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撫的職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員的鳴炮恭送之下，啟程入閩督師。

  在此以前，援閩之師分三路出發。西路以幫辦福建軍務的浙江按察使劉典所部新軍八千人為主力，會同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的兩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記名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經福建浦城、建寧入延平；東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連升會同候補知府魏光邴，領兵四千五百人，過錢塘江由寧波乘輪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陸。

  這三路軍隊的目標都是閩南。李世賢踞廈門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則在閩南的東西之間流竄。左宗棠的打算是，決不能讓他們出海，由北、西、東三面收緊，壓迫敵人南竄。

  福建之南就是廣東。兩廣總督毛鴻賓與廣東巡撫郭嵩燾見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驅賊入粵，則援閩之師，隨賊而至，會形成長毛與「友軍」交困的窘境，所以兩人非常著急。

  可是由兩員副將方耀、卓興所率領的粵軍，不過八千之眾。福建延建邵道康國器，雖是廣東人，新統一軍亦多粵籍，卻不能算粵軍，因為是左宗棠的部下，並不聽命於廣東大吏。毛鴻賓與郭嵩燾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興入閩會剿，明阻長毛，暗擋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請起用守鎮江的名將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自求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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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援閩之師未到以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已與李世賢接過仗。林文察是台灣彰化人，咸豐八年以助餉剿淡水的土匪，授職游擊，做了武官。他所統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戰，助林文察當到總兵，獲得「巴圖魯」的名號。王有齡被困杭州時，曾奉命援浙，而阻於衢州。以後歸左宗棠節制，他很立了些戰功，補實為福建福寧鎮總兵，不久擢升為福建陸路提督，隨即提兵回台，在他家鄉平亂。

  亂黨的首領，是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國歷史上陰魂不散的老牌亂黨白蓮教的餘孽。他在彰化名義上辦團練，實際上與長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淪陷，在福建的官軍，多調閩北浙南。戴潮春認為這是起事的好機會，三月間由其黨羽林戇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後占領彰化，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被殺。戴潮春自稱「東王」，「南王」是林戇晟，此外還有「西王」與「北王」。下面的官職有「大國師」「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

  這個略仿太平天國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戲台出將入相的場面，由於東南戰局正在緊要關頭，朝廷只應糧道丁日健的力請，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維持一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復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號召舊部。福建巡撫徐宗干，亦派久官台灣的丁日健領兵赴援，並授為台灣兵備道，督辦全台軍務。

  於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復，繼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於張厝莊、林戇晟敗死於四塊厝，局面可以算是穩定下來了。

  不過肅清殘餘亂黨，亦很費力，尤其是當李世賢占據漳州以後，戴潮春的餘黨準備接應會合，圖謀再舉。左宗棠深恐李世賢、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為此。

  林文察見此光景，深感為難。他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復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陸路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對於收復漳州、汀州等地，責無旁貸。他仔細考慮下來，覺得還是應該回福建。因為若能夠消滅李世賢，彰化的亂黨便失去憑藉與指望，不戰而自潰。

  打定主意，他倉促內渡，同船隻帶了兩百親兵。他與李世賢交過手不止一次，不敢輕敵，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後出擊。哪知李世賢早有準備，在萬松關設下埋伏，專等他入網。

  而林文察則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自感兵力孤單，雖一路收容了許多散兵游勇，雜湊成軍，但只有糧餉充裕、時間從容，而又有得力的幫手的情況下，才可以將此輩漸漸練成勁旅，否則就只有利用他們急於追求出路，或者懷忿報仇的心理，淬厲士氣，作背城借一之計。林文察老於兵事，默察情勢，認為不得不速戰速決，拖下去徒耗糧餉，且難部勒，將不戰自潰。

  本來左宗棠的檄令，是責成他「力保泉廈」。這是很難的任務，因為漳州以東，直到廈門、泉州，地勢平衍，易攻難守，而況彼此兵力眾寡懸殊。就方略講，應該以攻為守；就利害關係來看，以少攻多，雖然吃力，但與其守而敗，不如攻而敗。因此，在十月初林文察便由泉廈而進，在萬松關上紮營。

  萬松關又名萬松嶺，在漳州以東二十五里的鳳凰山上，為由泉廈渡江入漳的孔道。紮營剛定，李世賢派一隊人馬來攻，用意在試探虛實，哪知副將惠壽不中用，竟讓長毛踩了營盤。林文察迫不得已，退扎到叫作玉洲的地方，隔了兩天出隊攻擊，小勝而回。

  就在這時候林文察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溝高壘，勿浪戰求勝，俟浙軍到後，協力規復漳州」。林文察這時不能不聽命了，駐營在萬松嶺上，靜候援軍，另由水師總兵曾玉明，在九龍江近海澄縣地方的海口鎮，結紮水營，以為掎角之勢。

  這樣守到十月底，左宗棠還未進入福建境內，而先行出發的浙軍，三路合圍之勢，將次形成。李世賢原來是在萬松關以西設下埋伏，專候林文察入網，見他按兵不動，而浙軍又已入閩，不能不急著打開一條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發動突襲。

  突襲是分水陸兩路進行。襲擊水營的長毛，皆以煙煤擦臉，有意扮成猙獰可怖的鬼相，同時亦用作為「自己人」的識別。曾玉明的水師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轟擊以外，其餘各營，都垮了下來。

  在西面萬松關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壞的散兵游勇，聽說後路被襲，未戰先亂。副將惠壽、游擊許忠標壓不住陣，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卻不肯逃，結果中槍陣亡。潰散下來的亂兵，勉強集結在九龍江東岸，算是保障泉州門戶。

  三月以後，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進入福建境界，預定就以此為行轅。行轅所收到的第一件戰報，便是林文察兵敗殉職。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徵兆，左宗棠大為不悅。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軍的銳氣，也傷了他的威名，雖非死有餘辜，卻是決不可原諒的。因而出奏時，便不肯專敘此事，只用一個「督師行抵浦城，現籌剿辦情形」的案由，在摺子中斥責林文察不聽調度，致有此失，幸虧高連升一軍已由福州趕到閩南，泉廈可保無虞。至於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請，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會優厚。

  不過局勢很快地穩住了。左宗棠最擔心的，就是李世賢向東南橫竄入海，所以只要高連升一軍能自福州南下，及時攔堵，先擋得一陣，等蘇軍郭松林、楊鼎勛領兵航海而來，肅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為此，左宗棠定下東守北攻西壓的策略，最先收復閩南偏北的龍巖，接著會同粵軍方耀所部，收復閩粵交界的永定。

  這兩場勝仗打下來，士氣大振，指揮更加靈活，左宗棠開始「驅賊入粵」。首先是由毗連江西的汀洲、連城一帶開始，將汪海洋部下的長毛，往南攆向與廣東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帶。其時援閩蘇軍已陸續到達，與浙軍高連升、黃少春所部，劃分防區，而以進取漳州為目標，蘇軍守漳州之南，浙軍守漳州之北。這一來，李世賢出海之路是徹底被阻斷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蘇各軍由南北同時出擊，會攻漳州。四月二十一日，漳州克復，可是李世賢卻開西門而走，與汪海洋會合在一起，成為「困獸」。

  當時的形勢是東南方面泉、廈、漳沿海一帶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餘人防守，東北的漏洞亦已及時防補，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幾乎毫無布置。

  西面就是廣東的大埔、饒平一帶，雖有粵軍方耀防守，可是絕非李世賢、汪海洋的對手，是誰都看得出來的。然則，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

  這個明眼人是遠在京城裡的軍機章京領班許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他看到發下來的一個奏摺，大為詫異。這個奏摺是李鴻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閩蘇軍，會合浙軍分路進逼，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府城」。奏報進攻情形中，有一句話說「侍逆李世賢潛開西門而遁」。這與同時收到左宗棠的戰報，情況不符。

  左宗棠的奏摺，案由是「進逼漳西大捷，現籌辦理情形」，並未提到漳州克復，更未談到李世賢由漳州西門而遁，只說「李逆世賢經官軍迭次擊敗，勢日窮蹙，圖由漳北小路繞犯安溪，以抄官軍後路；其計未成，又圖勾結同安土匪，內訌滋事，經郭松林抽帶所部兩營馳赴同安，會同道員曾憲德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匪巢洗盪」 。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二十六，拜折的地點是福建省城。福州離漳州不過兩三日路程，二十一克復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應該到二十五還不知道。如果已經知道，二十六拜折何以不報捷？

  這是莫大的一個疑竇，但稍作參詳，不難明白。左宗棠只為李世賢「漏網」，不肯報捷，先說他想「繞犯安溪」，又想「勾結同安土匪」，最後說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將李世賢「漏網」的責任，輕輕推到郭松林頭上。

  至於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緣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來從林文察陣亡以後，福建陸路提督一缺便補了福山鎮總兵的郭松林。這雖為署任，但總是升官，而如沒有左宗棠的奏請蘇軍援閩，這個武將中最高職銜的提督，未見得輪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閩而來，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則不論感恩圖報，還是循名責實，都該照建制歸隸他的部下。無奈郭松林雖經福建巡撫徐宗干一再催促，但始終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卻自居於客將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頗難容忍的，只是當郭、楊兩軍航海南來之前，李鴻章特為聲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勸駕」。左宗棠曾經同意，此時不便出爾反爾。但他又有所憾於郭松林，因而此時先作一個伏筆，一方面隱約其詞地表示追擊李世賢是郭松林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將來的情況。果真同安土匪一時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請將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朝廷不能不准，李鴻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瞭然於左宗棠暗中的鉤心斗角，再來看李鴻章的「援閩獲勝，會克漳州府」一折，才會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賞以外，還有預先為蘇軍留下卸責餘地的作用。因為折中鋪敘戰況，對於郭、楊兩軍的防區及部署說得特別詳細。

  一則謂：「東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營扼之，又十里為鎮門，系東山、海澄、石碼適中之地，楊鼎勛以五營扼之。海澄縣為兩軍後路，有山徑可通漳浦，復派三營分布縣城內外，防賊抄襲。」

  再則謂：「總兵劉連捷、臬司王開榜在西北，提督高連升、黃少春等軍在東路。自蘇軍扼扎東山，南路已斷。」

  三則謂：「敗逆向南靖一路紛逃，各營追剿數里，當會同高、黃等軍，折回東南，將東關外放子橋、東嶽廟及附近南門新橋各賊壘一律蕩平。」

  處處可以看出，郭、楊兩軍無論防守還是攻剿，都以擔當漳州南面為主，東面其次，然則李世賢開西門而遁，責任誰屬？不問可知。這樣反覆分析下來，許庚身認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權術。從軍興以來，各省帶兵大員，以驅賊出境為慣技，而左宗棠則似乎有意以鄰為壑，包藏著什麼禍心。此非早作糾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與文祥等人，指陳利害，奏明兩宮太后，擬發「廷寄」。他首先指出李鴻章已有奏報，漳州克復，「侍逆潛開西門而遁」，接下來便說：「漳州雖經克復，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將與汪逆合謀，計圖復逞。現在東南兩路局勢既尚穩固，東北一路亦有劉明燈等聯絡扼守，而西面之漳浦、雲霄、詔安、平和等城，均為賊踞，該逆必思由此路竄走，已無疑義。粵省饒平、大埔一帶雖有方耀等軍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當分撥勁旅，繞赴西路，會同粵軍，迎頭攔截，杜其竄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攆走郭嵩燾的時機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為蔣益澧下過一次伏筆，並用李鴻章作為陪襯，來提高蔣益澧的地位。這一伏筆，下在九月初，瑞麟與郭嵩燾交惡之時，而於「懇請收回節制三省各軍成命」的奏摺中，附帶一提：「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將李鴻章調為粵督，而以蔣益澧升任粵撫。這是隱約其詞的試探，朝廷即令沒有明確的反應，但蔣益澧可當方面之任的印象，卻已在西宮太后與軍機大臣的腦中留下了。

  此時當然還不能明保蔣益澧升調廣東，是用夾片的方式，在「陳明廣東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蔣。首先就說：「廣東一省兵事實足觀，而餉事亦不可問。軍興既久，名省兵事或由弱轉強，粵則昔悍而今駑矣！各省餉事或由匱而漸裕，粵則昔饒而今竭矣！」光是這兩句話，便將近兩年的督撫一起攻擊在內，當然，郭嵩燾的責任應更重於瑞麟，因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著便專責餉事，而此正是巡撫的職責，其中並無一語提及郭嵩燾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擊卻集中在郭嵩燾身上，特別提到廣東富饒之區的潮州厘稅。

  左宗棠是這樣指責：「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紳士民，詢及潮郡厘稅，合計雜貨之厘、洋藥之厘、汕頭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萬餘兩，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為粵東腴郡，而厘稅之少如此，外此已可類推。」

  這是有意歪曲事實。從錢江創設就貨徵稅的厘金以來，最難辦的就是廣東，當郭嵩燾蒞任之初，就曾會同總督毛鴻賓，奏明廣東辦厘的情形，有異於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牽掣。廣東的形勢，「澳門據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為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厘，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倖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廣東的風氣與他省不同。廣東的士紳，往往包攬稅捐，厘金開辦之初，亦由劣紳承包，任令侵漁中飽。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後收為官辦，則原來包厘的劣紳，因為失去特權，心有不甘，從中煽動搗亂，聚眾搗毀厘局之事，不足為奇，官府膽怯怕事，不敢懲辦禍首，反而撤去委員，或調動府縣地方官，以求妥協。而結果是越遷就，越棘手。

  從郭嵩燾到任後，以剔除中飽，講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頓厘捐，頗有成效，從未設局的瓊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開辦。至於潮州，就廣東而言，偏處東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廣東邊境時，方由潮嘉惠道張銑設法開辦，數目雖少，但總是一個開端。潮州的民風，因勢利導，好話說在前面，無事不可商量，強制硬壓，則偏不服從。張銑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認厘捐，以後可以陸續增加，而況賊勢方急，官府與紳民之間，為此先起爭執，是件極危險的事。這個看法，郭嵩燾深以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實，只強調每年只收得三萬銀子，卻不說這三萬銀子來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萬，以後三十萬亦有希望。

  最惡毒的是，左宗棠又誇大廣東海關的收入：「聞海關各口所收，每歲不下二百萬兩，其解京之數，無從稽考。此項若能由督撫設法籌辦，於正供固期無誤，而於該省籌餉大局，實裨益匪淺。特此為二百年舊制，非外臣所敢輕議。」

  接下來便是保蔣益澧了。他說：「臣率客軍入粵，偶有聞見，自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兵餉兼籌，任大責重，非明干開濟之才，不能勝任。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若蒙天恩，調令赴粵督辦軍務，兼籌軍餉，於粵東目前時局，必有所濟。」

  這就是所謂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話上：「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以節制三省軍務的總督，如此推崇，分量實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這樣降心推崇，也實在不類他的為人。因此有人傳出來一個內幕，說是閩浙總督衙門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蔣益澧一萬銀子的紅包，力主加這「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十個字，如果流言屬實，算起來是一字千金。

  不過，行賄之說，雖不可知，而就事論事，卻非有此十字不可。蔣益澧的才具如何，軍機大臣大都了解，無不以為他難當方面之任。是故雖經左宗棠在奏摺中暗示，他可代郭而為粵撫，並利用李鴻章作陪襯，來抬高他的身價，而朝廷始終裝聾作啞。現在左宗棠的這十個字，分量之重，如雷貫耳，那就裝不得聾、作不得啞了。

  不過，裝聾不許，卻可裝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請，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著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馳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糧餉。」

  當保薦蔣益澧的奏摺拜發之時，左宗棠對克復汪海洋所盤踞的嘉應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發動總攻，一仗大捷，汪海洋為亂槍所殺，十天以後，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復嘉應州城，賊首殲滅淨盡，餘孽蕩平。」

  這一下等於肅清了長毛餘孽，左宗棠本人班師回任，各軍遣歸本省。然則蔣益澧「馳赴廣東」，辦何「軍務」，籌何「糧餉」？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問，蔣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銷。左宗棠當然早就計議及此，於是借題發揮，對郭嵩燾逼得更緊了。

  所借的題目是「高連升帶所部赴任」。高連升的本職是「廣東陸路提督」，如今左宗棠節制三省軍務的任務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則高連升亦應在廣東履任。提督到職，除本標親兵以外，無須另帶人馬，而左宗棠卻囑咐高連升盡攜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亂初平，民心不定，「以資鎮壓」，實際上是有意給廣東出難題。因為高連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萬多銀子的餉銀，當然歸廣東負擔。

  可是，廣東歡迎高連升，卻不歡迎高連升的部隊。於是左宗棠上奏指責廣東，大發牢騷，說是「臣捫心自問，所以為廣東謀者，不為不至，而廣東顧難之。欲臣一概檄飭高連升所部旋閩。茲則臣所不解也。如謂高連升軍餉仍應由閩支領，則試為廣東籌之，應解協閩之餉，約尚有三十餘萬兩，此次資遣各省難民及嘉應州、鎮平縣賑恤平糶米糧及臣均撥鮑超一軍軍米價銀，應由廣東解還歸款者亦約五萬餘兩。即以此款悉數移充高連升軍餉，以閩餉濟閩軍，約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後，諸患漸平，陸續裁撤此軍，亦未為晚。」

  各省協餉，哪一省虧欠哪一省，是筆永遠算不清的帳，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勝仗更有理。左宗棠對這一層了解得最透徹，所以能夠侃侃而言，氣壯更顯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報，常在最後發議論，此折亦不例外，因為打擊郭嵩燾的緣故，殃及廣東，亦被惡聲：「伏思海疆之患，起於廣東，中原盜賊之患，亦起於廣東，當此軍務甫竣之時，有籌兵籌餉之者，應如何懲前毖後，以圖自強？若仍以庸暗為寬厚，以諉卸為能事，明於小計，暗於大謀，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也。合無請旨敕下廣東督撫熟思審處，仍檄高連升帶所部赴任之處，出自聖裁。」

  這個奏摺，像以前所保蔣益澧的奏摺一樣。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紅包的人，密抄折底，寄達浙江。蔣益澧雖是粗材，但畢竟也還有高人，告訴他說：高升之期已不在遠。蔣益澧喜不可言，隨即刻印了廣東巡撫的封條，準備打點上任了。

  這個奏摺最厲害之處，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燾。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筆鋒，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這是暗示，如果攻郭無效，便要轉而攻瑞了。瑞麟在廣東的政績如何，朝中大臣，盡人皆知，而恭王與文祥，較之道光、咸豐兩朝若干用事的滿洲權貴，雖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認為瑞麟必須保全。因為第一，軍興以來，督撫十分之九為漢人，此是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之事，眼前亦僅只湖廣、兩廣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對瑞麟參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調不可，一時卻沒有適當的旗下大員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奧援，動他不得；第三，瑞麟雖是庸才，但很聽話，尤其內務府的經費，跟粵海關有很大的關聯，能有個聽話的粵督在廣州，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須安撫左宗棠，不但為了保全瑞麟，亦因為由「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這句話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諭中責備瑞麟，措詞相當嚴厲：「左宗棠凱旋後，粵省安插降卒，搜誅土匪，善後之事方多，正當留扎勁兵，以資鎮壓。瑞麟既咨催高連升赴廣東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將其部曲檄飭回閩？倘閩軍凱撤，而降卒土匪又復滋生事端，重煩兵力，該署督其能當此重咎耶？」

  接下來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請：「高連升所部五千餘人，計每月餉需不過三萬餘兩。即著左宗棠檄飭該提督帶所部赴任，月餉由瑞麟、郭嵩燾按月籌給，不准絲毫短少虧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這頓申斥，當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燾。

  朝廷的意思是決意保全瑞麟，犧牲郭嵩燾來換取左宗棠的「忠誠」。不過上諭於「用人行政「，動輒申明「一秉大公」，而廣東軍務的貽誤，督撫同罪，不該一個被黜、一個無事，所以運用「打而不罰」。「罰而不打」這個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對瑞麟嚴加申飭是已打不罰，而對郭嵩燾之不「打」，正是將「罰」的先聲。

  不過七八天的工夫，有關廣東的政局，一日連發兩諭。一道是由內閣「明發」，「著郭嵩燾來京，以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另一道是僅次於「六百里加緊」的緊急軍報的「廷寄」，分飭浙江、廣東及福建，寫的是：

  馬新貽奏：巡視海口情形，酌議改造戰船，粵省軍事已定，藩司蔣益澧應否前往各一折。官軍搜捕洋盜，全賴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馬新貽見擬改造紅單廣艇三十號，合之張其光原帶廣艇十隻，共計四十號，分派溫州等處各要口，併購買外國輪船一兩隻，以為游擊搜剿之用，所籌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請行。仍著馬新貽督飭沿海各將弁，就見有師船，認真巡緝，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諭旨，授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即著蔣益澧趕緊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蔣益澧經朝廷擢膺疆寄，責任非輕，到任後務將軍務吏治及籌餉各事宜，力加整頓，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積習，致負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左宗棠驅逐郭嵩燾是為了想占得廣東這個地盤。這個目的在表面看，算是達到了，其實不然。

  朝廷接納左宗棠對蔣益澧的力保，雖說是要挾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眾人之力對付獨斷獨行的左宗棠，畢竟有其深謀遠慮的過人之處。沒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到頭來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著。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還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蔣益澧這件事上，特加詞色，以為籠絡；第二，廣東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內務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來，洪、楊荼毒遍東南，但廣東受災極輕。不過早年為了籌餉，廣東督撫不得不遷就膺專閫之寄的曾國藩的保薦。事平以後，情況不同，收權之時已到，但一則礙著曾國藩，再則以郭嵩燾的出身與居官的績效，如無重大過失，不能隨便調動，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對比，如說要整飭廣東吏治，首先該調的應該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燾。即令退一步來看，至少亦該瑞郭同調，否則諭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冠冕堂皇的話，就變成欺人之談了。

  難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燾，卻好可用來作為收權的途徑。黜郭不易，要黜蔣益澧容易得很。因為論他的出身資望與才具，都不適方面之任，將來一紙上諭，輕易調動，絕不會有人說閒話。

  再有層好處，便是有蔣益澧的比照，瑞麟當兩廣總督，便顯很夠格了。所以八月間降旨，瑞麟的兩廣總督真除，由署理變為實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兩道上諭。一道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勢日增，懇請開缺」，調左宗棠為陝甘總督。

  另一道說：「楊岳斌於人地不甚相宜，辦理未能有效，眷顧西陲，實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諳韜略，於軍務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為陝甘總督，以期迅掃回氛，綏靖邊陲。」是特為表明，賦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歷來的規制，封疆大臣的調動，往往先將預定的人選召赴到京，陛見稱旨，方始明發上諭，然後「請訓」出京。如果不經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調補，那麼新任就該自請陛見請訓，意思是此一調動，必含有除舊布新的整頓之意在內。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詢明白，所以應該請訓。當然，亦有例外，例如軍情緊急，不容耽誤，便可在上諭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對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過，這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另有文章。因為左宗棠由東南舊任赴西北新任，繞道京師，由山西入秦隴，並不算太費事，而況回亂勢緩，已經歷相當時日，與防患將然，深恐一發不可收拾，愈早撲滅愈好的情況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請訓，只為左宗棠的手段，軍機處及各部院都領教過了，要餉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滿足他的要求不到任，豈不麻煩？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

  調任的上諭到達福州時，已在二十天之後。其時左宗棠正在大辦「保案」，肅清福建廣東殘匪，出了力的人，固然個個有份，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計，夤緣請託，希冀在保案上加個名字。一時福州城內「冠蓋雲集」，熱鬧非凡，及至傳出左宗棠調督陝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補，已搭上了線，可以借軍功升官補缺的人，無不大為失望，因為靠山雖然未倒，卻已移了地方，無可倚恃了。

  胡雪岩這時也在福州。左宗棠為了酬謝他在上海接濟軍火糧餉的功勞，特地備好一個「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隨折拜發。這個「附片」是專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單而單獨保薦，稱為「密保」，效用與開單「明保」大不相同，措詞當然極有分量，說是：「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功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迨臣自浙而閩而粵，迭次委辦軍火軍糈，絡繹轉運，無不應期而至，克濟軍需。」是故懇請「破格優獎，以昭激勵，可否賞加布政使銜」。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過，使他特別興奮的，還不在布政使這個銜頭，而是加了布政使銜，便可改換頂戴。原銜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藍頂子，布政使藩司是從二品，便可以戴紅頂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兒，戴到紅頂子，極不容易，買賣人戴紅頂子，更是絕無僅有的事，除非像乾隆年間的鹽商那樣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兩個人。是故飲水思源，想起將有得戴的紅頂子，雖出自左宗棠的保薦，但沒有王有齡，何有今日？因而他又特地到王有齡的老家去了一趟——贍恤王氏遺屬，是胡雪岩逢年過節的第一件大事，這次登門，完全是感念舊情，哭奠一番。

  胡雪岩本來還想親謁墓門，無奈有件大事在辦，忙得不可開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說。

  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輪船。左宗棠的意志強毅，蓄志之事，非見諸實行，不能甘心。當時奉命入閩督師，不能躬親料理，卻並未擱下，委託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關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教於古應春，他的路子很廣，認為造輪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國，講到輪船、鐵路、火器的精良，美國有後來居上之勢。同時美國人不似英國人的狡猾、法國人的蠻橫、德國人的頑固、日本人的陰險，比較易於相處。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國在華勢力，英國最大，法國其次。要制抑英國的勢力，只有利用法國，美國與英國同種，所以與美國合作，等於幫助英國擴張勢力。同時，日意格與德克碑是原始創議之人，無故背棄，道義有虧。

  其實胡雪岩還有一層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古應春與他多年相處，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與李鴻章爭權奪利，幾已成不兩立之勢，李鴻章辦洋務，倚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為重，然則左宗棠如果再請教英國人，將會逃不了仍由赫德經手，而赫德與李鴻章互為表里，說不定會向總洋務的恭王與文祥建議，製造輪船事務以由兩江經辦為宜。那一來豈不是給李鴻章開了路？

  因此，古應春不再有何主張，只實心實力地做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實際上只跟日意格一個人接頭，因為德克碑已經退伍回國了。一切建船廠的計劃、圖樣及預算，都由德克碑在法國托人辦理，寄給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應春洽談，一年多下來，已經策劃得很周詳了。

  到得左宗棠由廣東班師，胡雪岩立即陪著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圖說詳明，非常高興，親自去視察日意格所建議的設廠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馬尾羅星塔一帶，水清土實，宜於開槽建塢。兼以密邇省城，稽查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來的事，就是籌劃經費。造廠買機器、雇募師匠，預算開辦費要三十多萬銀子，廠成開工、材料薪水，每月須銀五六萬兩，一年就是六七十萬，預計兩年以後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萬銀子。不過以後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計，不過三百多萬。

  這三百多萬銀子，從何籌集？當然煞費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辦起來再說，只要有一百萬銀子，能應付得了頭一年，此後欲罷不能，不愁朝廷不想辦法。如果朝廷拿不出辦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條維持得下的路子來。

  因而粗粗計算，福建海關及本省厘稅，提用之權在自己手裡，浙江分屬自己管轄，不會袖手，廣東蔣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當效勞。有此三處財源，盡可放手辦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陳「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大概情形」。同時應詔陳言，以為剿捻宜用車戰，平回則千里饋糧，轉運艱難，應該採用屯田之策。

  復旨對車戰、屯田之議，不見得欣賞，試造輪船則以為「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准予在閩海關關稅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夠，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時指示：「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鑼緊鼓地幹了起來，一面關照胡雪岩通知已調漢口江漢關稅務司的日意格與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細節。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達福州的。他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廠地址，擇定馬尾山下，潮平之時水深亦達十二丈的地方設廠，然後議土木、議工匠、議經費，大致妥協，訂立草約，擔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議，由法國駐上海的總領事白來尼擔保。當然，這個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達福州，與左宗棠晤見之下，對於所訂草約，並無異詞，但對所選定的建廠地點，卻有意見，認為馬尾山下是淤沙積成的一場陸地，基址不夠堅固。因而左宗棠決定邀請白來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個最後的，也是全面的商議，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寫信找胡雪岩到福州來談。正在起勁的時候，左宗棠忽然奉到調督陝甘的上諭。這在左宗棠雖覺突兀，但稍一細想，便知事所必然，勢所必至，並非全出意外。同時他想起歷史上許多平定西域的史實，雄心陡然，躍躍欲試，相當興奮。

  在胡雪岩卻是件非常掃興的事，而且憂心忡忡，頗有手足無措之感。因此，到總督衙門向左宗棠道賀時，雖然表面從容，一切如常，但逃不過相知較深的人的眼光。

  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小同鄉吳觀禮。此人字子俊號圭庵，本來是一名舉人，才氣縱橫，做得極好的詩，後由於胡雪岩的推薦，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擔任總理營務處的職司。他是閩浙總督衙門唯一參贊軍務，可說是運籌帷幄的一位幕友。

  吳觀禮對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這就因為是讀書多少的緣故。他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間有落寞之色，當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內心的想法。

  「雪岩，」吳觀禮問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話問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實答道：「是的！以後無論公私，我都難了！」

  「不然！不然！」吳觀禮大為搖頭。

  照吳觀禮的看法，出關西征，總得三年五載才能見功，這當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勢與剿捻不同。捻匪竄擾中原，威脅京畿，在朝廷看，縱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勢急迫，不容延誤。

  西征則在邊陲用兵，天高皇帝遠，不至於朝夕關懷，其勢較緩，公事自然比較好辦。至於私事，無非胡雪岩個人的事業，有近在東南的左宗棠，可資蔭庇，處處圓通。一旦靠山領兵出關，遠在西陲，鞭長莫及，緩急之際呼應為難。吳觀禮認為此亦是過慮。

  「你要曉得，從來經營西北，全靠東南支持，此後你在上海的差使，會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為。」吳觀禮拍拍胡雪岩的肩說，「你沒有讀過《聖武記》，不知道乾隆年間的『十大武功』。經營邊疆，從前都是派親貴或者滿洲重臣掛帥，如今派了我們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楊以來的元戎勛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兩位其次，從此以後，只怕曾左要並稱了。」

  最後一句話，點醒了胡雪岩。他的滿腔憂煩，頓時一掃而空。靠山雖遠，卻更高大穩固，了解到這一層，就不必發什麼愁了。

  「多承指點。」胡雪岩很高興地說，「索性還要費你的心，西北是怎麼個情形，請你細細談一談。」

  「我們先談造輪船。」左宗棠極堅決果斷地說，「不管朝廷催得怎麼緊，要我趕快出關，這件事非在我手裡先定了局，我不會離開福建。」

  「是的。」胡雪岩問道，「定局以後，交給哪位？」

  「著！你問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數月，才能有此結果。倘或付託非人，半途而廢，我是不甘心的。這一層，我還在考慮，眼前還要請你多偏勞。」

  「那何消說得。不過，我亦只能管到大人離福建為止。」

  「不然。我離開福建，你還是要管。」左宗棠說，「管的是船廠。這件事我決不能半途而廢，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盤算過多少次，這件事辦成，比李少荃所辦的洋務，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

  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於爭勝之心。他的好勝心是決不因任何人的規勸而稍減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難卸仔肩，非「頂石臼做戲」不可了。不過，剛才那句「問在要害」上的話，左宗棠並無答覆，還得追問。

  「大人這麼說，當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說，「就不知道將來在福建還要伺候哪位？」

  「不要說什麼伺候的話。雪岩，你最聰明不過，沒有什麼人不能相處的。唯其我付託了這個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沒有再說下去，胡雪岩卻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託的，是個很難「伺候」的人。這就更急著要問：「是哪位？」

  「沈幼丹。」

  原來是丁憂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撫沈葆楨。這在胡雪岩卻真有意外之感。細想一想，付託倒也得人，不過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為法例所不許。兼以丁憂，更成窒礙。不知左宗棠是怎麼想來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給你看個奏稿。」

  奏稿洋洋千言，暢論造船之利，最後談到主題：

  臣維輪船一事，勢在必行，豈可以去閩在邇，忽為擱置？且設局製造，一切繁難事宜，均臣與洋員議定，若不趁臣在閩定局，不但頭緒紛繁，接辦之人無從咨防，且恐要約不明，後多異議，臣尤無可諉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唯此事固須擇接辦之人，尤必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注，眾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維，唯丁憂在籍前江西撫臣沈葆楨，在官在籍，久負清望，為中外所仰。其慮事詳審精密，早在聖明洞鑒之中。現在里居侍養，愛日方長，非若宦轍靡常，時有量移更替之事，又鄉評素重，更可堅樂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緒。商之英桂、徐宗干亦以為然。臣曾三次造廬商請，沈葆楨始終遜謝不遑。可否仰懇皇上天恩，俯念事關至要，局在垂成，溫諭沈葆楨，勉以大義，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制。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隨時調取，責成署藩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華工、開藝局，責成胡光墉一手經理。胡光墉才長心細，熟諳洋務，為船局斷不可少之人，且為洋人所素信也。

  「好！我就交給你了！」左宗棠站起身，一面走向書案，一面說道，「現在要跟你談第一件大事了！」

  ***

  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西征。而凡有大征伐，首先要籌劃的是兵、餉二事。左宗棠連日深宵不寐，燈下沉思，已寫成了一個籌劃的概略，此時從書案抽斗中取了出來，要胡雪岩細看。

  這個節略先談兵，次籌餉。而談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與東南的地勢，完全不同，南方的軍隊，到了西北，第一不慣食麥，第二不耐寒冷。因此，左宗棠在東南轉戰得力的將領部隊，特別是籍貫屬於福建、廣東兩省的，都不能帶到西北。

  帶到西北的，只有三千多人，另外他預備派遣原來幫辦福建軍務，現已出奏保薦幫辦陝甘軍務的劉典回湖南，招募三千子弟兵，帶到西北。這六千多人，左宗棠用來做親兵，至於用來作戰的大批部隊，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與「關中豪傑」共事業。

  看到這裡，胡雪岩不由得失聲說道：「大人，照你老人家的辦法，要什麼時候才能平得了回亂？」

  「你這話，我不大懂。」

  「大人請想，招募成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練成精銳，更是談何容易？這一來，要花一兩年的工夫。」

  「豈止一兩年？」左宗棠說道，「經營西域，非十年不足以收功。」

  「十年？」胡雪岩嚇一跳，「那得——」

  他雖住口不語，但左宗棠也知道，說的是要費多少餉。左宗棠笑笑說道：「你不要急！我要在西北辦屯墾，這是長治久安之計。就像辦船廠一樣，不能急功圖利，可是一旦見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錯了。」

  「是！」胡雪岩將那份節略擱下，低著頭沉思。

  「你在想什麼？」

  「我想得很遠。」胡雪岩答說，「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後。」

  「著！」左宗棠拊掌欣然，「你的意思與我不謀而合，我們要好好打算，籌出十年八年的餉來。」

  胡雪岩暫且不答，撿起節略再看，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計劃。他要練馬隊，又要造「兩輪炮車」，開設「屯田總局」——辦屯墾要農具、要種子、要車馬、要墊發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糧食雜用，算起來這筆款子，真正不在少數。

  「大人，」胡雪岩問道，「練馬隊、造炮車是制勝所必需，朝廷一定會准。辦屯墾，朝廷恐怕會看作不急之務吧？」

  「這，你就不懂了。」左宗棠說，「朝中到底不少讀書人，他們會懂的。」

  胡雪岩臉一紅，卻很誠懇地說：「是！我確是不大懂，請大人教導。」

  於是左宗棠為胡雪岩約略講述用兵西域的限制，自秦漢以來，西征皆在春初，及秋而還。因為第一，秋高馬肥，敵人先占了優勢；其次就是嚴寒的天氣，非關內的士兵所能適應。

  「就是為了這些不便，漢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幾乎年年打勝仗，而年年要出師，斬草不能除根，成了個無窮之累。」左宗棠一番引經據典以後，轉入正題，「如今平回亂，亦仿佛是這個道理。選拔兩三萬能打的隊伍，春天出關，盡一夏天追奔逐北，交秋班師，如當年衛霍之所為，我亦辦得到。可是，回亂就此算平了嗎？」

  「自然沒有平。」胡雪岩瞭然了，「有道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花大工夫拿那塊地徹底翻一翻，野草自然長不出來了。」

  「一點不錯！你這個譬喻很恰當。」左宗棠欣慰地說，「只要你懂我的意思，我就放心了。你一定會把我所要的東西辦妥當。」

  這頂「高帽子」出於左宗棠之口，彌覺珍貴，然而也極沉重。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是要他負籌餉的主要責任。他凝神細想了一會兒，覺得茲事體大，而且情況複雜，非先問個明白不可。

  「大人，將來要練多少營的隊伍？」

  「這很難說，要到了關外看情形再說。」

  第一個疑問，便成了難題，人數未定，月餉的數目就算不出來。胡雪岩只能約略估計，以五萬人算，每人糧餉、被服、武器，以及營帳鍋碗等等雜支，在五兩銀子以內開支，每月就要二十五萬兩。

  於是他再問第二問：「是帶六千人出關？」

  「是的。大概六千五百人。」左宗棠答說，「三千五百人由閩浙兩省動身，另外三千人在湖南招募成軍以後，直接出關。」

  「行資呢？每人十兩夠不夠？」

  「我想，應該夠了。」

  「那就是六萬五千兩，而且眼前就要。」胡雪岩又問第三問，「大人預備練多少馬隊？」

  「馬隊我還沒有帶過，營制也不甚瞭然。只有初步打算，要練三千馬隊。」

  「那就至少要有三千匹馬。」胡雪岩說，「買馬要到張家口，這筆錢倒是現成的，我可以墊出來。」

  「怎麼？你在張家口有錢？」

  「是的。」胡雪岩說，「我有十萬銀子在張家口，原來打算留著辦皮貨、辦藥材的，現在只好先挪來買馬。」

  「這倒好。」左宗棠很高興地說，「既然如此，我立刻就可以派委員去採辦了。」

  「是！大人派定了通知我，我再派人陪著一起去。」胡雪岩又問，「兩輪炮車呢？要多少？」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塞外遼闊，除精騎馳騁以外，炮車轟擊，一舉而廓清之，最是掃穴犁庭的利器！」

  聽這一說，胡雪岩覺得心頭沉重。因為他也常聽說，有那不恤民命的官軍，常常拿炮口對準村落，亂轟一氣。窩藏在其中的盜匪，固然非死即傷或逃，而遭受池魚之殃的百姓，亦復不少。

  左宗棠所部的洋槍洋炮，多由胡雪岩在上海採辦，推原論始，便是自己在無形中造孽，為了胡雪岩的購辦殺人利器，胡老太太不知道勸過他多少次，胡雪岩十分孝順，家務巨細，母命是從，唯獨談到公事上頭，不能不違慈命。好在胡老太太心地亦很明白，知道不是兒子不聽話，實在是無可奈何。因此，只有盡力為他彌補「罪過」，平時燒香拜佛不在話下，夏天施醫施藥施涼茶，冬天舍棉衣、散米票，其他修橋鋪路，恤老憐貧的善舉，只要求到她，無不慷慨應諾。

  但是，儘管好事做了無其數，買鳥雀放生，總抵償不了人命，所以胡老太太一提起買軍火，便會鬱鬱不樂。胡雪岩此時聽左宗棠說得那麼起勁，不由得便想起了老母的愁顏，因而默不作聲。

  「怎麼？」左宗棠當然不解，「你是不是覺得我要造兩輪炮車，有困難？」

  「不是。我是在想，炮車要多少，每輛要多少銀子，這筆預算打不出來。」

  「那是以後的事。眼前只好算一個約數，我想最好能抽個二十萬銀子造炮車。」

  「那麼辦屯田呢？請問大人，要籌多少銀子？」

  「這更難言了。」左宗棠說，「好在辦屯田不是三年五載的事，而且負擔總是越來越輕。我想有個五十萬銀子，前後周轉著用，一定夠了。」

  「是的。」胡雪岩心裡默算了一會兒，失聲說道，「這樣就不得了！不得了！」

  「怎麼？」

  「我算給大人聽！」胡雪岩屈指數著，「行資六萬，買馬連鞍轡之類，算他一百二十兩銀子一匹，三千匹就是三萬六千。造炮車二十萬。辦屯田先籌一半，二十五萬。糧餉以五萬人計，每人每月五兩，總共就是二十五萬，一年三百萬。合計三百五十四萬，這是頭一年要籌的餉。」

  這一算，左宗棠也愣住了。要籌三百五十四萬兩的餉，談何容易？就算先籌一半，也得一百七八十萬，實在不是一筆小數目了。

  「而且我想，西北運輸不便，凡事都要往寬處去算。這筆餉非先籌好帶去不可！大人，這不比福州到上海，坐海輪兩天工夫就可以到，遇有緩急之時，我無論如何接濟得上。西北萬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那時大人乏糧缺食，呼應不靈，豈不是急死了也沒用？」

  「說得是，說得是！我正就是這個意思。雪岩，這筆餉，非先籌出來不可，籌不足一年，至少也要半年之內不虞匱乏才好。」

  「只要有了確實可靠的『的餉』，排前補後，我無論如何是要效勞的。」

  接著，胡雪岩又分析西征軍餉，所以絕不能稍有不繼的緣故。在別的省份，一時青黃不接，有厘稅可以指撥，有錢糧可以劃提，或者有關稅可以暫時周轉，至不濟還有鄰省可以通融。西北地瘠民貧，無可騰挪，鄰省則只有山西可作緩急之恃，但亦有限，而且交通不便，現銀提解，往往亦須個把月的工夫。所以萬一青黃不接，飢卒譁變，必成不可收拾之勢。

  這個看法，亦在左宗棠深思熟慮的預見之中，因而他完全同意胡雪岩的主張，應該先籌好分文不短，一天不延的「的餉」，也就是各省應該協解的「甘餉」。

  談到這一層上頭，左宗棠便很得意於自己的先見了。如果不是攆走了他的「親家」郭嵩燾，便頂多只有福建、浙江兩個地盤，而如今卻有富庶的廣東在內。要籌的餉，自然先從這三省算起。

  三省之中，又必先從福建開始。福建本來每月協濟左宗棠帶來的浙軍軍餉四萬兩，閩海關每月協濟一萬兩。從長毛餘孽肅清以來，協浙的四萬兩，改為協濟甘肅，現在自是順理成章歸左宗棠了。至於海關的一萬兩，已改為接濟船廠經費，此事是他所首創，不能出爾反爾，這一萬兩隻得放棄。

  其次是浙江。當楊岳斌接任陝甘總督，負西征全責時，曾國藩曾經代為出面籌餉，派定浙江每月協解兩萬。上年十月間左宗棠帶兵到廣東，「就食於粵」的計劃既已實現，在胡雪岩的側面催促之下，不得不守減除浙江負擔的諾言。在浙江等於每月多了十四萬銀子，馬新貽是很顧大局的人，自請增撥甘餉三萬兩，每月共計五萬銀子。

  「浙江總算對得起我，馬谷山為人亦很漂亮，每月五萬銀子協餉，實在不能算少了，不過，」左宗棠停了一下說，「有兩筆款子，在浙江本來是要支出的，我拿過來並不增加浙江的負擔，你看如何？」

  「這要看原來是給什麼地方。」

  「一筆是答應支持船廠的造船經費，每月一萬兩。現在設廠造船，全由福建關稅、厘金提撥，這一萬兩不妨改為甘餉。」

  這是變相增加福建負擔的辦法。胡雪岩心裡好笑，左宗棠的算盤，有時比市儈還精，但只要不累浙江，他沒有不贊成之理。因而點點頭說：「這一層，我想馬中丞決不會反對。」

  「另一筆協濟曾相的馬隊，也是一萬兩。照我想，也該歸我。雪岩，你想想其中的道理。」

  「曾相從前自己定過，江蘇協濟甘餉，每月三萬，聽說每月解不足。大人是不是想拿浙江的這一萬兩，劃抵江蘇應解的甘餉？」

  「是呀！算起來於曾無損，為什麼不能劃帳？」

  就事論事，何得謂之「於曾無損」？胡雪岩本想勸他，犯不上為這一萬兩銀子，惹得曾國藩心中不快。可他轉念又想，若是這樣開口一勸，左宗棠又一定大罵曾國藩，正事便無法談得下去，因而將到口的話又縮了回去。

  這下來就要算廣東的接濟了。廣東的甘餉，本來只定一萬，造船經費也是一萬，仿照浙江的例子協甘，共是兩萬。左宗棠意思，希望增加一倍，與福建一樣，每月四萬。

  「這一定辦得到的。」胡雪岩說，「蔣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於公於私，都應該盡心。事不宜遲，大人馬上就要寫信。」

  「這倒無所謂，反正蔣薌泉不能不賣我的面子，現在就可以打入預算之內。」

  「福建四萬、浙江七萬、廣東四萬，另加江海關三萬，目前可收的確數是十八萬，一年才兩百十六萬。差得很多。」

  「當然還有。戶部所議，應該協甘餉的省份，還有七省。江西、湖北、河南三省，等我這次出關路過的時候，當面跟他們接頭，江蘇、河南、四川、山東四省的甘餉，只有到了陝西再說。我想，通扯計算，一年兩百四十萬銀子，無論如何是有的。」

  「那，我就替大人先籌一半。」胡雪岩若無其事地說。

  「一半？」左宗棠怕是自己沒有聽清楚，特意釘一句，「一半就是一百二十萬銀子。」

  「是，一百二十萬。」胡雪岩說，「我替大人籌好了帶走。」

  「這，」左宗棠竟不知怎麼說才好了，「你哪裡去籌這麼一筆巨數？」

  「我有辦法。當然，這個辦法，要大人批准。等我籌劃好了，再跟大人面稟。」

  左宗棠不便再追著問。他雖有些將信將疑，卻是信多於疑，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諾，無一不曾實現，也就釋然欣然了。

  「大人什麼時候動身，什麼時候出關？」

  「我想十一月初動身，沿途跟各省督撫談公事，走得慢些，總要年底才能到京。」

  「到京？」胡雪岩不解地問，「上諭不是關照，直接出關？」

  「這哪裡是上頭的意思，無非有些人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怕我進京找麻煩，我偏要去討他們的厭，動身之前，奏請陛見。想來兩宮太后決不至於攔我。」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說，「至於出關的日期，現在還不能預定。最早也得在明年春天。」

  「那還有三四個月的工夫。大人出關以前，這一百二十萬一定可以籌足，至於眼前要用，二三十萬銀子，我還調度得動。」

  「那太好了！雪岩，我希望你早早籌劃停當，好讓我放心。」

  這又何消左宗棠說得？胡雪岩亦希望早早能夠定局，無奈自己心裡所打的一個主意，雖有八成把握，但到底銀子不曾到手。俗語說的「煮熟了的鴨子飛掉了」，自是言過其實，但凡事一涉銀錢，即有成議，到最後一刻變卦，亦是常有之事。一百二十萬兩不是個小數目，西征大業成敗和左宗棠封爵以後能不能入閣拜相的關鍵都繫於此，關係真箇不輕。倘或功敗垂成，如何交代？

  興念及此，胡雪岩深深失悔，何以會忘卻「滿飯好吃，滿話難說」之誡？如今既不能打退堂鼓，就得全力以赴加緊進行。

  所苦的是眼前還脫不得身，因為日意格、德克碑與中國官場打交道，大至船廠計劃，小至個人生活，都要找他接頭。左宗棠對洋人疑信參半，而他有些話怕一說出來，洋人戇直，當場駁回，未免傷他的身份與威望，因而亦少不得胡雪岩這樣一個居間曲曲轉達的人。

  這就難了！胡雪岩左思右想，一時竟無以為答，坐在那裡大大發愣。這是左宗棠從未見過的樣子，不免詫異，卻又不好問得。主賓二人，默然相答，使得侍立堂下的戈什哈亦驚愕不止，因為平日總見左宗棠與胡雪岩見了面，談笑風生，滔滔不絕，何以此刻對坐發呆？

  於是，有個左宗棠親信的戈什哈上前問道：「可是留胡大人在這裡便飯？」

  這下使胡雪岩驚醒了。「不，不，多謝！」他首先辭謝，「我還要到碼頭去送客。」

  「送什麼人？」左宗棠問。

  「福州稅務司布浪。」

  「喔，他到上海去？」

  「是的。」胡雪岩答說，「是駐上海的法國總領事白來尼找他談公事。」

  「談什麼公事？」左宗棠問道，「莫非與船廠有關？」

  胡雪岩靈機一動，點點頭答說：「也許。」

  「那可得當心。」左宗棠說，「洋人花樣多。日意格、德克碑辦理此事，起先越過他們總領事，直接回國接頭，白來尼當然不高興。而此刻一切合同，又非白來尼畫押不可，恐怕他會阻撓。」

  「大人深謀遠慮，見得很是。我看——」胡雪岩故意躊躇著，「辦不到的事。算了！」

  「怎麼？」左宗棠問，「什麼事辦不到？」

  「我想最好我也走一趟，盯住布浪。只是這裡不容我分身。」

  左宗棠摸著花白短髭，沉吟了一會兒，徐徐說道：「速去速回，亦自不礙。」

  聽得這話，胡雪岩精神一振，「是！」他立即答說，「我遵大人吩咐，速去速回。如果布浪談的公事與輪船無關，不過三五天工夫，就可以回福州。」

  「好！」左宗棠說，「你就請吧！我還有好些大事，跟你商量，尤其是那一百二十萬銀子，一天沒有著落，我一天心不安。」

  胡雪岩這一次不敢再說滿話了，只答應儘速趕回。至於在福州，唯一不放心的日意格與德克碑有萌退之意，深恐事生周折，斡旋無人，以致決裂。而左宗棠卻勸他不必過慮，同時拍胸擔保，必定好言相勸，善為撫慰。如果有什麼意見不能相合之處，自會暫且擱下，等胡雪岩回到福州以後再說。

  得此保證，胡雪岩才算放心，回到寓處，匆匆收拾行裝，趕到碼頭，與布浪同船，直航上海。

  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訪古應春密談。

  古應春近年又有新的發展，是英商滙豐銀行的買辦，照英文譯名，俗稱「康白度」。這在銀行中是華籍職員的首腦，名義上只是管理帳目及一切雜務，其實凡與中國人的一切交涉，大至交接官場，小至雇用苦力，無不唯買辦是問。而中國人上外國銀行有業務接頭，更非找買辦不可。因此，古應春在滙豐銀行權柄很大，他又能幹而勤快，極得洋東信任，言聽計從，這就是胡雪岩所以首先要找他的緣故。

  「我要請幾家外國銀行的『檔手』吃飯。」他一開口就說，「你倒替我開個單子看！」

  「小爺叔，」古應春問道，「是不是為船廠的事？」

  「不是！我要跟他們借錢。」

  平時向外國銀行借錢，一二十萬銀子，只憑胡雪岩一句話，就可以借到。如今特為要請洋人吃飯，可見得數目不小。古應春想了一下，拿出一本同治四年的洋商行名簿，翻到「銀行」這一欄問道：「是不是十家都請？」

  胡雪岩看這十家外國銀行：

  一，阿加剌銀行；二，利中銀行；三，利商銀行；四，匯泉銀行；五，麥加利銀行；六，匯隆銀行；七，有利銀行；八，法蘭西銀行；九，滙豐銀行；十，麗如銀行。

  這一著，他倒躊躇了。因為通稱外國銀行，而國籍不同，尤其英法兩國，一向鉤心斗角，各自擴張勢力，如今為了左宗棠設廠造船，更加不和。如果請在一起，彼此猜忌，不肯開誠布公相見，豈不是白費工夫？

  於是他問：「分開來請如何？」

  「當然可以。不過，小爺叔，照我看，只請有用的好了。一次弄妥當了，其餘的就不必理了。」

  「那麼，你說，哪些是有用的呢？」

  古應春提筆在手，毫不考慮地在五、七、九三家銀行上面一勾。這也在胡雪岩意中，因為滙豐銀行在古應春是必不會少的。既有滙豐，便有麥加利與有利兩家，因為這兩家是英國銀行，與滙豐的淵源較深。

  但是，滙豐銀行卻並非純然英國銀行。它原名「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同治三年創設總行於香港，資本定為港幣五百萬元，由英國的怡和洋行、仁記洋行，美國的旗昌洋行，以及德國、中東的商人投資。華商亦有股份加入，古應春即是其中之一，而且以此淵源，得以充任上海分行的買辦。

  香港上海銀行的上海分行，較總行遲一年成立，派來的總經理名叫麥林，是英國人，與古應春是舊識，久知他幹練可靠，且又是本行的股東，因而延攬他出任買辦。古應春接事後第一個建議是「正名」，香港上海銀行的名稱，照英文原名直譯固無錯誤，但照中國的習慣，開店不管大小，總要取個吉利的名字，而用地名，而且用兩個地名作為銀行的名稱，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如果「香港上海銀行」之下，再贅以「上海分行」四字，更覺不倫不類，文理不協，難望成為一塊「金字招牌」。

  麥林從善如流，接納了古應春的意見，依照中國「討口彩」的習俗，取名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簡稱滙豐銀行或滙豐，無論南北口音，喊起來都很響亮。而且南北口音，都無甚區別，不比麥加利銀行的麥加二字，在上海人口中便與北方人並不一致。

  古應春的第二個建議是，股東的國籍不同，彼此立場不同，就會意見分歧，形成相互掣肘、無可展布的不利情況。所以主張以英國為主體，逐漸收買他國股份，同時聯絡友行，厚集勢力，相互支持。亦為麥林所欣然接納。

  滙豐所聯絡的兩家友行，當然是英國銀行，亦就是麥加利與有利兩行。有利是上海資格最老的外國銀行，創設於咸豐四年。它是英國的海外銀行之一，總行設在倫敦，在印度孟買及上海都有分行。

  麥加利銀行是英皇發布敕令，特許在印度、澳洲、上海設立分行的股份有限公司。總行設在倫敦，咸豐七年在上海開設分行，廣東人稱它為「喳打銀行」。喳打是英文「特許」一詞的音譯，可是上海人卻嫌「喳打」二字拗口，索性以它第一任總經理麥加利為名，叫它麥加利銀行。

  麥加利銀行完全是為了便利英商在印度、澳洲、上海的貿易而設，所以跟胡雪岩在阜康錢莊的同行關係以外，還有「銷洋莊」生意上的往來。

  「這三家銀行當然有用。」胡雪岩躊躇說，「只怕還不夠。」

  「還不夠？」古應春這時才發覺，談了半天是怎麼回事。還沒有弄明白事情，只憑彼此相知既久，默契已深，猜測著談論，畢竟是件可笑的事，因而扼要問道，「小爺叔，你要借多少銀子？」

  「至少一百二十萬。」

  「這是銀行從來沒有貸放過的一筆大數目。」古應春又問，「是替誰借？當然是左大人？」

  「當然！」

  「造輪船？」

  「不是！西征的軍餉。」

  即令是通曉中外、見多識廣的古應春，也不由得愣住了。「向外國人借了錢來打仗，似乎沒有聽說過。」他很坦率地說，「小爺叔，這件事恐怕難。」

  「我也知道難。不過一定要辦成功。」古應春不再勸阻了。胡雪岩從不畏難，徒勸無效，他知道自己唯一所能採取的態度，便是不問成敗利鈍，盡力幫胡雪岩去克服困難。

  於是他問：「小爺叔，你總想好了一個章程，如何借，如何還，出多少利息，定多少期限？且先說出來，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借一百二十萬，利息不妨稍為高些。期限一年，前半年只行息，下半年拔月還本，分六期撥還。」

  「到時候拿什麼來還？」

  「各省的西征協餉。」胡雪岩屈指算道，「福建四萬、廣東四萬、浙江七萬，這就是十五萬，只差五萬了。江海關打它三萬的主意，還差兩萬，無論如何好想法子。」

  「小爺叔，你打的如意算盤。各省協餉是靠不住的！萬一拖欠呢？」

  「我阜康錢莊擔保。」

  「不然！」古應春大搖其頭，「犯不著這麼做！而且洋人做事，講究直截了當，如果說到阜康擔保的話，洋人一定會說：『錢借給你阜康錢莊好了。只要你提供擔保，我們不管你的用途。』那一來，小爺叔，你不但風險擔得太大，而且也太招搖。不妥，不妥！」

  想想果然不妥，很能服善的胡雪岩深深點頭。「外國銀行的規矩，外國人的脾氣，你比我精通得多，你看，是怎麼個辦法？」他說，「只要事情辦通，什麼條件我都接受。」

  「洋人辦事跟我們有點不同。我們是講信義通商，只憑一句話就算數，不大去想後果。洋人呢，雖然也講信義，不過更講法理，而且有點『小人之心』，不算好，先算壞。拿借錢來說，洋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對方將來還不還得起？如果還不起又怎麼辦？這兩點，小爺叔，你先要盤算妥當，不然還是不開口的好。」

  「我明白了。第一點，一定還得起，因為各省的協餉，規定了數目，自然要奏明朝廷。西征大事，哪一省不解，貽誤戎機，罪名不輕。再說，福建、廣東、浙江三省，都有左大人的人在那裡，一定買帳。這三省就有十五萬，四股有其三，不必擔心。」

  「好，這話我可以跟洋人說。擔保呢？」

  「阜康既然不便擔保，那就只有請左大人自己出面了。」

  「左大人只能出面來借，不能做保人。」

  「這就難了！」胡雪岩靈機一動，「請協餉的各省督撫做保，先出印票，到期向各省藩司衙門收兌。這樣總可以了吧？」

  「不見得！不過總是一個說法。」古應春又說，「照我看，各省督撫亦未見得肯。」

  「這一層你不必擔心，左大人自然做得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花樣，他最擅長。」

  「好的。只要有把握，就可以談了。」古應春說，「我想，請吃飯不妨擺在後面，我先拿滙豐的大板約出來跟小爺叔見個面，怎麼樣？」

  「大板」是「大老闆」的簡稱，洋行的華籍職員都是這樣稱他們的「洋東」。滙豐的「大板」麥林，胡雪岩也曾會過，人很精明，但如上海人所說的很「上路」，凡事只要在理路上，總可以談得成功。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不過還有些話要交代明白。

  「老古，」他說，「我的情形本來瞞不過你，這年把你兼了滙豐的差使，對我個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我如今是個『空心大老倌』，場面扯得太大，而且有苦難言。福建這面，現銀接濟跟買軍火的墊款，通扯要虧我二三十萬，浙江這面，代理藩庫的帳，到現在沒有結算清楚。有些帳不好報銷，也不好爭，因為礙著左大人的面子，善後局的墊款，更是只好擺在那裡再說。這樣扯算下來，又是二三十萬，總共有五十萬銀子的宕帳在那裡，你說，怎麼吃得消？」

  「有這麼多宕帳！」古應春大吃一驚，「轉眼開春，絲茶兩市都要熱鬧，先得大把銀子墊下去。那時候，小爺叔，阜康倘或周轉不靈，豈不難看？」

  「豈但難看？簡直要命！」胡雪岩緊接著又說，「說到難看，年內有件事鋪排不好，就要顯原形。我是分發福建的道員，本不該管浙江的鹽務，不過浙江總算閩浙總督管轄，勉強說得過去。如今我改歸陝甘總督差遣了，將來必是長駐上海，辦西北軍火糧餉的轉運，浙江鹽務，非交卸不可。要交卸呢，扯了十幾萬的虧空，怎好不歸清？」

  「這就是說，年內就要十幾萬才能過門。」

  「還只是這一處，其他還有。一等開了年，阜康總要五十萬銀子才周轉得過來。如果這筆借款成功，分批匯解，我可以先用一用，一到明年夏天，絲茶兩市結束，貨款源源而來，我就活絡了。」

  古應春鬆了口氣。「好！」他毅然決然地說，「我一定想法子，拿這筆借款弄成功。」

  「有你，一定可以成功。老古，我還有點意思，說給你聽。第一，這件事要做得秘密，千萬漏不得一點風聲，不然，京里的『都老爺』奏上一本，壞事有餘。我告訴你吧，這個做法連左大人自己都還不知道——」

  此言一出，古應春大為詫異。「那麼，」他憂慮地說，「到談成功了，如果左大人說『不行』，那不是笑話！」

  「你放心！絕不會鬧笑話，我有十足的把握，他會照我的話做。」

  「好！再說第二件。」

  「第二件，我想託名洋商，其實，有人願意放款，也不妨搭些份頭，多賺幾個利息。」

  「這要看情形，如今還言之過早。」

  「只要你心裡有數就是。」胡雪岩說，「左大人的功名、我的事業，都寄托在這筆借款上了。」

  為了保持機密，古應春將麥林約在新成立的「德國總會」與胡雪岩見面，一坐下來便開門見山地談到正題。麥林相當深沉，聽完究竟，未置可否，先發出一連串的詢問。

  「貴國朝廷對此事的意見如何？」

  「平定回亂在中國視為頭等大事。」胡雪岩透過古應春的翻譯答說，「能夠由帶兵大臣自己籌措到足夠的軍費，朝廷當然全力支持。」

  「據我所知，中國的帶兵大臣，各有勢力範圍。左爵爺的勢力範圍，似乎只有陝西甘肅兩省，那是最貧瘠的地方。」

  「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認地盤之說，「朝廷的威信，及於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這筆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攤歸還的辦法，令出必行，請你不必顧慮。」

  「那麼，這筆借款，為什麼不請你們的政府出面來借？」

  「左爵爺出面，即是代表中國政府。」胡雪岩說，「一切交涉，要講對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國政府出面，應該向你們的『戶部』商談，不應該是我們在這裡計議。」

  麥林深深點頭，但緊接著又問：「左爵爺代表中國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爺，那就等於你代表中國政府。是這樣嗎？」

  這話很難回答。因為此事，正在發動之初，甚至連左宗棠都還不知道有此借款辦法，更談不到朝廷授權。如果以訛傳訛，胡雪岩便是竊冒名義，招搖辱國，罪名不輕。但如不敢承認，便就失去憑藉，根本談不下去了。

  想了一會兒，他含含糊糊地答道：「談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國政府，談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胡先生的詞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實在。好的，我就當你中國政府的代表看待。這筆借款，原則是我可以同意，不過，我必須聲明，在我們的談判未曾有結論以前，你們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銀行去談。」

  「可以，我願意信任你。」胡雪岩說，「不過我們應該規定一個談判的限期，同時我也有一個要求，在談判沒有結果以前，你必須保守秘密。」

  「那是彼此都應該接受的約束。至於限期，很難定規，因為細節的商談，往往需要長時間的磋商。」

  「好！我們現在就談細節。」

  這等於已確定麥林是作了借款的承諾，連古應春都笑了。「小爺叔，」他說，「我看交涉是你自己辦的好，我只管傳譯。麥林很精明，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讓他佩服。」

  於是即時展開了秘密而冗長的談判，前後三天，反覆商議，幾於廢寢忘食。麥林原來就佩服精明的人，此時更為胡雪岩的旺盛企圖心所感動，更為胡雪岩的過人的精力所壓倒，終於達成了協議。

  這一協議並未訂成草約，亦未寫下筆錄，但彼此保證，口頭協議，亦具有道義上的約束力量，決無翻悔。商定的辦法與條件是：

  第一，借款總數，關平一百二十萬兩，由滙豐銀行組成財團承貸。

  第二，月息八厘，付款先扣。

  第三，由胡雪岩、古應春介紹華商向滙豐銀行存款，月息明盤四厘、暗盤六厘。

  第四，各海關每月有常數收入，各稅務司多為洋人，因此，借款筆據，應由各海關出印票，並由各省督撫加印，到期向各海關兌取。

  第五，自同治六年七月起，每月拔本二十萬兩，半年清償。

  這五條辦法中，第三條是洋商與胡雪岩、古應春合得的好處，明盤四厘，暗盤六厘，即是中間人得二厘的佣金，這也就是說，洋商向中國人借了錢，轉借與中國官場，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處，各半均分。

  至於印票必出自海關，是麥林堅決的主張。因為他雖相信胡雪岩與左宗棠，卻不相信有關各省的督撫，到時候印票如廢紙，無可奈何，而海關由洋人擔任稅務司，一經承諾，沒有理由不守信用。

  這在胡雪岩卻是個難題，因為除江海關每月協解三萬兩，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餘各海關並無協餉之責，就不見得肯出印票。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負責將應解甘餉，解交本省海關歸墊。

  幸好協餉各省都有海關，每月閩粵兩海關各代借二十四萬，浙海關代借四十二萬兩，加上江海關本身應解的十八萬兩，共計一百零八萬兩，所缺只有十二萬。胡雪岩建議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協餉兩萬，由江漢關出十二萬兩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萬整數。

  這些辦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開春，絲茶兩市方興，正須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這是從未有過的高利貸，於是流言四起，說胡雪岩從中漁利。尤其是李鴻章一派的人，不但展開口頭的攻擊，而且亦有實際的破壞行動。

  這個行動很簡單，卻很有效，就是策動江海關稅務司拒絕出具印票。一關如此，他關皆然，幾於功敗垂成。

  經過胡雪岩的巧妙斡旋，這筆大借款還是做成功了。是為中國借外債的開始，而左宗棠的勳業，以及胡雪岩個人的事業，亦因此而有了一個新的開始。但福者禍所倚，「紅頂商人」胡雪岩的結局，相當悽慘，種因亦在於此！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