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 01（1）

  ——關於文藝政策評議會的議事速記錄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瓦浪斯基（A. Voronsky）的報告演說

  我先得聲明兩件事。第一，本討論會，據我所理解，是要明白以施行若干的實踐底解決為主的，所以關於我們的理論底異點，我幾乎不提起，而但以涉及必要之處為限。第二，我想將我的報告，僅限於論爭的範圍內——自然，我也以為這範圍，是極其條件底，人為底的。然而，文學生活是現在已經弄到不得不限定於這範圍以內了。那麼，就開始報告罷。

  我以為必須本評議會來討論的，重要的問題——乃是關於共產黨里，對於現代文學的諸問題，可曾立定什麼指導方針的問題。有些同志們說，這樣的方針，我們之間並沒有，我們這裡，只存在些混亂，游移，任意，因此各位同志便施行冒險了。據我的意思，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黨的指導方針，是以前也曾有過，現今也還存在。而這指導方針，由我看來，是常常歸結於下列的事的——就是，黨是在文藝領域內，和國內及國外僑民，行了最決定底的鬥爭的，黨是對於站在「十月」的地盤上的一切革命底團體，給了助力的，這就是並不以或一個團體的方向，為自己的方向，只要看見什麼團體，站在十月革命的見地上做著工作，便積極底地加了援助；黨是並不干涉藝術的自己解決，而給了完全的自由的。我想，我們實踐底地做著工作的人們，在關於文藝的問題之中，所指導著的，實在便是歸結在以上的基本底各個命題上面。

  黨為什麼取了這樣的立場的呢？首先應該懂得的，是我們的國度——乃是百姓的國，農民的國，這事情在我們的全社會生活上，狹則在我們的文學上，都留著很大的痕跡，此後也將留得很久的。再取別的要素（moment）——例如，取勞動者來看罷。他們也在農民的層里，有著頗是堅固的根，他們或者因為周圍的狀況，或者因為那出身，和農民聯結著，所以一到我國文學的復活一開端，新的年青的作家們一出現——在我國，農民底，百姓底傾向便被明明白白地描寫出來，也是當然的事，我們並不是單就「同路人」而言。關於無產階級作家，我也這樣說，因為從傾向上，無產階級作家也可以在這裡這樣說得的。

  倘使我們認真一點，來細看我們的無產階級作家的詩歌，尤其是散文，則我們便能夠完全分明地看出這傾向來罷。更進，來看一看我們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形罷。無產階級是並未預先獲得科學和藝術，而握了政權了，實在，並沒有能夠獲得這類的東西。這個情況，和有產階級的時候很不同。在這集會上，我沒有將這意思發揮開去的必要——這早是確定了的命題了。不但如此，我們的無產階級經過了市民戰爭，非常疲勞。我們共產黨在過去，在現今，對於藝術的諸問題都不能有多大的關心，不過將最小限度的注意，分給了藝術。黨的智能，黨的才能，黨的精力，統為政治所奪了，現今也還在被奪。

  

  為了這情況，以及我在這裡不能涉及的許多的情況，在我國，便生出並非共產主義作家或勞動者作家的強有力的潮流，而存在著若干個個的文學底集團的狀態來。

  這些文學底集團，對於現代的藝術，是供獻了獨自的，有時是極有意義的東西。而且還在供獻著。但是，他們各走任意的路，自定自己的路，以全體而言，還不能占據全文學底潮流。然而他們之間，也常有集團底精神統治著。

  從這情況出發——我國是農民國；年青的蘇維埃的作家，在我國，因此便帶著農民底傾向出現；我們的無產階級及黨，大概忙於直接的政治鬥爭；我國的無產階級作家之間，有集團底精神統治——從這情況出發，黨是向來不站在一個傾向的見地上，而謹慎地糾正他們的方向，協助一切的革命底文學底團體的。

  如果我們再接近藝術，藝術的性質這問題去，那麼，從這一方面，也可以明白黨為什麼不站在或一潮流的見地上，並且也不能站的緣故了罷。

  藝術者，因其性質，和科學一樣，是不能受在我們的生活的或一種別的領域上那樣的簡單的調整的。藝術者，和在科學上一樣，自有他自己的方法，這就是他自有其發達的法則，歷史。在新的，「十月」後的文學，一切東西，還屬於未來，一切東西還單是材料，僅是開端，是假作，許多東西都沒有分明表示。這情況，也令我們取了謹慎的態度。

  我們倘一看我們文學底諸集團，就明明白白，無論現存的集團的那一個，都不能滿足共產主義底見解——有著農民底傾向和極其混亂的理論的「同路人」，「十月」，「鍛冶廠」，以及目下正在發生的共產青年團的文學底團體——這些一切，都不是使黨能說惟獨從這裡，是我們可以開步的文學底潮流的團體。所以黨就不站住在或一文學底集團的見地上，而取了和一切革命底團體協力的立場了。

  我應該以施行著實際的工作的一員，將最近幾年來在文藝領域內所做到的事，告訴本集會。在文藝的分野上我們的工作，已經有了大的結果的事，在我，是毫不懷疑的。現在，文學已成了不能從生活除去的重要的社會底要素。文學的比重是大了，還逐日成長著。例如，從極有責任的我們這一路共產主義者所成的本會，便可以舉出來做證據。這可見現在在文學的領域內所成就的事，已惹了我們同志的廣大的人們的注意了。從分量上說，從質地上說，我們的文學，都逐日成長著。而且在不遠的將來——這是從一切事物所感到的——我們便要目睹久已沒有了的那樣文學的繁榮罷。這一事，是可以用了完全靜穩的確信，說出來的。在我國，就要有我們自己的古典底，我們自己的革命底的，偉大的，健康的文學罷。在這領域內，我們是有了最大的結果了。當赴會之前，我曾將有時壞，有時好，都是頗為堅固地，和我們一同開手作工的藝術家們，大略數了一數。

  我將這分為種種的集團。例如，老人一組，則戈理基（M. Gorky）、亞歷舍·托爾斯泰（A. Tolstoy）、勃里希文（M. Prishvin）、威壘賽耶夫（V. Veresaev）、沙吉涅央（Shaginyan）、瓦理諾夫（Volynov）、波陀亞綏夫（Podojachev）、孚爾希（Olga Forch）、德萊涅夫（K. Trenev）、尼剛德羅夫（Nikantrov）等。

  革命所生的年青的作家（年青的「同路人」）——巴培黎（Babel）、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畢力涅克（Pilyniak）、綏孚理那（Seifullina）、來阿諾夫（Leonov）、瑪里錫庚（Malishkin）、尼啟丁（Nikitin）、斐甸（Fedin）、梭希兼珂（Zoshchenko）、斯洛寧斯基（Sloninsky）、蒲當哲夫（Budantsev）、葉遂寧（Esenin）、契柯諾夫（Tikhonov）、克魯契珂夫（Kruchikov）、敖列洵（Oreshin）、英培爾（Vera Inber）、左祝理亞（Zozulia）、凱泰雅夫（Kataev）等。

  未來派的人們——瑪亞珂夫斯基（Majakovsky）、亞綏耶夫（Asseev）、派司台爾那克（Pasternak）、鐵捷克（Tretiakov）。

  無產階級作家及共產主義作家——勃留梭夫（ Briusov）、綏拉斐摩微支（Serafimovitch）、亞羅綏夫（Arosev）、凱薩忒庚（Kasatkin）、綏蒙諾夫（Sergej Semionov）、斯威爾斯基（Svirsky）、凱進（Kadin）、亞歷山特羅夫斯基（Alexandrovsky）、略悉珂（Lyashko）、阿勃拉陀微支（Obradovitch）、渥爾珂夫（Volkov）、雅克波夫斯基（Iakubovsky）、該拉希摩夫（Gerasimov）、吉理羅夫（Kirillov）、格拉忒珂夫（Gradkov）、尼梭服易（B. Nizovoy）、諾維珂夫·普理波易（Novikov-Priboy）、麥凱羅夫（Makarov）、陀魯什寧（Drushnin）等，等。

  我不過舉出了和《赤色新地》有關係的團體（除掉未來派的人們，）至於別的團體，例如和《十月》有關係的團體，卻並未涉及。在他們，是自有他們自己的到達，自有他們自己的文學者的名稱的。這事實——在我們的周圍，和我們一同工作，而且還要更加工作的文學者的這樣的數目，已經組織起來了的這事實，便是證明著我們在這領域內所做的大的積極底的工作的。我並非要在這裡誇張，以為已經到達了決定底的結果。那不消說，在這領域內，現在要到達那樣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其次，關於觀念形態，在這領域內，也得了頗可注意的結果了。我沒有歷敘關於各個作家的進化的可能，然而詞章的藝術家們的全體底進化，卻分明在我們四近。這一節，對於「老人們，」對於先前難於合作，但現在卻容易得多多了的「同路人」都可以說得的。

  有人說，招集這些雜多的文學者這件事，是使瓦浪斯基以及和他同行的人們，成了有產階級的俘虜了。但是，在現今，還以為戈理基、托爾斯泰以及別的「老人」能將我們做了俘虜者，是只有全在熱病狀態的人們。況且，所謂有產階級性者，是什麼呢？關於這事，可惜在本會上不能詳細敘述。人們以為《亞藹黎多》是有產階級底作品，但最近我和同志什諾維夫（G. Zinoviev）談起的時候，他卻說是很有益處，又有價值的作品。戈理基的《自傳的故事》，也有人說是「有產階級底」的。然而倘使我們一方面認真地提出關於有產階級性的問題來，則就會有什麼是有產階級性這一個很大的問題出現的罷。我以為這有產階級性這東西，是常常大為左翼底的口號和詞句所蒙蔽的，我想，現在《戈倫》上所載的東西，這才是真實的馬克斯主義的歪曲，是那藝術底修正哩。

  人們用了同志亞爾跋多夫的話，說是「藝術從種種的觀念形態底上層建築造出，是不對的，這應該和生活直接聯結起來」的時候，我不知道這可是有產階級性。但我知道，在這裡，是用了勖拉契珂夫主義之名，行著和我們的蒲力汗諾夫的鬥爭。在我國，當立定課題，要教育農民和工人，使他們閱讀，並且理解普式庚（Pushkin）、托爾斯泰（L. Tolstoy）、戈理基的時候，卻有在勞動階級之前，宣傳著棄擲古典底東西於現代的那邊的。這是有產階級性不是？當正在對於作為生活的感情底認識的特殊方法的藝術，行著鬥爭，對於那生活認識，則正要建立一個生活創造的理論——徹頭徹尾是主觀底，因而也是觀念論底的理論的時候，這是有產階級性不

  是呢？

  所以這問題是很有論爭的餘地；而在瓦浪斯基成為俘虜了，瓦進卻和同志楮沙克（Chujak）以及別的許多「楮沙克」（外國人之意）們在幸福的和合里這一種可怕的辭句之下，隱藏著真的有產階級性，倒是十分能有的事。還有，人說，瓦浪斯基不懷階級底見地。自然，象「那巴斯圖」所展開那樣的「階級底」見地，在我們這裡是並不恰有的，但假使問題的建立並非這模樣，那麼，這時候，我們另外再來查考罷。

  在我國，和「同路人」的問題，是怎樣一個情形呢？我們和他們協同之際，向「同路人」提出了怎樣的要求了呢？他們，尤其是在初期——二一年，二二年時，並不懂得在革命上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底，規律底，指導底職掌，也不能使這十分加強，將革命大抵描寫成農民的自然成長性的勝利模樣，那我們是知道的。不但這樣，他們一面在那國民底斷面上，將俄國革命看得很熟悉，卻往往將那國際底性質放過了。我們便一面將這些和另外的缺點指摘，訂正，拿了一定的要求，接近這樣的「同路人」去，——就是，看他們曾為勞動者和農民的聯合這一件事的利益而出力沒有？如果我們看見有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在結局上，有著援助都市和農村的聯結的意義，那工作，是歸向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提攜的利益的，則我們對於這樣的藝術家，應該容許他許多事。這樣的辦法，我想，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是有益的，而且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創造，是賦與力量的。重要的事，是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創造——這是一個過程，這樣的文學，是不能即刻創造的。這文學的成長和發展的道路，是複雜的，有時還竟至於紛亂。

  其次，是關於無產階級作家。我切實相信，在我國，是從勞動者和農民的最下層，從勞動者以及別的種種的組織中，從大眾，從赤軍，都要有新的作家出現。從什麼僻地里，從鄉村里，有作家出現，——惟有這些作家，是由那血和生活，和勞動者及農民——自然；在現在，和農民為較多——聯結著的。這些作家，一定要占主要的位置；我們應該依據他們，援助他們，——在這些事，我們和無產階級作家之間，是不會有什麼意見的不同的。並且也相信所謂無產階級文學，由那兩三個代表者（凱進、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其他，）贏得了顯著的結果。

  雖然如此，而我們和現在的無產階級作家之間，假如還有意見的不同，那就不得不聲明究竟是什麼緣故了。要建立抽象底的一般底的定義，那是極其容易的。這樣的定義在我們這裡，多得很。在我國，被稱為無產階級作家者，首先是有著共產主義底觀念形態的作家，倘用了現在喜歡使用的畢力涅克的表現法來說，那便是「以無產階級的眼睛」看世界的作家。但在實際上，我國的無產階級作家，乃是有著極受限制的見解和習慣，被歷史底地形成了的具體底的類型。這就是——屬於一個什麼聯盟呀，一個什麼集團的作家。而在這樣的集團里，都是各各的「信仰的象徵，」各各的文學底教義。這「信仰的象徵，」通常是約束在這一種確信上的，就是以為現在俄國的無產階級作家的根本的任務，是在有產階級美學，藝術和文化的破壞，以及新的社會主義藝術和文化的創造。但在現實上，站在無產階級之前的問題，卻是舊藝術和文化的批判的攝取，於是在這裡便發生了一種很大的不調和。在實際上，這樣的並列，是一直引到抽象里去的。得不到革命的活人，而得了象徵；並非次第底的進展，而出現了在腦子裡做出來的東西。於是往往在無產階級藝術的姿態之下，拿來了舊時代的有產階級藝術的產物。在我們正在文學的領域內做事的共產主義者的實際家，在這領域內，是常有不能專靠讓步的方針的時候的。所以，憑著我們的諸位同志所說，以為拋棄Proletcult（無產者教育）主義愈早，他們即愈可以從速成為真實的無產階級作家這一個簡單的理由，我們便讓步，那是不行的。

  還有，在別一方面，有喚起諸位同志的注意的必要。我國的文學上的意見的差異，在根本上，不過是將對於專門家的舊的黨的論爭，搬到文學上來了罷了。諸位倘將那雜誌《那巴斯圖》仔細一看，一切便會明白的罷。同志烈烈威支在《那巴斯圖》的初號之一上，不是一面討論著關於「同路人」和無產階級作家的問題，一面說，這問題不在質而在量；換了話說，便是問題並不在將「同路人」登載雜誌與否，乃在將他們登載多少的麼？這全然是分明的問題的建立法——是反對那些在我國的生活的其他的領域內，雖然已被克服，而在文學上，卻還有相當的力量的專門家的問題的建立法呀。

  諸位同志們，本評議會的所以召集，是因為要解決根本底的問題，就是，第一，×××的戰術，即並不站在或一個特定的團體的見地上，而用一切方法，來援助×××團體或藝術家這一種用到此刻了的戰術，究竟對不對。這是對的呢？還是非取「那巴斯圖」的方針不可呢？據「那巴斯圖」的人們的提案，是應該取雜誌「那巴斯圖」及其對於藝術家的態度，作為出發點的。他們又要求將文學上的「政權」付給「墨普」（墨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即非常幼小的，在藝術上，幾乎並無表見的一個特定的團體。我可以完全冷靜地說，而且也知道——同志瓦進，是不能清算現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站的立場的，為什麼呢，因為惟這立場，是由生活本身所規定，而站在「那巴斯圖」的立場上，則便是破壞一切工作的意思了。在這裡還有應該記得的事，就是從亞歷舍·托爾斯泰和「同路人」起，以至無產階級作家的，真實的藝術家的最大多數，都在雜誌《赤色新地》上做事，卻沒有和「那巴斯圖」連合起來。這就因為雜誌《那巴斯圖》，連一個優良的「同路人」也引不進去的緣故，象那雜誌所取那樣的方針，是什麼事也做不出來的。

  再前進罷，這裡有無產階級青年在。我試問這些青年們罷：為什麼四十人合成的這青年的團體，現在在「赤色新地」的周圍組織起來的？為什麼他們離開了「那巴斯圖」的人們的？也許有人會說，瓦浪斯基誘惑了他們了，使他們墮落了。現在姑且作為這樣罷。但且看發生什麼事，——就是，據「那巴斯圖」派的人們的意見，則「鍛冶廠」派的人們墮落了，一切「同路人」也墮落了，青年的大部分也墮落了，我國的所有作家都墮落了。如果幾乎一切都已墮落，則剩下來的究竟是誰呢？是同志烈烈威支和羅陀夫，剩在文學裡。但是，只這樣，豈不是未免太少麼？可惜我的時間已經過頭了，我現在不能涉及此外的許多根本底問題了。

  最後，還有應該在這評議會上聲明的事——這就是我在這裡當諸位之前所講的話，並非作為一個瓦浪斯基，而是作為在「赤色新地」「克魯格」「鍛冶廠」和青年團體「沛來威爾」上做事的那文學的代表者，換一句話，則是憑了幾乎一切活動著的青年的蘇維埃文學之名，而說著話的。這文學，和我們同在。「那巴斯圖」派的人們，是做不到的。如果本文學評議會對於這一節不加考慮，那就恐怕要犯大大的錯誤的罷。

  瓦進（II. Vardin）的報告演說

  本評議會，是在決定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方針的。同志瓦浪斯基努力要給人一個印象，仿佛對於文學一定的黨的方針，已經存在著了的一般。然而假如黨內已有著這樣的方針，則主張相反的我們「那巴斯圖者」便成了和黨的方針反對。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於同志瓦浪斯基也許是有利的。然而這並不和實情適合。事實是這樣的。在一九二一年，同志瓦浪斯基得到指令，是教他將或一種作家團體留在蘇俄的方法……那時候，是不得不顧慮「畢力涅克」之類，逃到白軍里去的。然而自此以來，已經經過了三年的年月了。在這期間，出了什麼事了呢，在社會底政治底情勢之中，有了怎樣的變化了呢？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不同，究竟是什麼呢？

  同志瓦浪斯基用盡一切方法，試來分析現實，要從這現實出發。他通論文學，然而開在中央委員會裡的黨的評議會，是只有從政治的見地看來的文學的問題，這才可以作為問題的事，他卻不能理解。

  同志瓦浪斯基的These（提要，）是「現下的情勢和在文藝上的俄國共產黨的問題。」然而他關於現下的情勢，一句也不說，關於在文學的分野上的黨的課題，也幾乎沒有說，比起一九二一年，比起那時所給與的方針來，他一步也沒有前進。

  想一想罷。人們到了黨的中央委員會的評議會，來討論關於文學的分野上的黨的課題，而在會上，卻絕不說起我們所生活著的社會底政治底情勢；也絕不說起怎樣提出現在所設的問題；「那巴斯圖」的人們早就施行了的那劇烈的鬥爭，是因為什麼而起的呢，也不給取說明之勞。而這劇烈的鬥爭之所以惹起，卻正因為我們的眼前豎著重要的政治底問題；在我們的眼前，文學已在漸漸變了有產階級的，有產階級觀念形態的手段；同志瓦浪斯基所立的立場，是使我們的敵人的政治底課題不費力，因此也就為一切反蘇維埃政黨及傾向所迎迓了。

  根本的問題就在此。倘若我們不說這些事，倘若我們不從這裡出發，倘若我們忘卻了問題的本質，是在怎樣地使文學成為我們本身的手段，倘使，再說一回罷，並不理解這個，不從這裡出發，則我們就毫沒有聚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的必要的。

  請許我說一說同志瓦浪斯基應該做什麼罷。現下的情勢的特殊性，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試拿最近的黨的文件——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採用的同志穆羅妥夫的提要來看罷。那文件里，記載著農村中的富農的成長，都市中的個人資本的成長。在這有產階級的再榮的地盤之上，自然就有那觀念形態的再榮，而且也自然底地，有了為鞏固自己的立場計，利用一切可能的反無產階級層的嘗試，首先是鑽進文學裡，於是竭力將這利用於自己的政治底目的上的嘗試，這是可以觀察出來的。

  現下的情勢的別的性格底的特性，是在我們國里，正在感到或一種的退潮，正在出現著社會底反動的徵候。這反動的氣分，非但在非無產階級層——智識階級，市民之類里，這退潮，疲勞，悲觀的氣分，便是我黨裡面，也都侵入，感到了。如果拿那登在雜誌《波雪維克》第二號上的同志布哈林的論文來一看，諸位便會知道我所說的並非空想底的危險，而在我們之前的危險，乃是全然現實底的罷。這時候，關於文藝的問題，豈不明明白白，有著最重要的意義麼？

  而在這事實的面前，同志瓦浪斯基說著些什麼呢？他是從事於文學者的登記了；他以怎樣的文學者存在，報告我們，排列了他們的姓氏了；他也編成了他們的履歷了罷。這為黨的評議會計，也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諸位：這些履歷——是完全的空事情。全部問題，是在這些履歷裡面，隱藏著怎樣的社會底要素，怎樣的傾向，怎樣的觀念形態的萌芽；這些人們，對於四近正在發生的政治鬥爭，做著怎樣的職務，以及可有做出來的危險。這些一切問題，都不惹同志瓦浪斯基的興味。他的立場的最大的錯處，是在，在他那裡，階級鬥爭是不存在的，革命的事是不存在的。他就大體判斷，他拿出對於藝術，不可有什麼整頓，什麼政治底干涉這一種新發見來。同志瓦浪斯基是在生活和政治鬥爭之外的。威嚇著我們的危險，他是不看的。

  諸位同志們，在現在的黨的評議會上，必須顧及的現下的第三的政治底特性，乃是一切反蘇維埃政黨，對於現下的情勢，是將那重要的希望，都放在包圍共產黨，黨的解體和變質之上的，應該從這觀點，將這問題，又從這觀點，將同志瓦浪斯基的政策和實際，都加以批判。倘若，諸位，我們忘卻了現下的情勢，我們是不能解決面前的問題的。再說一遍——倘若我們之前，沒有政治上的問題，我們是並無聚到這裡來的必要的。

  我們之間，也有愛發些藝術是藝術，關於趣味，是不能爭的之類的議論的人。然而這樣的想法，是不可容許的。同志瓦浪斯基說過，同志什諾維夫稱讚了亞歷舍·托爾斯泰的《亞藹黎多》：我也從同志什諾維夫親口聽到過。同志加美納夫（Kamenev）呢，曾對我說，他讀愛倫堡，是覺得滿足的。同志布哈林是寫了愛倫堡的《茀里阿·茀來尼德》的序。

  然而問題並不在同志加美納夫或別的同志，讀了愛倫堡，覺得滿足或不覺得。問題是在這些文學，政治底地，於我們有危險呢還是沒有危險。問題的本質，是在這些文學，對於大眾給與怎樣的影響。必須從這裡出發的。近時，《共產主義者》志上，載著克拉拉·札德庚（Klara Zetkin）的回憶，那裡面，記有關於文學的職分的，文學應該怎樣走，向著那裡走的列寧的最有興味的注意。從這注意，我領悟了一件事——同志加美納夫要讀什麼，是可以隨便的，我們聚在這裡的一切人，幾乎都看著白系的文學，這是因為我們都已有了和這相當的免疫性的，然而我們不將這些一切文學，散布於廣大的大眾的罷。如果不如此，我國里就也不妨有出版的自由了。為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也無賠償，而征服火星的《亞藹黎多》的那主人公，對於同志什諾維夫，也許給以藝術底歡喜的，但在廣大的勞農大眾，這些一切的文學，乃是最有害的毒物。倘使我在斯惠耳陀羅夫大學的列寧主義研究會裡，看見拿著愛倫堡的女子大學生，我就這樣說，「同志加美納夫讀愛倫堡，是一件事，然而斯惠耳陀羅夫的女子大學生，加以在現今的疲勞和悲觀的狀態上，來讀這文學——那是全然，全然是另一件事。」再複述一回罷——對於文學的問題，我們所必要的，是從那及於大眾的影響的見地來觀察，別的一切見地，在我們，是絕不會有什麼決定底意義的。

  那麼，黨的文學政策，應該是怎樣的呢？這政策，應該向著三個方向走。第一，我們有竭力妨害資產階級將文學利用於那政治的目的的必要。第二，我們應該利用舊文學中的一切有用的東西，招引能夠將利益送給我們的那一切文學者。第三，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為革命必須有自己的文學起見，講究一定的具體底對策。

  這些一切的問題，同志瓦浪斯基怎地解決著呢？他大抵非常滿足。他能夠給我們作「同路人」的長長的表，而這些人們，在他，是文學上的基礎底勢力，他依據了這些人們，以這些人們的名，在這裡講得很可以，而且惟有這些人們，據他所說，是傾聽這裡所講的事情的。這些「同路人」者，究竟是怎樣的人們呢？看一看同志瓦浪斯基的論文罷。這麼一來，諸位便從中可以看出這「同路人」的致命底的特色了。同志瓦浪斯基瞞不住這是不可靠的人們這一個事實，革命不能和這樣的人們始終相關的這一個事實。然而同志瓦浪斯基對於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文學，來替代這些的事，卻一句話也不說。

  再拿別的文件來看。此刻我的手頭有著出版所「克魯格」所印行的叫作《作家關於藝術和自己》的書。在這裡面，他們將自己，將自己對於文學的見解，非常自由地敘述著。現在請容許我對於畢力涅克，喚起諸位的注意來。畢力涅克所說的話，比別的「同路人」更其顯露著那性格。畢力涅克寫著——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所以我不覺得我應該是共產主義者，我應該共產主義者底地來著作……對於共產主義者的俄羅斯的關係，是我的對於他們的關係……我要說明，俄國共產黨的運命，只給與我比俄國本身的運命更少的興味。在我，俄國共產黨不過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環。」諸位同志們，你們知道麼，那保威爾·尼古拉微支·密柳珂夫，對於這事，是也懷著和這恰恰相同的見解的。請再聽下文罷。畢力涅克寫著。「除了現在所寫著的之外，在我是不會寫的，也未必寫罷——假使要強制我，則世間雖有文學的法則，但這並無強制文學底才力的可能。」這是又坦白，又正直的。還有，「右翼的布寧（出色的作家）和梅壘什珂夫斯基，左翼的綏拉斐摩微支——是舊的作家，但他們什麼也沒有寫，即使寫了，也很不行，這就因為他們以藝術來替代了政治的緣故，以政治之名來寫作的緣故，他們的藝術不再是藝術，停止了發響了。」諸君看見沒有，將綏拉斐摩微支和梅壘什珂夫斯基，革命家共產主義者和反動家白軍士，畢力涅克置之同列，說是都為政治所妨害了。我們知道，政治並沒有妨害了綏拉斐摩微支的寫出好作品《鐵之流》來。

  再聽畢力涅克的話罷——「在新的文學上，什麼是必要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必要的是好作品，另外的事，將由此償還的罷。」這是同志瓦浪斯基的見地。他也是一個不管那才能向著怎樣的方向，而只要是「好作品，」「有才能的作品」的幫手。畢力涅克還稱讚著出版所「克魯格」和雜誌《赤色新地》。畢力涅克想著——惟有這個，是健康的文學。同志瓦浪斯基挑選著好作家，挑選著「好作品。」而且對於這些好作品，「不用紙幣而付現錢，」也是很好的事。

  是這樣的「同路人。」要他們更拿出所能給與的東西以上的東西來，他們是不能的。這一事必須理解。但許多人們沒有理解。於是對於「同路人」的非批判底態度，便瀰漫了。在這意義上，揭在《真理報》上的同志渥辛斯基的今天的論文，是有趣的。他就盧那卡爾斯基的最近的戲曲而言。他用了很柔軟的句子，表示著這作品是怎樣地不滿足。後來，同志渥辛斯基是這樣說——「即使說是或種文學，有向著神秘底反動底的形態觀念這方面的隱約的傾向，但和從事於將沒有黨員證的文學，積極底地狩獵出來的亂暴的同志們（雜誌《那巴斯圖》）異其意見，也不妨事的。」

  這意思，就是說，因為「那巴斯圖」的人們注視著他們的向神秘主義和反動的隱約的傾向，所以不好。同志渥辛斯基呀，當革命第七年，在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宣傳神秘底反動底形態觀念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呵。

  假使「那巴斯圖」派之罪，是在曝露「同路人」的「隱約的傾向，」那麼我的意思，是以為這決不是他們之罪，而是他們之功。本黨不能不說「那巴斯圖」的人們，是盡著黨的義務的罷。即使這是極隱約的現象，但在資產階級底神秘底反動底形態觀念之前，閉了眼睛者，即此便犯著罪的。

  再前進罷。我們的出版所，大雜誌的政策，是怎麼樣的呢？很多很多的大半是敵對我們的文學，由我們的蘇維埃的機關傳播開去。因為這些文學，是從國立出版所及別的黨蘇維埃的出版所所印行，並且先是《赤色新地》，印刷在我黨的雜誌的頁上，大眾便以為這才是真實的革命底文學，容受了。在我們的高等教育機關，在我們的勞動大學，青年們以為這文學是革命的文學，容受著。我們的年青的後進，是從畢力涅克，尼啟丁，愛倫堡，開手文學底地研究著革命。我們的高等教育機關和勞動大學的文學教授——大多數是舊的教授。他們依據了同志瓦浪斯基及別的批評底評價，將這些文學，當作真是革命的文學，教授著學生。

  這樣的狀態，我們還能夠忍耐下去麼？還沒有從我們的文學裡除去其實並非革命底的一切商標的必要麼？

  我們的出版所和編輯局的這樣的政策，靠著蘇維埃共產主義底招牌的一切畢力涅克主義的遮蔽，有必須永久完結的必要的。

  在這裡，我們於是到了別的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文學批評的問題了。

  我國的重要的批評家，誰也知道——是同志瓦浪斯基。但我要決定底地說——瓦浪斯基不是波雪維克的批評家。在他那裡，並沒有對於所批評的文學的馬克斯主義者底態度。在他那裡，是已經有著從培林斯基時候以來所承繼的傳統底智識階級的批評的。（席上之聲，「這不是壞事情！」「他是依據著舊有的遺產的！」）諸位同志們，這舊來的遺產，應該知道利用。但是，同志台爾，你不是曾經揭發過，舊來的遺產，例如，即使是蒲力汗諾夫，也不能利用麼？於此我要說，瓦浪斯基沒有對於文學的波雪維克底，馬克斯主義者底態度。而別的批評家，是跟著他的方針的。

  例如，有一個叫作普拉苻陀辛的人，他是先前的S. R.（社會革命黨員，）其實呢，現在也還是S. R.。由同志盧那卡爾斯基和斯台克羅夫所編輯的雜誌「Krasnaja Nieva」的批評欄，實際上是這普拉苻陀辛指導著的。這雜誌的五月一日號上，普拉苻陀辛登載了關於凱進的批評論文，普拉苻陀辛是大賞識了凱進的詩了的。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其中並無宣傳，宣言，戰鬥底階級底忠義主義，抽象底市民底調子存在，而惟這調子，是內面底地，非音樂底，非第一義底的，但凱進的各詩——常是真實的人間底體驗的斷片，是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