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作者的名姓，如果寫全，是Aleksandr Stepan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義雲「斯台班的兒子，」第三字才是姓。自傳上不記所寫的年月，但這最先載在理定所編的《文學底俄羅斯》（Vladimir Lidin: Literaturnaya Russiya）第一卷上，於一九二四年出版，那麼，至遲是這一年所寫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傳》（Pisateli）中，雅各武萊夫的自傳也還是這一篇，但增深了著作目錄：從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計二十五種。

  俄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因為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艱難，在文藝也是受難的時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經濟政策，文藝界遂又活潑起來。這時成績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雜誌《赤色新地》所擁護，而托羅茲基首先給以一個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們的出現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將『綏拉比翁的弟兄』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寧格勒的藝術之家』里的第一回會議，算進裡面去。（中略。）在本質上，這團體在直接底的意義上是並沒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傾向的。結合著『弟兄』們者，是關於自由的藝術的思想，無論是怎樣的東西，凡有計劃，他們都是反對者。倘要說他們也有了綱領，那麼，那就在一切綱領的否定。將這表現得最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 Zoshchenko）：『從黨員的見地來看，我是沒有主義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來講自己，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又不是帝政主義者。我只是俄羅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體的規模上，布爾塞維克於我最相近。我也贊成和布爾塞維克們來施行布爾塞維主義。（中略。）我愛那農民的俄羅斯。』」

  「一切『弟兄』的綱領，那本質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或種形式，表現對於革命的無政府底的，乃至巴爾底山（襲擊隊）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對於革命的組織的計劃底建設底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態度。」（P. S. Kogan:《偉大的十年的文學》第四章。）

  《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萊夫，便是這「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中的一個。

  但是，如這團體的名稱所顯示，雖然取霍夫曼（Th. A. Hoffmann）的小說之名，而其取義，卻並非以綏拉比翁為師，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們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態度。所以各人在那「沒有綱領」這一個綱領之下，內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現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和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先前就都是這團體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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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雅各武萊夫，則藝術的基調，全在博愛與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時竟至於佩服教會。他以農民為人類正義與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們才將全世界連結於友愛的精神。將這見解具體化了的，是短篇小說《農夫》，其中描寫著「人類的良心」的勝利。我曾將這譯載在去年的《大眾文藝》上，但正只為這一個題目和作者的國籍，連GG也被上海的報館所拒絕，作者的高潔的空想，至少在中國的有些處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並且表示了較有進步的觀念形態的。但其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鐵底意志的革命家；亞庚臨時加入，大半因為好玩，而結果卻在後半大大的展開了他母親在舊房子裡的無可挽救的哀慘，這些處所，要令人記起安特萊夫（L. Andreev）的《老屋》來，較為平靜而勇敢的倒是那些無名的水兵和兵士們，但他們又什九由於先前的訓練。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軍和終於彷徨著的青年（伊凡及華西理）的主觀，來述十月革命的巷戰情形之處，是顯示著電影式的結構和描寫法的清新的，雖然臨末的幾句光明之辭，並不足以掩蓋通篇的陰鬱的絕望底的氛圍氣。然而革命之時，情形複雜，作者本身所屬的階級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寫出更進於此的東西，而或時或處的革命，大約也不能說絕無這樣的情景。本書所寫，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們。要知道在別樣的環境裡的別樣的思想感情，我以為自然別有法兌耶夫（A. Fadeev）的《潰滅》在。

  他的現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經和他會面，寫了一點「印象」，可以略略窺見他之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爾岑之家』里會見的，但既在許多人們之中，雅各武萊夫又不是會出鋒頭的性質的人，所以沒有多說話。第二回會面是在理定的家裡。從此以後，我便喜歡他了。

  「他在自敘傳上寫著：父親是染色工，父家的親屬都是農奴，母家的親屬是伏爾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書，也不能寫字的。會面了一看，誠然，他給人以生於大俄羅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樸』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裡的，但又不流於粗豪，平靜鎮定，是一個連大聲也不發的典型底的『以農奴為祖先的現代俄羅斯的新的知識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為題材的小說《十月》，大約就不妨說，他的一切作品，是敘述著他所生長的伏爾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會底，以及經濟底特色的。

  「聽說雅各武萊夫每天早上五點鐘光景便起床，清潔了身體，靜靜地誦過經文之後，這才動手來創作。睡早覺，是向來幾乎算了一種俄國的知識階級，尤其是文學者的資格的，然而他卻是非常改變了的人。記得在理定的家裡，他也沒有喝一點酒。」（《新興文學》第五號1928。）

  他的父親的職業，我所譯的《自傳》據日本尾瀨敬止的《文藝戰線》所載重譯，是「油漆匠」，這裡卻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羅馬字拼起音來，是「Ochez–Mal』Yar」，我不知道誰算譯的正確。

  這書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譯，前年，東京南宋書院出版，為《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的第四篇。達夫先生去年編《大眾文藝》，徵集稿件，便譯了幾章，登在那上面，後來他中止編輯，我也就中止翻譯了。直到今年夏末，這才在一間玻璃門的房子裡，將它譯完。其時曹靖華君寄給我一本原文，是《羅曼雜誌》（Roman Gazeta）之一，但我沒有比照的學力，只將日譯本上所無的每章標題添上，分章之處，也照原本改正，眉目總算較為清楚了。

  還有一點贅語：

  第一，這一本小說並非普羅列泰利亞底的作品。在蘇聯先前並未禁止，現在也還在通行，所以我們的大學教授拾了僑俄的唾餘，說那邊在用馬克斯學說掂斤估兩，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誇張的，其實倒是他們要將這作為口實，自己來掂斤估兩。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學家於這些話偏會聽到，弄得臉色發白，再來遙發宣言，也實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國還有一個雅各武萊夫，作《蒲力汗諾夫論》的，是列寧格勒國立藝術大學的助教，馬克斯主義文學的理論家，姓氏雖同，卻並非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萊夫的，自然還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並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後，就從此永遠全數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會主義底建設的中途，一定要發生離合變化，珂干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所謂『同路人』們的文學，和這（無產者文學），是成就了另一條路了。他們是從文學向生活去的，從那有自立底的價值的技術出發。他們首先第一，將革命看作藝術作品的題材。他們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傾向性的敵人，並且想定了與這傾向之如何並無關係的作家們的自由的共和國。其實，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是終於也不能不拉進在一切戰線上，沸騰著的鬥爭裡面去了的，於是就參加了鬥爭。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將終，從革命底實生活進向文學的無產者作家，與從文學進向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兩相合流，在十年之終，而有形成蘇維埃作家聯盟，使一切團體，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圖，來作紀念，這是毫不足異的。」

  關於「同路人」文學的過去，以及現在全般的狀況，我想，這就說得很簡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