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改革為什麼推進男女共同參畫？
2024-09-26 06:38:41
作者： [日] 上野千鶴子
新自由主義改革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很簡單。他們想讓女性成為勞動力。
原因是少子化。在如此低的總和生育率[25]下，很容易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勞動力必然短缺。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用女性勞動力來彌補這一不足。
1989年有一場總和生育率驟降的「1.57衝擊」。此前，總和生育率在丙午年（1966年）曾一度下降到1.58。這是因為有這麼一個說法：丙午年出生的女孩會克夫。信不信由你，但是這一年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大幅下降。在20世紀的日本，育齡的青年男女竟然還有這種迷信思想，實在不可思議。而在第二年，總和生育率回升到正常水平，這證明了1.58的總和生育率的確是因為迷信而人為避免生育的結果。
然而，生育率在此後逐年下降，1989年降到1.57，低於戰後最低的丙午年。這個數字把政商兩界都嚇了一跳，因此被稱為「1.57衝擊」（見圖1-1）。
此事一出，各大經濟團體[26]立即表示擔憂。很快，在1991年《育兒照護休假法》獲得通過。在此之前，《勞動基準法》所保障的產前、產後假期最長為14周。長達一年的育兒假期是只有部分公務員才能享有的特權。這部法律賦予了所有民營企業雇員休滿一年產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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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假期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女性勞動者的夙願。孩子出生後到1歲期間是哺乳期。其實，只要克服了哺乳期的難關，女性就無須辭職。但實際上不知道有多少女性為了哺乳而含淚中斷職業生涯。女性勞動者早就要求制定育兒假期制度，但她們的呼聲猶如石沉大海。可是，一直對女性呼聲充耳不聞的經濟團體突然被「1.57衝擊」搞得狼狽不堪，慌裡慌張地推動了《育兒照護休假法》的出台。這次衝擊的強烈程度可想而知。
圖1-1 歷年出生人數及總和生育率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人口動態統計月報》
圍繞著《育兒照護休假法》的制定，社會各界進行了各種討論。起初，該法案僅僅保證勞動者可以休假，但休假期間完全無薪。僱主們的理由是「No Work, No Pay」（不工作就不支薪）。育兒假期補貼少得可憐，僅相當於休假前工資的30%的福利還是從失業保險中支付的（後來增加到50%）。同時期，瑞典等福利發達的國家有提供休假前工資80%的福利的「父母保險制度」。日本福利水平之低，無法與這些國家相提並論。雖然不是事事如意，至少有了育兒假，女性可以不用辭職了。這對女性勞動者來說依然是個好消息。只要有一年後重返職場的希望，即使是育兒期最艱難的日子，女性也能安心度過，而不會有那種前途無望的閉塞感。
另一個問題是，男性是否應當取得休育兒假的權利。僱主們認為，育兒假的目的是保證母親在哺乳期正常休假，因此沒有理由給不能餵奶的男性假期。但是，有些母親沒有母乳，也有些孩子是靠奶粉長大的。除了分娩和哺乳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女性能做男性卻不能做的事情。因此勞方主張應當給男性以休育兒假的權利。再加上有些預測認為，即使允許男性休育兒假，也很少會有男性真正行使這一權利，故而僱主們同意在此讓步。事實上，在這部法律實施的第一年，全國只有兩名男性真正休過育兒假。這兩位很快就成了當地的名人。即便是現在，日本民營企業中男性勞動者休育兒假的比例也只有2.63%（2011年）。正如僱主們預測的那樣，給男性休育兒假的權利並不影響他們掙錢。
在1991年以來持續的經濟衰退中，女性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最近，想要在育兒期結束後重返工作崗位的女性比例越來越高。女性重返職場的時間也變得越來越早，即使當時孩子還很小。與此同時，不能進入保育所而只能排隊等號的所謂「待機兒童」也在增加。
孩子的數量明明在減少，而保育所依舊不足，這不是很奇怪嗎？這是因為即使孩子數量減少，如果想上班的母親數量增加，那麼對保育所的需求也會增加。幼稚園只開園半天，這樣就無法滿足希望上班的女性的需求。為了容納這樣的「待機兒童」，政府一直在放鬆相關管制。政府放寬了以往嚴苛的保育所設立標準，為增設提供便利，並允許企業資本進入這一領域。最近還在構想一種結合了保育所和幼稚園的長時間育兒機構「兒童園」。
那麼，保育所真的是「一切為了孩子」嗎？幼稚園是文部科學省管轄的早教場所，而保育所是厚生勞動省管轄的福利設施，兩者的設置目的完全不同。保育所是為了照顧因父母的事務而導致「無人照管兒童」的日間保育設施，重點是確保兒童安全，兼顧其飲食、睡眠等，不包括教育職能。這就是為什麼保育所的入學審查仍然需要「母親的就業證明」，這是為了證明申請人是一個本應專心照料孩子，但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親。一直以來，被送到保育所的是「沒媽的孩子像根草」的這種刻板印象，像陰影一樣籠罩在母親和孩子的頭頂。而相應地，幼稚園的教師則以「幼兒教育專家」的身份為榮，反對將幼稚園與保育所合併成「兒童園」。
日本保育所的開端是過去的電電公社（現在的NTT）[27]的職場託兒設施。這一設施的設置目的，本來是避免電話接線員這種寶貴的熟練工人因為孕產而離職。因此，電電公社在單位內部設立了託兒設施，允許女性在休息時間哺乳。從這個角度看，保育所原本是確保女性勞動力的勞動政策，而兒童福利政策是次要的方面。
既想讓女性工作，又想讓女性生育……日本的家庭政策的管理對象已經完全從全職家庭主婦轉向職場媽媽。「WLB」（Work Life Balance），即工作生活平衡政策，就是這種轉變的象徵。這是一項女性友好政策，還是一項兒童友好政策？規定「支持兼顧工作和育兒」的WLB，從其推出的目的上來講，它是一項勞動政策，是一項應對少子化的政策。但僅僅是這些基本構想，也都根本沒有實現。
未來彌補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不僅要促進人口的自然增長，還要促進人口的社會增長。實現前者是提高生育率，增加孩子的數量；要實現後者是引進外國人勞動者。日本政府之所以急於推進女性就業政策，應對少子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商兩界都不願意採取後一種選擇。讓女性既工作又生育，就是這些官僚財閥的如意算盤。
這一盤算背後的現實是，日本女性主要從事的職業，恰恰就是其他發達國家中移民勞動者在從事的職業。我想在本章最後指出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如果與移民勞動力普遍湧入的其他發達國家對照來看就會發現，日本社會的性別差異機制與其他國家的種族差異機制十分類似，二者在勞動力市場中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同。
作者注
[1] 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成立於1968年，是一個研究全球問題的民間智庫組織。《增長的極限》是羅馬俱樂部發布於1972年的一篇報告式經濟學著作，探討了人口、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限制問題。——譯者注（本書腳註均為譯者注。原文中標註格式為[1]的均為作者注，見各章節末頁。）
[2] 1987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領導內閣進行日本國有鐵道（國鐵）的分割和民營化改革，將原來的國鐵拆分為6個「旅客鐵道會社」和1個「貨物鐵道會社」，並將拆分出來的經營實體全部民營化。
[3] 英國在戰後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推行國民經濟命脈行業國有化，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20世紀60—70年代，由於社會負擔過重，經濟活力不足，英國陷入滯脹：財政狀況惡化，勞資糾紛頻發，社會不滿叢生……這就是所謂的「英國病」。
[4] 勞資協調路線（労使協調路線，労資協調路線）指勞動者通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協作，促進企業利潤的增長，從而在最終的收入分配中享有更多的份額。
[5] 日本的年金制度即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加入者共分為第一號、二號和三號三個種類。第一號被保險者是自營業者、農民、學生和無業人員等；第二號被保險者是企業職員、國家公務員等；第三號被保險者是全職主婦（主夫）。成為第三號被保險者的條件是「年收入未達到130萬日元，且是第二號被保險者的配偶」。前兩類被保險者都有繳納養老保險的義務，而第三號被保險者無須自己繳納養老保險，其養老金由其配偶加入的年金制度負擔。
[6] 指日本的戰爭罪行的善後問題，包括領土歸還、戰爭賠款、受害者補償、戰爭謝罪等事宜。
[7] 該法規定《君之代》為日本國歌，「日之丸」即日章旗為日本國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本實行絕對主義天皇制的法西斯統治和軍國主義體制，國旗、國歌都帶上了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日本在戰敗之後，國旗、國歌雖然沒有更換，但是升國旗、齊唱國歌不再是國民的義務，而這一行為也成為反戰進步人士與保守右翼勢力鬥爭的焦點問題之一。支持性別平等的人士，往往也是反對軍國主義、國家主義，主張反思戰爭，促進民主化的進步人士。
[8] 2003年東京都教委出台了《國旗國歌法實施通知》（『國旗國歌実施通達』），並依據該《通知》對「職務命令違反者」進行處罰。受到處分的教職員工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法院雖然判處東京都一方敗訴，但該《通知》仍在實行。大阪府大阪市計劃中的教育基本條例也有強制升國旗、唱國歌的內容。
[9] 東京都教委的《通知》指《關於在入學典禮、畢業典禮等儀式中升國旗、唱國歌的通知》（『平成15年10月23日15教指企第569號：入學式、卒業式等における國旗掲揚及び國歌斉唱の実施について』）。
[10] 日本學校的畢業、入學典禮都在春季舉行。
[11] 石原慎太郎（石原 愼太郎，1932—2022），日本右翼政客，1999—2012年任東京都第14—17任知事，他在任上推動所謂「釣魚島國有化」。豬瀨直樹（豬瀬 直樹，1946— ），日本作家、政治家。
[12] 大澤真理（大沢 真理，1953— ），日本經濟學家、性別學家。
[13] 大澤真理、上野千鶴子《對談：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的目標·立法前的里里外外》（「対談 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のめざすもの 策定までのウラオモテ」），收錄在《上野千鶴子對談集：談到激進……》（『上野千鶴子対談集 ラディカルに語れば…』，平凡社，2001年）。最初發表在《女性設施期刊5》（『女性施設ジャーナル5』，財団法人橫浜市女性協會編集，學陽書房，1999年）。
[14] 燕尾晨禮服是日本政要的西式正裝，下文的羽織袴是和服中的男性第一禮裝，二者都是極為莊重的禮服。
[15] 指日本無條件投降日。
[16] 日本官方認定，20世紀70—80年代朝鮮在日本本土和其他國家綁架多名日本公民。
[17] 《教育基本法》是規定日本教育基本原則的法律。目前實行的《教育基本法》是於2006年在國會通過的。此前實行的舊《教育基本法》頒布於美軍占領下的1947年。該法的修改主要涉及刪去「憲法所確定的……」相關內容，加入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尊重傳統文化、熱愛國家鄉土」等內容。
[18] 女性中心（女性センター）是日本地方政府自主設置的為女性服務的綜合設施。設立的目的是「解決女性的問題」「提高女性的地位」「促進女性參與社會」，對女性的所有問題進行信息提供、諮詢、研究等事務。據目前（2022年 3月）日本男女共同參畫局的官方介紹，也有地區稱其為「男女共同參畫中心」。
[19] 「郵政選舉」指2005年的第44次眾議院議員選舉。由於此前參議院否決了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法案，而眾議院通過了這一法案，因此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解散了眾議院，進行改選。在選舉期間，小泉純一郎領導的自民黨宣布不再提名支持郵政民營化的黨內反對派參選議員，改為提名黨外的競爭候選人，由於自民黨提名這些候選人的目的是使反對派落選，因此這些人被稱為「刺客」。自民黨提名了很多女「刺客」，有名的有現任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20] 原文是バックラッシュ（Backlash），該詞在廣義上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逆流，在這裡特指父權制反攻倒算、反對女權主義的逆流。
[21] 參見聯合國人權事務《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一部分第五條（a）款。
[22] 日本企業的職務類別人事管理制度（コース別人事管理制度）將員工分為「綜合職」員工和「一般職」員工。綜合職是管理、技術崗位，有更大的晉升空間，而一般職只是綜合職的輔助。詳見本書第二章。
[23] 詳見第四章「等待結婚的女性」一節。
[24] 勝間和代（勝間 和代，1968— ），日本女性作家、評論家。林真理子（林 真理子，1954— ），日本女性小說家、隨筆作家。這兩位都是日本知名的「精英女性」。
[25] 總和生育率，英文為「total fertility rate」（TFR）。總和生育率為15～49歲（育齡）女性各年齡段生育率之和，相當於一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數量。通常，人口學界將總和生育率2.1作為世代更替水平，將總和生育率低於2.1視為低生育率的門檻。
[26] 經濟團體（経済団體，Economic organization）是僱主、企業主結成的團體。日本的主要經濟團體有「三團體」，分別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經濟同友會（同友會）和日本商工會議所（日商）。
[27] 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簡稱「電電」，日本國營的電信企業。1985年民營化，改制為以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為核心的「NTT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