提修改意見和謄清工作。經過一個月的苦幹，7萬多字的謄清稿終於在10月初交到系裡，題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間的苗民起義》。那時我們的思想真單純，完成了任務，檔案歸還故宮，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後也未留下片紙隻字，這本謄清稿究竟怎麼「獻禮」，下落如何，就一概不問了。在學生階段，有機會自選題目獨立進行「研究」，可說是一次很好的鍛鍊。這是我接觸明清史的開始。

  大學期間真正讀了點書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一時期學生的糧食定量雖然沒有減少，副食品卻嚴重缺乏，不僅肉類每月憑票供應半斤，食油二兩，連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營養嚴重不足，許多同學得了浮腫病。同學們雖然每天飢腸轆轆，卻換來了讀書的時間。在物資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同學們在精神上卻如釋重負。我個人的經歷又有點不同。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門正抓全國高校的統編教材，世界現代史是重要領域。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學院（今河北師範大學）抽調世界現代史教師和少數學生組成編寫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負責，成立了一個大組的領導班子。編寫組先在人大鐵獅子胡同校舍內，不久搬到北京大學，住進剛建成的十三公寓，幾個月以後又搬到二里溝的北京市委黨校四號樓，從工作開始到初稿完成大約有一年多時間。可笑的是，我被調去時是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世界現代史是四年級開設的課程，換句話說是去編寫自己還沒有學過的課程的全國通用教材。儘管頗為奇特，我在邊干邊學中逐漸適應，到後半年還擔任了分組的組長，除了自己分擔的章節以外，要負責修改組內教師撰寫的稿子。由於在編寫工作中表現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結束世界現代史編寫工作回到學校，即被通知畢業後留系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留系工作後，系主任白壽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國史學史，成立了一個小組，組內有趙光賢先生、郭澎、一位姓趙的先生，還有我。當時，白先生住在西單武功衛，我們大約每月去他家一次，匯報工作並聽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給我的任務是探討明代史學。經白先生同意，我先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別集》，參考一些相關評論史料，寫了一篇《王世貞的史學》，交給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過程，這個課題有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李晉華先生寫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史學思想方面兼顧明史的纂修過程。我提出可否逐步進行，由於當時萬斯同的《明史稿》頗難見到，就先從王鴻緒的《橫雲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入手。經白先生同意後，自己買了一部線裝本《明史》，借來《橫雲山人史稿》，逐篇對讀，凡遇《欽定明史》做了修改處，哪怕一句話，甚至關鍵性的幾個字都抄錄下來。對讀完畢，把兩部書不同處列表寫出，這份對照表一共有50多張大幅稿紙。再查閱《清實錄》等書中有關撰修明史的記載，特別是康熙皇帝幾次諭旨，最後寫成一篇《從王鴻緒的〈明史稿〉到〈欽定明史〉》的論文。把論文稿連同對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轉交趙貞信先生處理，從此不知下落。依稀記得我的論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審閱了《明史稿》後，發覺其中對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滿意，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後來修成的《欽定明史》顯然體現了康熙的意圖，刪改之處多是掩飾明朝統治者的陰暗面。白先生給我的新任務是研究談遷的《國榷》。工作剛開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組的人員和工作方法進行全面調整，原先組內人員由系裡另行安排工作，另選了兩位年輕教師和外校來進修史學史的教師重組史學史課題班子，組內人員從研讀《史記》打基本功開始。人事變動的內幕有時很難說清楚，我離開史學史組絕不意味著白先生對我的工作不滿意，後來他曾兩次找我談要我回史學史組，是黨總支沒有同意。在史學史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穫是認真閱讀了上述幾種明史基本史籍，還在中國書店買了一部木刻本的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石印本昭槤的《嘯亭雜錄》、線裝本魏源的《聖武記》以及中華書局排印的「晚明史料叢書」等著作，自行研讀，基本上掌握了明代歷史的線索，也培養了我對明清史的愛好。這以後我的工作崗位雖屢經變動，仍不能忘情於明清史。如1965年發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的《對朱元璋政權性質轉化問題的商榷》一文就是當時的「業餘」作品。

  離開史學史組以後，系裡把我調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後，我作為歷史系三年級的班主任和同學一道赴山西長治參加農村「四清」。在鄉下期間，接到系裡通知，學校成立了外國問題研究所，我和系裡三位更年輕的教師被調到外研所美國問題研究室。上班時我們室負責閱讀新到的美國報紙、雜誌，從中選擇問題，整理成系統的資料。到現在我還是不清楚為什麼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會允許外研所花費寶貴的外匯訂閱多種外國刊物（除美國問題研究室訂閱美國報刊外，外國教育、蘇聯文學、蘇聯哲學三個研究室也訂了不少國外相關報刊），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一個上級部門過問我們的工作。這樣糊裡糊塗地跟著轉了幾年。混到1971年，我除了上班時間勉強應付外，星期日和業餘時間就用來研讀明清史。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歷史系資料室管理員馬國靖先生，那時校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一概封閉不准借閱，我私下找著她，請代幫忙借些書看，她毫不推辭地答應了，在下午下班後系裡師生都去食堂吃飯的時候，帶我進入資料室挑選書籍藏在大書包裡帶回宿舍閱讀。讀完後又以同樣方式請她換借其他書籍。這種秘密活動如果被發現，馬先生是要吃大虧的，幸好每借一次書總得隔相當一段時間，持續的時間雖長，卻從未被人撞見過。另外，有一點也附帶說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麼一堆（我不習慣用卡片，因為卡片既貴又太小，一條長的史料得抄幾張卡片，所以改用小張稿紙和筆記本抄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靜下心來把書籍和抄錄的史料檢閱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為思想政治問題上綱的東西統統送到當時頗為興旺的廢紙收購攤，按1斤1角多錢的價格全賣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兒，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歷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就是後來重理業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為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以後乾的私活就是探討明末農民戰爭，外研所實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時間可以利用，從系資料室能借到的書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圖書館查閱地方志和其他史料。當時南京圖書館在頤和路二號，離我哥哥家近在咫尺，但南圖也不對外開放。靠著哥哥多年在江蘇省政府工作的關係，他找了一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熟人開了一張介紹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來查閱有關古籍。南京圖書館在不開館的情況下破例讓我在二樓閱覽室閱讀。一個月時間看來不長，可是帶有目的地專心致志讀書，還是收穫不小的。幾次南京之行，解決了不少在北京找不著書看的困難。回想起來，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台，甚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理舊業，我多爭取了5年左右的時間（儘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1977年我再也不願意留在外國問題研究所了，正式寫報告要求回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外研所的負責人見我態度堅決，同意我回系。不料到系裡一談，系領導除表示歡迎外，卻讓我到世界現代史教研室工作，這種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我就說：「我的專業是明清史，如果系裡要我去世界現代史教研室，那我還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來。」系領導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著說：「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過你不要說自己的專業是明清史，就說是興趣吧！」這年10月我終於回到了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領導的話明顯地表現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麼專長，不過有興趣而已。為了證明自己在這方面還是下過功夫的，我決定要儘快拿出點成果，選的題目就是《李岩質疑》。這個問題我探討的時間相當長，材料和基本論點早已形成，很快我就把稿子寫了出來，1978年5月發表在《歷史研究》雜誌上。由於觀點新穎，立論有據，在國內外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李岩的問題在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隨後的《關於李岩》中占了相當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為延安整風文獻流傳甚廣，影響遠遠超過史學界。1964年到1965年還在報刊上展開了一場李岩評價問題的學術討論。我的文章卻是依據可靠史料證明在李自成起義軍中並不存在這位「制將軍李岩」，如果一定要說歷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個名字叫李延（或傳寫成李炎、李兗、李嚴），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實際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樣。做出這樣一個判斷絕不是輕率的，我在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除了細讀清初幾部有關「流寇」的專著外，還廣泛查閱了當時任職官員的文集、相關記載、檔案和地方志，僅以地方志為例，凡是起義軍到過的府、州、縣誌就查了1000多部。在這樣相當徹底的普查基礎上，不僅未能查到一條可以證明李岩存在的史料，反而找出許多證據表明史籍中有關李岩的生平、事跡全不可靠。那麼，清初以來的一些史籍中為什麼會冒出那麼多栩栩如生的李岩「事跡」呢？在反覆研究之後，終於從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中得到啟發，那些包括李岩在內的許多荒誕之詞都是來自小說。1644年舊曆七月間，距離李自成起義軍撤出北京、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不過兩三個月，化名西吳懶道人創作的《剿闖小史》即已刊刻成書發賣，清初這部小說又做了補充，先後改名為《定鼎奇聞》和《新世宏勛》，類似的還有《樵史通俗演義》等，這些書既收集了邸報之類的材料，有部分真實性，但也羼入了大量作者虛構的情節，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由於小說出現較早，在民間流傳甚廣，清初史家編纂有關「流寇」的史籍時就已經真偽莫辨，誤采入書。最典型的是康熙十年成書的計六奇《明季北略》，該書明確記載引用了《新世宏勛》（見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第558頁），而卷二十三《補遺》則幾乎全是照《新世宏勛》的原文刪削而成，這就是李岩的「事跡」在《明季北略》中最為豐富的原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得最多的史籍正是《明季北略》。以上就是虛構人物李岩被誤認為信史的大致過程。直到查出李岩「事跡」的由來後，我才斷定李岩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鄭廉所說是「烏有先生」。自然，學術界不少人仍然認為確有李岩其人其事，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想說，自從《李岩質疑》於1978年發表之後，我繼續閱讀了相當多的明清之際的史籍文獻，至今未發現一條可以證明李自成之外存在著另一個「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證據。把李岩的問題寫得這麼長，只是說明治史的不容易，類似的情況在我探討過的課題中還有很多。

  1984年我的《明末農民戰爭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書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證、論點的分析上都較之前人有相當大的推進。書的下限只寫到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張獻忠的大西政權覆亡為止，大順軍和大西軍餘部的抗清鬥爭擬放在《南明史》中敘述。南明的歷史在辛亥革命前後和抗日戰爭時期都曾經受到愛國志士的關注，掀起過熱潮，先後有柳亞子、謝國楨等先生的專著問世。但是，南明史覆蓋面太廣，它包括了清方撲滅各地抗清武裝謀求統一的活動，南明幾個小朝廷的史實，大順軍、大西軍先後聯明抗清的歷程，鄭成功等在東南沿海的鬥爭，以及清統治區內反清復明的活動。不僅頭緒紛雜，而且各種史籍、文獻的記載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難的還是由於南明是失敗的一方，大量文獻資料被毀滅，留下的部分中時人記載的數量極大，而作者入清以後往往有所顧忌，不願據事直書，再加上清朝統治穩定後屢興文字獄，大量收繳銷毀「違礙」書籍，更增加了關鍵史料不足的困難。為了整理出頭緒，儘量恢復歷史的原貌，只有大量查閱檔案、文集、各種私家記述、地方志等文獻和非常有限的實物，進行綜合研究。《南明史》直到1996年才完稿，次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有人評論這部著作是「十年磨一劍」，其實我很難說清自己在這部書稿上花費的歲月。因為南明史資料的收集工作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的史實時就已同步進行，開始寫作初稿固然是在1982年11月《明末農民戰爭史》交稿以後，可是中間又停頓了兩三年，原因是《明末農民戰爭史》交稿後曾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簽訂了合同，預定在三至五年內交出《南明史》稿。大約寫了一半章節的初稿，出版社通知我，他們奉命集中力量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無力顧及其他書籍，建議《南明史》推遲交稿，這意味著單方面廢除合同。而我當時正對明代衛所制度頗感興趣，認為明代衛所制度絕不像一般史籍中說得那麼簡單，似乎只是明前期的一種軍事制度，中期以後即為募兵制度所取代，而是同明帝國許多領域密切相關的重要課題。最初感到衛所制度值得研究還同李岩問題有關。許多史籍里都說李岩是河南杞縣舉人，大司馬李精白（大司馬即兵部尚書，李精白在天啟年間任山東巡撫，加兵部尚書銜）的兒子。查李精白的材料時，除了弄清他同「李岩」毫無關係，還發現他祖上是山東曹縣人，明初跟隨大將軍徐達北征後定衛於潁川衛；潁川衛位於南直隸阜陽縣境，而隸屬於河南都司。因此，李精白作為衛籍人士必須到河南開封去參加鄉試，而不能像同居於阜陽縣境內的民籍生員要到南京鄉試。《阜陽縣誌》選舉志表列本縣舉人名單中相當一部分下注「河南中式」，這些參加河南鄉試中舉的就是世代居住於阜陽縣境內而屬於潁川衛籍的人。從此，我開始注意到明人傳記中衛籍的問題，如李東陽、焦竑、楊嗣昌、史可法、何騰蛟、王錫袞以至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萬斯同都是衛籍，他們上距祖軍原籍少則四代，多則八九代。但衛籍人士的籍貫在史籍中弄得很亂，有的寫祖軍原籍，如說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李東陽是湖廣茶陵人；有的又寫世代所居的衛籍。這不僅在寫人物傳記時常造成混亂和謬誤，更重要的是令人難以明白明太祖實行的衛所制度在人口遷徙、邊疆開發等方面起到的深遠影響。

  在閱讀《明實錄》和《清實錄》時常常看到大量衛所是呈現為一種地理單位的記載（如水旱地震災害、興建城池之類）。如果說衛所僅是明代的一種軍事組織，那麼，入清以後約一百來年怎麼還保存那麼多明代的「軍事組織」？清代文獻（如實錄、官員奏疏、地方志）中常見改衛所為州縣或在內地把衛所人丁、田地併入附近州縣的記載，這些都說明衛所在明代建立以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軍事系統管轄下的地理單位。以前的史籍中也曾注意到明代一些衛所是管轄一片地方的，因而有「實土衛」與「非實土衛」的說法。史學大師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部分也標明了大片邊疆地區歸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轄，為研究明代疆域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在廣泛探討明代各種類型衛所的基礎上，提出了明帝國疆土是分為兩大系統管轄的論點，即行政系統（縣、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隸府、州——六部）和軍事系統（衛、直隸都司的千戶所——都司、行都司、直隸衛——五軍都督府）各自管轄兩種不同的「地理單位」。州縣是一種明顯的地理單位，絕大多數衛所也是一種地理單位就比較難以理解。我只是按實際情況指出絕大多數衛所中有的管轄土地周邊四至比較清晰，而相當一部分內地衛所管轄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州縣的自然境內或轄地與州縣犬牙交錯，在地圖上是無法標示出來的。儘管如此，這些衛所的土地與人口不屬州縣管轄，其數字也不納入州縣統計之內。由此就涉及社會經濟領域中的幾個重大課題，一是明帝國的耕地數，二是明代官、民田數，三是清初耕地數較明代是增加還是減少，等等。國內外史學界關於明初以來存在兩種相距甚大的全國耕地數始終得不到正確解釋，都同衛所問題有關。我探討的結果是指出《明實錄》中每年末所記「是歲天下田地數」僅僅是由戶部綜合以州縣為基礎的行政系統數字，沒有包括軍事系統管轄的耕地（屯田和衛所轄區內的民田）在內，因而是不全面的；而為國內外史學家判定為不可信的明初以來約850萬頃以上的數字則包括了行政與軍事兩大系統的耕地數，只有這一數字才是真實可靠的。至於史學界長期關心的明代官、民田數大抵都是依據《明史·食貨志》所說「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我則指出這同樣是行政系統轄地內的官、民田數，就全國而言，軍事系統的屯田全部屬於官田，若把這一部分計算在內，明代官田在總田額中所占比例就要大得多。對於清初順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全國的耕地數字，學者們常根據《清實錄》與《明實錄》絕大多數年份所記數字相比，誤認自順治末年起清代耕地數已超過明朝萬曆清丈以前的數字。我則指出自明末以來連年戰亂、災荒頻仍，田地拋荒極為嚴重，何況順治後期全國尚未統一，耕地數較之明朝全盛時期是大幅度下降的，即由萬曆三十年的1100萬頃減至500萬頃左右。清代耕地數的上升並超越明代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這一論斷只需把清代所修方志中「賦役」類所記「原額」與歷年數普遍查對一下即可認定，況且還有許多官、私文書可以印證。就是說，《清實錄》中所記數字並沒有錯誤，問題是清代包括衛所在內的全國耕地數都已匯集到戶部。我對衛所的基本觀點已發表在《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談明代的衛籍》《明帝國疆土的管理體制》4篇論文裡。原來設想進一步收集史料，圍繞衛所問題對明帝國相關領域的影響和到清代的改制進行綜合研究，寫一部專著，但這項工作深入不易，距成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我對明清史的興趣比較廣泛。為了探討朱元璋大明帝國的建立，不能不上溯到元末社會和元末群雄爭霸；而為適應教學和指導研究生的需要，對明清史籍也必須較廣泛地閱讀。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深入研究一個比較大的課題往往需要多年的時間才能做得比較像樣子。比如明清社會的演變，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理應成為明清史工作者研究的中心課題，自己在這方面只能隨時注意積累材料，遠談不上做深層次探討。20世紀90年代以來，讀書之志未減，寫出的論文卻寥寥可數，自覺汗顏。只是為應付約稿，寫了幾篇元末明初史事的稿子，如《靖難之役與耿炳文、沐晟家族》，中心內容是論證耿炳文在靖難之役中於真定死難，而絕大多數史籍（包括《明史》本傳）都說他在戰敗後被建文帝召回，由李景隆接替，燕軍占領京師（南京）後，耿炳文靦顏投降，永樂初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奏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靼」（《明太宗實錄》卷三十五記於永樂二年十月，「上曰：先朝老臣亦為此乎，命速改之」。未言炳文自殺。《明史》卷一百三十《耿炳文傳》記於「燕王稱帝之明年」則當為永樂元年，並雲「炳文懼，自殺」）。我查考出耿炳文的妹妹是沐英續配夫人，黔國公沐晟的生母。沐晟後來為表哥耿琦寫的墓志銘明言舅父耿炳文戰死於真定，朝廷（指建文帝）痛惜不已，以很高的規格予以祭葬。永樂初廷臣劾奏本指其葬禮「逾制」，碑文肯定有礙於新主子，《明太宗實錄》記永樂帝「命速改之」也是指的墳墓應予毀改。這正如永樂元年十月禮部言開平王常遇春祠墳「建文中增修過度，請復其舊。從之」（《明太宗實錄》卷二十四，按，常遇春女為建文帝嫡母）。所以，說耿炳文在南京投降了永樂帝，後來畏罪自殺根本不可信。又如朱文正是朱元璋大哥的兒子，由於他在大明立國前夕被叔父朱元璋處死，《明太宗實錄》等書中只記載他被任命為大都督、扼守南昌抗擊陳友諒圍攻，然後是得罪而死，其他事跡都因忌諱而付之闕如。由於材料缺乏，諸家明史多不為他單獨立傳。我依據頗為罕見的朱元璋《御製紀非錄》等書把朱文正同朱元璋的關係和大致生平草成一文，題為《朱文正事跡稽考》，即肯定他是沒有看到大明帝國建立的開國元勛。至於沈萬三的故事，我在兒童時代就聽過他家有聚寶盆。近年來隨著文學、藝術、旅遊等事業的發展，沈萬三的老家江蘇崑山市周莊聲名大噪，可是沈萬三究竟是個什麼人物，什麼時代的人，卻大抵是依據明朝以來的傳說和野史筆記把他說成是明初洪武年間的首富，後來被朱元璋充軍雲南。由於宣傳得太火爆了，我覺得有必要認真探討一下。除手頭摘錄的史料外，我還集中一段時間去北京圖書館查閱元末明初人士文集和相關的明、清地方志。終於查清了沈萬三（沈富）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況，依據他的幾個子侄的墓志銘等確切史料，斷定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並沒有活到明朝建立，史籍中有關他在洪武年間的活動純屬訛傳。不過，他和弟弟沈萬四（沈貴）的後裔在洪武年間確實是江南巨富，最後在洪武二十六年被網入藍玉黨案遭到抄家滅族之禍。這篇文章澄清了廣泛流傳的沈萬三故事，對於了解元末明初地主豪紳的經濟實力和朱元璋致力於消除「隱患」也不無幫助。

  上面大致談了自己學習明清史的過程和心得。幾十年來能做出一些成績，得益於勤奮。我覺得養成坐圖書館的習慣非常重要。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起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除了上課和其他必須參加的活動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學院圖書館看書。早晨帶上稿紙、筆記本和一個饅頭蹬車直奔圖書館，中午休息時間吃個饅頭，在附近轉悠一會兒，繼續閱讀摘抄史料，直至閉館才回家。讀書的方法是提出書後，先翻閱一遍，遇到有價值的史料，把事先準備好的小紙條夾在書內作為標記，大約看到一半，就動手抄錄。一條史料抄在一張稿紙上，半天時間差不多總是七八張（按行不按格抄寫），字數少的可達到十張，一天下來總有十幾張；筆記本大抵是記下與當時研究問題無關的零星史料或簡要備忘錄。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細閱讀一遍，遇有語句不通等情況，可能有誤字漏字，用紅筆畫出，第二天再核對原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時的筆誤。檢閱所抄材料還會發現有的問題應從其他史籍中尋找印證，即記於筆記本上，以便及時提取書籍。騎自行車去圖書館，冬天是最困難的，有時頂風而行實在費勁，嚴寒甚至會凍得手指麻木。這種工作方式確實有點辛苦，但在圖書館中一坐，好書在手，樂在其中，回家後檢閱收穫，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說關係到歷史上重大問題的史實，就拿我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後面附的「大順政權所設各地官員表」來說，多數是從地方志的「災祥」「兵燹」「紀事」之類記載中查出的，每找到一個大順政權任命的地方官員的名字和職務都能使我高興一陣。這部書出版後，我在讀書的過程中還發現一些新的史料，可以為該表補充十名以上官員。坐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時間潛心研讀，有時還需要到外地圖書館去查閱。為了寫《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閱讀雲南省圖書館的藏書和參觀雲南省博物館的藏品，因須閱讀的書籍較多，連原來計劃途經貴陽時去安龍實地考察一下都限於時間只好作罷。有時因情況不明，重要史籍會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數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分別管轄的論點，雖然依據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關記載的材料加以論證，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萬曆十年山西巡撫辛應乾主持編制的《山西丈地簡明文冊》，原書就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這部書的前三冊是山西布政司所轄各府州地畝及征糧數，第四冊和第五冊則是山西都司所轄耕地屯田與徵收籽粒數。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張海瀛先生的研究論文發表後（《明史研究》創刊號），我才知道還存在這麼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1993年他的《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出版，將《山西丈地簡明文冊》全部影印附於書後，使這一原始文獻得以廣泛流傳。舉出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治學的第一步收集史料並非易事。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在不斷讀書的過程中往往發現自己發表過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誤。知識是沒有止境的，在我涉獵過的明清史領域內，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知識相當有限，許多問題僅具一般常識，甚至毫無所知。實事求是地對待學問，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學看得太容易，切忌過高估計個人的能耐。至於在理論和觀點問題上，則遵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必強調一律，既不想把個人看法強加於他人，也不想違心迎合某種思潮或論點。這就是我對本文《我與明史》的總體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