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第七卷 致許廣平書信集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2024-09-26 05:33:54
作者: 魯迅
一
廣平兄:
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寫下去看。
學風如何,我以為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只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校和社會接觸,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也須意外地吃驚受苦,而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略同。
學校的情形,也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較好者,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現在可多了,競爭也猛烈了,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
所以,學校之不甚高明,其實由來已久,加以金錢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於運用金錢誘惑法術的地方,於是自然就成了這現象。聽說現在是中學校也有這樣的了,間有例外,大約即因年齡太小,還未感到經濟困難或花費的必要之故罷。至於傳入女校,當是近來的事,大概其起因,當在女性已經自覺到經濟獨立的必要,而藉以獲得這獨立的方法,不外兩途,一是力爭,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費力,於是就墮入後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復昏睡了。可是這情形不獨女界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還有豪奪而已。
我其實那裡會「立地成佛」,許多菸捲,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淵,自己有自己負責,領著別人又怎麼好呢,我之怕上講台講空話者就為此。記得有一種小說里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瀝訴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著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後定當賜福的。」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我所知道的話就全是這樣,我不相信,但自己也並無更好的解釋。章錫琛的答話是一定要模胡的,聽說他自己在書鋪子裡做夥計,就時常叫苦連天。
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睡熟之際。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於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裡,這一節只好交白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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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許多話,仍等於章錫琛,我再說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以供參考罷——
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它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象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著。
二、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菸,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但臨末也還是歸結到「沒有法子」,這真是沒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辦法說完了,就是不過如此,而且近於遊戲,不象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人生或者有正軌罷,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寫了出來,未必於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寫出這些罷了。
魯迅 三月十一日
二
廣平兄:
這回要先講「兄」字的講義了。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來的例子,就是:舊日或近來所識的朋友,舊同學而至今還在來往的,直接聽講的學生,寫信的時候我都稱「兄」。此外如原是前輩,或較為生疏,較需客氣的,就稱先生,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大人……之類。總之我這「兄」字的意思,不過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並不如許叔重先生所說,真含有「老哥」的意義。但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則你一見而大驚力爭,蓋無足怪也。然而現已說明,則亦毫不為奇焉矣。
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象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里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
社會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在學校里,只有捧線裝書和希望得到文憑者,雖然根柢上不離「利害」二字,但是還要算好的。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象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其中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這些空想,也無法證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種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倘荊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之我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於是「結纓而死」,則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於陳蔡」,卻並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說,披頭散髮的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的罷,但這種散發的戰法,也就是屬於我所謂「壕塹戰」的。
時候不早了,就此結束了。
魯迅 三月十八日
三
廣平兄:
仿佛記得收到來信有好幾天了,但因為偶然沒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寫回信。
「一步步的現在過去」,自然可以比較的不為環境所苦,但「現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來的我」,而這「我」又有不滿於時代環境之心,則苦痛也依然相續。不過能夠隨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則比起幻想太多的人們來,可以稍為安穩,能夠敷衍下去而已。總之,人若一經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無法可想,所謂「希望將來」,不過是自慰——或者簡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謂「隨順現在」者也一樣。必須麻木到不想「將來」也不知「現在」,這才和中國的時代環境相合,但一有知識,就不能再回到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說,「有不平而不悲觀」,也即來信之所謂「養精蓄銳以待及鋒而試」罷。
來信所說「時代的落伍者」的定義,是不對的。時代環境全都遷流,並且進步,而個人始終如故,毫無長進,這才謂之「落伍者」。倘若對於時代環境懷著不滿,要它更好,待較好時,又要它更更好,即不當有「落伍者」之稱。因為世界上改革者的動機,大抵就是這對於時代環境的不滿的緣故。
這回教育次長的下台,我以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則,不至於此的。至於妨礙《民國日報》,乃是北京官場的老手段,實在可笑。停止一種報章,他們的天下便即太平麼?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但正在準備毀壞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數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來,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這自然還在將來;現在呢,只是準備。
我如果有所知道,當然不至於不說的,但這種滿紙「將來」和「準備」的指教,其實不過是空言,恐怕於「小鬼」無甚好處。至於時間,那倒不要緊的,因為我即使不寫信,也並不做著什麼了不得的事。
魯迅 三月二十三日
四
廣平兄:
現在才有寫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寫回信。那一回演劇時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實與劇的好壞無關,我在群集裡面,是向來坐不久的。那天觀眾似乎不少,籌款的目的,該可以達到一點了罷。好在中國現在也沒有什麼批評家,鑑賞家,給看那樣的戲劇,已經盡夠了,嚴格的說起來,則那天的看客,什麼也不懂而胡鬧的很多,都應該用大批的蚊煙,將它們熏出去的。
近來的事件,內容大抵複雜,實不但學校為然。據我看來,女學生還要算好的,大約因為和外面的社會不大接觸之故罷,所以還不過談談衣飾宴會之類。至於別的地方,怪狀更是層出不窮,東南大學事件就是其一,倘細細剖析,真要為中國前途萬分悲哀。雖至小事,亦復如是,即如《現代評論》上的「一個女讀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語,總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許不確。世上的鬼蜮是多極了。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作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只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難。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單知道燒搶,東三省的漸趨於保護雅片,總之是抱「發財主義」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濟貧的事,已成為書本子上的故事了。軍隊裡也不好,排擠之風甚盛,勇敢無私的一定孤立,為敵所乘,同人不救,終至陣亡,而巧滑騎牆,專圖地盤者反很得意。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占得勢力,但若同化,則占得勢力又於將來何益。一個就在攻惠州,雖聞已勝,而終於沒有信來,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只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我所謂「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過這麼一回事。要成聯合戰線,還在將來。
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闊氣的時候了。
投稿到報館裡,是碰運氣的,一者編輯先生總有些胡塗,二者投稿一多,確也使人頭昏眼花。我近來常看稿子,不但沒有空閒,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後想不再給人看,但除了幾個熟識的人們。你投稿雖不寫什麼「女士」,我寫信也改稱為「兄」,但看那文章,總帶些女性。我雖然沒有細研究過,但大略看來,似乎「女士」的說話的句子排列法,就與「男士」不同,所以寫在紙上,一見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現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猛進》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現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眾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魯迅 三月三十一日
五
廣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個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學校里又有些事情,但並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從學生方面的信中,猜測一點。我的習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薜先生辭職的意思,恐怕還在先,現在不過借題發揮,自以為去得格外好看。其實「聲勢洶洶」的罪狀,未免太不切實,即使如此,也沒有辭職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辭職而必須牽連幾個學生,我覺得這辦法有些惡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內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總無非是「用陰謀」與「裝死」,學生都不易應付的。現在已沒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謂罪狀不過是「聲勢洶洶」,則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駁的信,已經可以了。此後只能平心靜氣,再看後來,隨時用質直的方法對付。
這回演劇,每人分到二十餘元,我以為結果並不算壞,前年世界語學校演劇籌款,卻賠了幾十元。但這幾個錢,自然不夠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實現在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雖說發達,內情何嘗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買點心,一日吃一元,反有
實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象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只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櫱。
「關起門來長吁短嘆」,自然是太氣悶了,現在我想先對于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張起壓制言論的網來,那麼,又須準備「鑽網」的法子,——這是各國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我現在還在尋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再多幾個,就來「試他一試」,但那效果,仍然還在不可知之數,恐怕也不過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覺得無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氣,「小鬼」年青,當然是有銳氣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麼?
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喲,……」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心傷,對明月而淚下之類。一到辯論之文,尤易看出特別。即歷舉出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劇毒,好作長文而不善於短文。
《猛進》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後如不被禁止,我當寄上,因為我這裡有好幾份。
魯迅 四月八日
□□女士的舉動似乎不很好,聽說她辦報章時,到加拉罕那裡去募捐,說如果不給,她就要對於俄國說壞話云云。
六
廣平兄:
有許多話,那天本可以口頭答覆,但我這裡從早到夜,總有幾個各樣的客在座,所以只能論天氣之好壞,風之大小。因為雖是平常的話,但偶然聽了一段,即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謠言,所以還不如仍舊寫回信。
學校的事,也許暫時要不死不活罷。昨天聽人說,章太太不來,另薦了兩個人,一個也不來,一個是不去請。還有□太太卻很想做,而當局似乎不敢請教。聽說評議會的挽留倒不算什麼,而問題卻在不能得人。當局定要在「太太類」中選擇,固然也過於拘執,但別的一時可也沒有,此實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可耳。
來信所說的意見,我實在也無法說一定是錯的,但是不贊成,一是由於全局的估計,二是由於自己的偏見。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至於壞種,則警備極嚴,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假使接連而起,自然就好得多,但怕沒有這許多人;還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壞影響,例如民二,袁世凱也用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錢雇來的奴子,試一衡量,還是這一面吃虧。但這時革命者們之間,也曾用過僱工,以自相殘殺,於是此道乃更墮落。現在即使復活,我以為雖然可以快一時之意,而與大局是無關的。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讚成。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的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罷。
「無處不是苦悶,苦悶(此下還有四個和……)」,我覺得「小鬼」的「苦悶」的原因是在「性急」。在進取的國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於國度沒有影響。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候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鍥而不捨」。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於比「踔厲風發」無效的。但其間自然免不了「苦悶,苦悶(此下還有四個並……)」,可是只好便與這「苦悶……」反抗。這雖然近於勸人耐心做奴隸,而其實很不同,甘心樂意的奴隸是無望的,但若懷著不平,總可以逐漸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時以為「宣傳」是無效的,但細想起來,也不盡然。革命之前,第一個犧牲者我記得是史堅如,現在人們都不大知道了,在廣東一定是記得的人較多罷,此後接連的有好幾人,而爆發卻在湖北,還是宣傳的功勞。當時和袁世凱妥協,種下病根,其實卻還是黨人實力沒有充實之故。所以鑑於前車,則此後的第一要圖,還在充足實力,此外各種言動,只能稍作輔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瞭然,無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於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前天仿佛聽說《猛進》終於沒有定妥,後來因為別的話岔開,不說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見告,當寄上。我雖說忙,其實也不過「口頭禪」,每日常有閒坐及講空話的時候,寫一個信面,尚非大難事也。
魯迅四月十四日
七
廣平兄:
十六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實在對不起,到現在才一併回答。幾天以來,真所謂忙得不堪,除些瑣事以外,就是那可笑的「□□周刊」。這一件事,本來還不過一種計劃,不料有一個學生對邵飄萍一說,他就登出GG來,並且寫得那麼誇大可笑。第二天我就代擬了一個別的GG,硬令登載,又不許改動,不料他卻又加了幾句無聊的案語,做事遇著隔膜者,真是連小事情也碰頭。至於我這一面,則除百來行稿子以外,什麼也沒有,但既然受了GG的鞭子的強迫,也不能不跑了,於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這才勉強湊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統看全稿,實在不見得高明,你不要那麼熱望,過於熱望,要更失望的。但我還希望將來能夠比較的好一點。如有稿子,也望寄來,所論的問題也不拘大小。你不知定有《京報》否,如無,我可以囑他們將《莽原》——即所謂「□□周刊」——寄上。
但星期五,你一定在學校先看見《京報》罷。那「莽原」二字,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寫的,名目也並無意義,與《語絲》相同,可是又仿佛近於「曠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個都由我代表,然而將來從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來,改變文體,實在是不容易的事。這些人裡面,做小說的和能翻譯的居多,而做評論的沒有幾個,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
薛先生已經復職,自然極好,但來來去去,似乎未免太勞苦一點了。至於今之教育當局,則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孫中山對聯中之自誇,與對於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為人亦可想而知。所聞的歷來的言行,蓋是一大言無實,欺善怕惡之流而已。要之在這昏濁的政局中,居然出為高官,清流大約無這種手段,由我看來,王九齡要好得多罷。校長之事,部中毫無所聞,此人之來,以整頓教育自命,或當別有一反從前一切之新法(他是不滿於今之學風的),但是否又是大言,則不得而知,現在鬼鬼祟祟之人太多,實在無從說起。
我以前做些小說短評之類,難免描寫或批評別人,現在不知道怎麼,似乎報應已至,自己忽而變了別人的文章的題目了。張王兩篇,也已看過,未免說得我太好些。我自己覺得並無如此「冷靜」,如此能幹,即如「小鬼」們之光降,在未得十六來信以前,我還未悟出已被「探檢」而去,倘如張君所言,從第一至第三,全是「冷靜」,則該早已看破了。但你們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細,現在試出一題,加以考試: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頂,是什麼樣子的?後園已經到過,應該可以看見這個,仰即答覆可也!
星期一的比賽「韌性」,我確又失敗了,但究竟抵抗了一點鐘,成績還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眾寡不敵,終被逼上午門,此後則遁入公園,避去近於「帶隊」之厄。我常想帶兵搶劫,固然無可諱言,但若一變而為帶女學生遊歷,則未免變得離題太遠,先前之逃來逃去者,非怕「難為」「出軌」等等,其實不過是逃脫領隊而已。
「琴心」問題,現在總算明白了。先前,有人說是司空蕙,有人說是陸晶清,而孫伏園堅謂俱不然,乃是一個新出的女作者。蓋投稿非其自寫,所以是另一種筆跡,伏園以善認筆跡自負,豈料反而上當。二則所用的紅信封綠信紙早將伏園善識筆跡之眼睛嚇昏,遂愈加疑不到司空蕙身上去了。加以所作詩文,也太近於女性。今看他署著真名之文,也是一樣色彩,本該容易識破,但他人誰會想到他為了爭一點無聊的名聲,竟肯如此鉤心斗角,無所不至呢。他的「橫掃千人」的大作,今天在《京報副刊》似乎露一點端倪了,所掃的一個是批評廖仲潛小說的芳子,但我現在疑心芳子也就是廖仲潛,實無其人,和琴心一樣的。第二個是向培良,則識力比他堅實得多,琴心的掃帚,未免太軟弱一點。但培良已往河南去辦報,不會有答覆的了,這實在可惜,使我們少看見許多痛快的議論。
《民國公報》的實情,我不知道,待探聽了再回答罷。普通所謂考試編輯多是一種手段,大抵因為薦條太多,無法應付,便來裝作這一種門面,故作秉公選用之狀,以免薦送者見怪,其實卻是早已暗暗定好,別的應試者不過陪他變一場戲法罷了。但《民國公報》是否也這樣,卻尚難決(我看十之九也這樣),總之,先去打聽一回罷。我的意見,以為做編輯是不會有什麼進步的,我近來常與周刊之類相關,弄得看書和休息的工夫也沒有了,因為選用的稿子,常須動筆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鬧出笑話來。還是「人之患」較為從容,即使有時逼上午門,也不過費兩三個鐘頭而已。
魯迅 四月二十二日夜
八
廣平兄:
來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讀過了,後三段是好的,首一段累墜一點,所以看紙面如何,也許將這一段刪去。但第二期上已經來不及登,因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署作者名字。所以請你捏造一個,並且通知我,並且必須於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並且回信中不准說「請先生隨便寫上一個可也」之類的油滑話。
現在的小周刊,目錄必在角上者,是為訂成本子之後,讀者容易翻檢起見,倘要檢查什麼,就不必全本翻開,才能夠看見每天的細目。但也確有隔斷讀者注意的弊病,我想了另一格式,是專用第一版上層的如下:則目錄既在邊上,容易檢查,又無隔斷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經印出,不能便即變換了,但到二十期以後,我想來「試他一試」。至於印在末尾,書籍尚可,定期刊卻不合宜,放在第一版中央,尤為不便擅起此種「心理作用」,應該記大過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質,誠如來信所言,長虹確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認識的。意見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義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約因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響之故罷,常有太晦澀難解處;第二期登出的署著C. H. 的,也是他的作品。至於《棉袍里的世界》所說的「掠奪」問題,則敢請少爺不必多心,我輩赴貴校教書,每月明明寫定「致送修金十三元五角正」。夫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則又何「掠奪」之有也歟哉!
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為意。近來整天的和人談話,頗覺得有點苦了,割去舌頭,則一者免得教書,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講應酬話,五者免得演說;從此可以專心做報章文字,豈不舒服。所以你們應該趁我還未割去舌頭之前聽完《苦悶的象徵》,前回的不肯聽講而逼上午門,也就應該記大過若干次。而我的六十分,則必有無疑。因為這並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無論對於什麼學生,都不用「衝鋒突圍而出」之法也。況且,竊聞小姐之類,大抵容易「潸然淚下」,倘我揮拳打出,諸君在後面哭而送之,則這一篇文章的分數,豈非當在零分以下?現在不然,可知定為六十分者,還是自己客氣的。
但是這次試驗,我卻可以自認失敗,因為我過於大意,以為廣平少爺未必如此「細心」,題目出得太容易了。現在也只好任憑排卦拈簽,不再辯論,裝作舌頭已經割去之狀。惟報仇題目,卻也不再交卷,因為時間太嚴。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後即須上課,其間更無作答的工夫,而一經上課,則無論答得如何正確,也必被冤為「臨時預備夾帶,然後交卷」,倒不如拼出,交了白卷便宜。
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態,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鬨,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出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為止的稿子,也還是小說多。
魯迅四月二十八日
九
廣平兄:
四月卅的信收到了。閒話休提,先來攻擊朱老夫子的《假名論》罷。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學,我對於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倦,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於古學一端而已,若夫評論世事,乃頗覺其迂遠之至者也。他對於假名之非難,實不過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誣陷毀謗個人之類,才可謂之「不負責任的推諉的表示」。倘在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須又作別論才是。例如子房為韓報仇,以君子看來,蓋是應該寫信給秦始皇,要求兩人赤膊決鬥,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後世亦不以為「不負責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強弱之勢亦異,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況且,現在的有權者,是什麼東西呢?他知道什麼責任呢?《民國日報》案故意拖延月余,才來裁判,又決罰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麼?朱老夫子生活於平安中,所做的是《蕭梁舊史考》,負責與否,沒有大關係,也並沒有什麼意外的危險,所以他的侃侃而談之談,僅可以供他日共和實現之後的參考,若今日者,則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而況區區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
本來還要更長更明白的罵幾句,但因為有所顧忌,又哀其鬍子之長,就此收束罷。那麼,話題一轉,而論「小鬼」之假名問題。那兩個「魚與熊掌」,雖並為足下所喜,我以為用於論文,卻不相宜,因為以真名招一個無聊的麻煩,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於滑稽,則足以減少論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這許多名字中,既然「非心」總算還未用過,我就以「編輯」兼「先生」之威權,給你寫上這一個罷。假如於心不甘,趕緊發信抗議,還來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為止並無痛哭流涕之抗議,即以默認論,雖駟馬也難於追回了。而且此後的文章,也應細心署名,不得以「因為忙中」推諉!
試驗題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沒有補救之法的。其法即稱之為「少爺」,刺之以「細心」,則效力之大,也抵得記大過二次。現在果然慷慨激昂的來「力爭」了,而且寫至七行之多,可見費力不少。我的報復計劃,總算已經達到了一部分,「少爺」之稱,姑且准其取消罷。
歷來的《婦周》,幾乎還是一種文藝雜誌,議論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前回的那一篇,則簡直是笑話。請他們諸公來「試他一試」,也不壞罷。然而咱們的《莽原》也很窘,寄來的多是小說與詩,評論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變成文藝雜誌的。我雖然被稱為「編輯先生」,非常驕氣,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卻很感痛苦,因為這就像先前學校中的星期考試。你如有議論,敢乞源源寄來,不勝榮幸感激涕零之至!
縫紉先生聽說又不來了,要尋善於縫紉的,北京很多,本不必發電號召,奔波而至,她這回總算聰明。繼其後者,據現狀以觀,總還是太太類罷。其實這倒不成為什麼問題,不必定用毛瑟,因為「女人長女校」,還是社會的公意,想章士釗和社會奮鬥,是不會的,否則,也不成其為章士釗了。老爺類也沒有什麼相宜的人,名人不來,來也未必一定能辦好。我想校長之類,最好是請無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無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東邊架上一盒盒的確是書籍。但我已將廢去考試法不用,倘有必須報復之處,即尊稱之曰「少爺」,就盡夠了。
魯迅五月三日
(其間缺魯迅五月八日信一封)。
十
廣平兄:
兩信均收到,一信中並有稿子,自然照例「感激涕零」而閱之。小鬼「最怕聽半截話」,而我偏有愛說半截話的毛病,真是無可奈何。本來想做一篇詳明的《朱老夫子論》呈政,而心緒太亂,又沒有工夫。簡截地說一句罷,就是:他歷來所走的都是最穩的路,不做一點小小冒險事,所以他偶然的話倒是不負責任的,待到別人因此而被禍,他不作聲了。
群眾不過如此,由來久矣,將來恐怕也不過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敗無關。但是,女師大的教員也太可憐了,只見暗中活動之鬼,而竟沒有站出來說話的人。我近來對於□先生之赴西山,也有些懷疑了,但也許真真恰巧,疑之者倒是我自己的神經過敏。
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我要反抗,試他一試。
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他是鬧講義風潮之一人,後來講義費撤消了,卻沒有一個同學再提起他。我那時曾在《晨報副刊》上做過一則雜感,意思是犧牲為群眾祈福,祀了神道之後,群眾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聽說學校當局有打電報給家屬之類的舉動,我以為這些手段太毒了。教員之類該有一番宣言,說明事件的真相,幾個人也可以的。如果沒有一個人肯負這一點責任(署名),那麼,即使校長竟去,學籍也恢復了,也不如走罷,全校沒有人了,還有什麼可學?
魯迅五月十八日
十一
廣平兄:
午回來,看見留字。現在的現象是各方面黑暗,所以有這情形,不但治本無從說起,便是治標也無法,只好跟著時局推移而已。至於《京報》事,據我所聞卻不止秦小姐一人,還有許多人運動,結果是說定兩面的新聞都不載,但久而久之,也許會反而幫它們(男女一群,所以只好用「它」),辦報的人們,就是這樣的東西。其實報章的宣傳於實際上也沒有多大關係。
今天看見《現代評論》,所謂西瀅也者,對於我們的宣言出來說話了,裝作局外人的樣子,真會玩把戲。我也做了一點寄給《京副》,給他碰一個小釘子。但不知於伏園飯碗之安危如何。它們是無所不為的,滿口仁義,行為比什麼都不如。我明知道筆是無用的,可是現在只有這個,只有這個而且還要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發表,我還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獨立,也未可知。獨立就獨立,完結就完結,都無不可。總而言之,倘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東瀅西瀅,都不相干也。
西瀅文托之「流言」,以為此次風潮是「某系某籍教員所鼓動」,那明明是說「國文系浙籍教員」了。別人我不知道,至於我之罵楊蔭榆,卻在此次風潮之後,而「楊家將」偏來誣賴,可謂卑劣萬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經罵起,就要罵下去,楊蔭榆尚無割舌之權,總還要被罵幾回的。
現在老實說一句罷,「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這些話,確是「為對小鬼而說的」。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至於「還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這「所以反抗之故」,與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大約我的意見,小鬼很有幾點不大瞭然,這是年齡、經歷、環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為奇。例如我是詛咒「人間苦」而不嫌惡「死」的,因為「苦」可以設法減輕而「死」是必然的事,雖曰「盡頭」,也不足悲哀。而你卻不高興聽這類話,——但是,為什麼將好的活人看作「廢物」的?這就比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還「該打」!又如來信說,「凡有死的同我有關的,同時我就憎恨所有與我無關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關的活著,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這意思也在《過客》中說過:都與小鬼的不同。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還有什麼道理,自己也不甚瞭然。但我對人說話時,卻總揀擇光明些的說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閻王並不反對,而小鬼反不樂聞的話來。總而言之,我為自己和為別人的設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確,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試驗,不能邀請別人。其實小鬼希望父兄長存,而自視為「廢物」,硬去替「大眾請命」,大半也是如此。
《莽原》實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沒有撒潑文章,真也無法。自己呢,又做慣了晦澀的文章,一時改不過來,下筆時立志要顯豁,而後來往往仍以晦澀結尾,實在可氣之至!現在除附《京報》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算不少。待「鬧潮」略有結束,你這一匹「害群之馬」多來發一點議論罷。
魯迅五月三十日
十二
廣平兄:
拆信案件,或者它們有些受了冤,因為卅一日的那一封,也許是我自己拆過的。那時已經很晚,又寫了許多信,所以自己不大記得清楚,只記得將其中之一封拆開(從下方),在第一張上加了一點細注。如你所收的第一張上有小注,那就確是我自己拆過的了。
至於別的信,我卻不能代它們辯護。其實私拆函件,本是中國的慣技,我也早料到的。但是這類技倆,也不過心勞日拙而已。聽說明的方孝孺就被永樂皇帝滅十族,其一是「師」,但也許是齊東野語,我沒有考查過這事的真偽。可是從西瀅的文字上看來,此輩一得志,則不但滅族,怕還要「滅系」,「滅籍」了。
明明將學生開除,而布告文中文其詞曰「出校」,我當時頗嘆中國文字之巧。今見上海印捕擊殺學生,而路透電則雲,「華人不省人事」,可謂異曲同工,但此系中國報譯文,不知原文如何。
其實我並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只要沒有人勸喝。多住些時,固無不可的。短刀我的確有,但這不過為夜間防賊之用,而偶見者少見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汪懋祖先生的宣言發表了,而引「某女士」之言以為重,可笑。他們大抵愛用「某」字,不知何也。又觀其意似乎說是「某籍某系」想將學校解散,也是一種奇談,黑幕中人面目漸露,亦殊可觀,可惜他又說要「南歸」了。躲躲閃閃,躲躲閃閃,此其所以為「黑幕中們說」歟!?哈哈!
迅六月二日
十三
廣平兄:
六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我久沒有復。今天又收到十二夕信,並文稿。其實我並不做什麼事,而總是忙,拿不起筆來,偶然在什麼周刊上寫幾句,也不過是敷衍,近幾天尤其甚。這原因大概是因為「無聊」,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等暑假時閒空一點,我很想休息幾天,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夠。
第一,小鬼不要變成狂人,也不要發脾氣了。人一發狂,自己或者沒有什麼,——俄國的梭羅古勃以為倒是幸福,——但從別人看來,卻似乎一切都已完結。所以我倘能力所及,決不肯使自己發狂,實未發狂而有人硬說我有神經病,那自然無法可想。性急就容易發脾氣,最好要酌減「急」的角度,否則,要防自己吃虧,因為現在的中國,總是陰柔人物得勝。
上海的風潮,也出於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學生的動作,據我看來是比前幾回進步了。不過這些表示,真所謂「就是這麼一回事」。試想:北京全體(?)學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釘」,女師大大多數學生而不能去一楊蔭榆,何況英國和日本。但在學生一方面,也只能這麼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飛來的「公理」。現在「公理」也確有點飛來了,而且,說英國不對的,還有英國人。所以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洋鬼子比中國人文明,貨只管排,而那品性卻很有可學的地方。這種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
所謂「經濟絕交」者,在無法可想中,確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帶條件,要耐久,認真。這麼辦起來,有人說中國的實業就會藉此促進,那是自欺欺人之談。(前幾年排斥日貨時,大家也那麼說,然而結果不過做成功了一種「萬年糊」。草帽和火柴發達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時候,是連這種萬年糊也不會做的,排貨事起,有三四個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來製造,我還是小股東,但是每瓶八枚銅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貨色總敵不過日本品。後來,折本,鬧架,關門。現在所做的好得多,進步得多了,但和我輩無關也。)因此獲利的卻是美法商人。我們不過將送給英日的錢,改送美法,歸根結蒂,二五等於一十。但英日卻究竟受損,為報復計,亦足快意而已。
可是據我看來,要防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為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這種在中國是常有的。但在學生方面,也愁不得這些,只好憑良心做去,可是要緩而韌,不要急而猛。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難於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吃虧而發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說者也,亦自己所曾經實驗者也。
前信反對「喝酒」,何以這回自己「微醉?」(?)了?大作中好看的字面太多,擬刪去一些,然後賜列第□期《莽原》。
□□的態度我近來頗懷疑,因為似乎已與西瀅大有聯絡。其登載幾篇反楊之稿,蓋出於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於指《猛進》、《現代》、《語絲》為「兄弟周刊」,大有賣《語絲》以與《現代》拉之觀。或者《京副》之專載滬事,不登他文,也還有別種隱情(但這也許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真出於「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於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於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為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卻,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道後來的運命未必會勝於過去。
本來有四張信紙已可寫完,而牢騷發出第五張上去了。時候已經不早,非結束不可。止此而已罷。
迅 六月十三夜
然而,這一點空白,也還要用空話來填滿。司空蕙,前回登過啟事,說要到歐洲去,現在聽說又不到歐洲去了。我近來收到一封信,署名「捏蚊」,說要加入《莽原》,大約就是「雪紋」也即司空蕙。這回《民眾文藝》上所登的署名「聶文」的,我看也是他。碰一個小釘子,就說要到歐洲去,一不到歐洲去,就又鬧「琴心」式的老玩藝了。
這一點空白,即以這樣填滿。
十四
(前缺。)
那一首詩,意氣也未嘗不盛,但此種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須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詩歌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於做這樣題目。
滬案以後,周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鋩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這首詩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會做作詩的,只是意見如此。編輯者對於投稿,照例不加批評,現遵來信所囑,妄說幾句,但如投稿者並未要知道我的意見,仍希不必告知。
迅 六月二十八日
十五
廣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記得寄上一封信,大概總該先到了。剛才得二十八日函,必須寫幾句回答,便是小鬼何以屢次誠惶誠恐的賠罪不已,大約也許聽了「某籍」小姐的什麼謠言了罷,闢謠之舉,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並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干。且夫不佞年屆半百,位居講師,難道還會連喝酒多少的主見也沒有,至於被小娃兒所激麼?!這是決不會的。
第二,我並不受有何種「戒條」,我的母親也並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現在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決不會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為粉飾自己的逃走起見,一定將不知從那裡拾來的故事(也許就從「太師母」那裡得來的)加以演義,以致小鬼也不免嚇得賠罪不已了罷。但是,雖是「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雖是「太太師母」,觀察也未必就對。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沒有醉,更何至於胡塗,擊「房東」之拳,嚇而去之的事,全都記得的。
所以,此後不准再來道歉,否則,我「學笈單洋,教鞭17載」,要發楊蔭榆式的宣言以傳布小姐們膽怯之罪狀了。看你們還敢逞能麼?
來稿有過火處,或者須改一點。其中的有些話,大約是為反對往執政府請願而說的罷。總之,這回以打學生手心之馬良為總指揮,就可笑。
《莽原》第十期,與《京報》同時罷工了。發稿是星期三,當時並未想到要停刊,所以並將目錄在別的周刊上登載了。現在正在交涉,要他們補印,還沒有頭緒;倘不能補,則舊稿須在本星期五出版。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說太多,議論太少。現在則並小說也少,大約大家專心愛國,要「到民間去」,所以不做文章了。
迅。六,二九,晚。
十六
廣平仁兄大人閣下,敬啟者:
前蒙投贈之大作,就要登出來,而我或將被作者暗暗咒罵。因為我連題目也已經改換,而所以改換之故,則因為原題太覺怕人故也。收束處太沒有力量,所以添了幾句,想來也未必與尊意背馳;但總而言之:殊為專擅。尚希曲予海涵,免施貴罵,勿露「勃谿」之技暫羈「害馬」之才,仍復源源投稿,以光敝報,不勝僥倖之至!至於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載者,實在因為《莽原》有些鬧饑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議論,而寄來的偏多小說、詩。先前是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嗚呼,頭痛極了!所以倘有近於議論的文章,即易於登出,夫豈「騙小孩」云乎哉!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編的報上,也許比較的易於登出,此則頗有「騙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該有更進步之成績,而偏又偷懶有敷衍之意,則我要加以猛烈之打擊:小些罷!
肅此布達,敬請
「好說話的」安!
「老師」謹訓。七月九日。
報言「章士釘」將辭屈映光繼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飯」人物也,與「士釘」蓋伯仲之間,或且不及所以我總以為不革內政,即無一好現象,無論怎樣遊行示威。
(其間當缺往來信札約共五六封。)
十七
廣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還未到來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為還不如不發表。這類題目,其實,在現在,是只能我做的因為大概要受攻擊。然而我不要緊,一則我自有還擊的方法;二則現在做「文學家」似乎有些做厭了,仿佛要變成機械所以倒很願意從所謂「文壇」上摔下來。至於如諸君之雪花膏派則究屬「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擊或誤解,終至於「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倘在小說,或回憶的文章里,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論文中,而給現在的中國讀者看,卻還太直白,至於下半篇,則實在有點迂。我在那篇文章里本來說:這種罵法,是「卑劣」的。而你卻還硬誣賴我「引以為榮」真是可惡透了。
其實,對於滿抱著傳統思想的人們也還大可以這樣罵。看目下有些批評文字,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而骨子裡卻還是「他媽的」思想,對於這樣批評的批評,倒不如直捷爽快的罵出來,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人我均屬合適。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時,對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裡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現在用「他媽的」來罵那些背著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們,夫豈太過也歟哉?
還有一篇今天已經發出去,但將兩段並作一個題目了:《五分鐘與半年》。多麼漂亮呀。
天只管下雨,繡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時候,趕緊嗮罷,千切千切!
迅。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隨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