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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潛規則陰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難免生疑：莫非「洪洞縣裡沒好人」麼？有好人。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清官中的僥僥者，堅決不肯拿老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秋，黃河決口，淮安一帶鬧災，人民流散，朝廷下詔放賑。江蘇山陽縣當年領得賑銀九萬餘兩，知縣王伸漢一人就貪污了二萬五千兩。這時，兩江總督鐵保按照慣例派官員赴各地檢查賑災工作，派到山陽縣的官員是新科進士、剛分配到江蘇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達後，山陽知縣王伸漢就派出自己的長隨（近似生活秘書）包祥，與李毓昌的長隨李祥接觸，行話叫「二爺們代老爺講斤頭」，一般都是討論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是常規，貪污者不能獨吞，監督者總會憑藉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額。

  李毓昌的長隨李祥告訴王伸漢的長隨包祥，自家的老爺到各鄉巡視了，看到災民瀕死的慘狀，十分震驚。回到縣裡調集戶冊核對後，發現了嚴重的貪冒情況，正打算擬文呈報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張王牌：我們老爺掌握了證據，能害你們老爺，你肯花多少錢買安全？王伸漢立刻開出了價格，讓自己的長隨傳話，願意拿出一萬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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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李毓昌是個新官，一心要當個清官，不熟悉這些官場黑幕，當即嚴詞拒絕，還要把王伸漢行賄的事情向兩江總督匯報。

  這樣一來，不僅貪官王伸漢和包祥罵他是書呆子，李毓昌的長隨李祥等人也罵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著這麼好的買賣不做，這長隨還有什麼幹頭？包祥看出了對方陣營的內部矛盾，就許以重利，讓他們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冊偷出來燒毀。李毓昌復命的時間要到了，一旦燒了，沒有時間從頭查。以後再查，就有時間做手腳了。李祥等同意。沒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長隨難以得手。王伸漢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談判，只要他們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謝，還要替他們另找新主人。這幾位二爺想來合算，反正李毓昌這傢伙也不懂事，跟著他發不了財，不如先拿他賣個好價錢。於是他們在茶水中投毒，然後又用繩子將將李毓昌勒死，偽造了一個自縊身亡的現場。

  查賑官員自縊，按說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漢拿了二千兩銀票找淮安知府王轂活動，王轂再擬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殺的結論，兩江總督鐵保也點頭同意，小事又進一步化無了。萬事大吉之後，王伸漢通知死者家屬來領棺柩，再把李祥推薦給長州通判當長隨，把另外兩個長隨也推薦出去，又給了重金酬謝，事情就算處理妥當了。

  偏偏死者的家屬在遺物中發現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陽知縣冒賑，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語。家人頓生疑心。但是這案子連總督都核准了，沒有特別過硬的證據很難翻案，只好先運棺柩回鄉。

  靈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遺物，發現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跡，疑心大起，告訴了運靈柩回來的族叔。族叔做主開棺驗屍，發現了中毒症狀。家屬立刻進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責成軍機處追查，很快破案。

  後來，李毓昌被樹為官員的榜樣，皇上親自寫詩褒揚，追加知府銜，皇上還為他過繼了一個兒子傳宗接代，並賞這兒子舉人功名。王伸漢和包祥處斬。李祥和另外兩個參與謀殺的長隨被凌遲處死。有關領導也受到了嚴厲處分[39]。

  那麼清官究竟在哪裡呢？清官光榮地犧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樣。

  我想，每個人都會從這個案例得出自己的結論：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風險與當清官的利益和風險比較，究竟哪頭大。當然，這不是單邊的計算，而是一場雙邊博弈的計算，雙方的行為相互影響，各自的得失還要取決於對方的策略。李毓昌與王知縣互斗，真正的贏家是根本就沒資格上檯面當對手的零散百姓，兩位旗鼓相當的對手得到的卻是「雙輸」的結局，雙方同歸於盡。既然這場對局成了一場要命的災難，恐怕雙方的策略都難以為後人效法，我們也就不能指望其成為定勢或者叫常規。真實的常規是：對局者雙贏，老百姓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