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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小說《醒世恆言》卷三十六介紹了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當官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明朝沿襲元朝制度，吏員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為考滿，考滿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選當官。「吏」是不入流的國家工作人員，並不是官。用當代語言打個比方說，他們沒有幹部身份，只能算國家正式職工。如果想工轉干，就要苦熬九年，通過三次考察，這才有了「工轉干」的資格，可以混個三把手四把手乾乾。但是有了資格並不一定能當上幹部，人多位置少，什麼時候能上崗是很難說的。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搶先的辦法，這便是「飛過海」。

  《醒世恆言》中說：

  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里，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山陰、會稽、餘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裡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制」的運行動力。

  紹興人在北京托人走後門花的錢，只是推動請託方式運行的一小部分費用，因為它只涉及到吏員「工轉干」這一條途徑，不過是明朝選官的數條途徑之一，並且還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徑。至於推動整個「請託制」運行的費用總額有多大，當時沒有正式統計，我現在也很難估計。但我們知道，在孫丕揚上任前的嘉靖年間，也就是《醒世恆言》中寫到的「飛過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個吏員的肥缺就價值上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縣太爺二十年的名義工資。權貴們收了人家的厚禮，經常點著名安排某個人到某個位置。另外，在孫丕揚生活的萬曆年間，如果某人從官員的位置上退下來，你想讓他推薦你接任，即使你的學歷資格年頭全夠，這筆推薦費也要五六百兩銀子[42]，大概相當於一戶自耕農二十年的收入。上邊這兩個例子不過是群豹身上的兩塊斑點，明朝文職官員的「崗」在兩萬個以上，吏員超過五萬五，武職更超過十萬，這兩塊斑點的大小，可以幫助我們管窺和推測請託費用的整體規模。

  這筆官場上的巨額投資，最終自然要從老百姓身上一錢一兩地撈本取利，《醒世恆言》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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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須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恆言》中說的那樣，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污準備最充分、貪污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污吏和結夥打劫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孫丕揚想一想，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

  掣籤法一出，請託無處容身了，那些權貴，包括孫丕揚的那些花大錢鑽營進來的部下，都斷了一條財路。沒有過人的膽量，或者頭上有許多小辮子被人家攥在手裡，誰還敢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斷了自己的財路，誰又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

  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事實上權貴們也犯不上去招惹眾怒，因為請託的道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徹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領導的吏部堵住了這條路，而吏部的考選只是官員升遷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一條途徑叫做保舉。為了彌補吏部考選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縣正官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升遷調用不論年頭和資格，也不用抽籤。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記載，曾有一個人求他保舉，開口就要送他三千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見保舉的行情。在保舉的道路上，權貴們的鄉里親舊僚屬門下絡繹不絕，從來就沒有斷過。這條溢洪道雖然不那麼乾淨，但也起到了穩固大堤的作用——權貴們可以繞開抽籤制度，無須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後幾年，崇禎皇上覺得抽籤選上來的官員實在不好用，又提倡保舉。第一批保舉出來的人果然不錯，但接下來便一塌糊塗了。經皇上的倡導，保舉的口子越開越大，請託方式也逐漸取代了抽籤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擠入撈一把的行列，於是形勢大壞。憂國憂民的人又呼籲恢復抽籤制度，卻發現這東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夢想。李自成破陝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這時吏部仍然在選官的過程中大肆收受賄賂。崇禎聽到了報告，就把祖宗牌位擺在朝廷上，讓官員們在神聖的氣氛中抽籤定崗。當時許多地方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有的地方危機四伏，險地和肥缺全在一個箱子裡裝著。崇禎規定，不管是什麼地方，一旦抽籤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員規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邊的人替他抽籤，不能讓他溜了[43]。這就是說，在明朝滅亡前的最後關頭，抽籤制度再獲新生，而主持恢復這個制度的竟是勵精圖治、與朝廷共命運的崇禎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孫丕揚一樣讓步了。皇上有權，但是找不准打擊或提拔的對象，分不清敵我友，貪官污吏用信息戰打敗了他。

  抽籤當然不好，但考慮到這許多複雜情況，《明史》的作者最後還是說了許多體諒孫丕揚的話。這位史官前輩說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轉述如下：孫丕揚創建掣籤法，雖然不能辨才任官，關鍵是制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說不定情況更糟。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聖賢的話去責難他[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