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2）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談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

  赤膊？」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如此「討赤」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明令」已雲有「誤傷」矣；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雲「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恤」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裡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炮的麼？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云：「昨日九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代表在法政大學開會，查良釗主席，先報告前日因俄款委員會改組事，與教長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發言，略雲，政府此次擬以外教財三部事務官接充委員，同人應絕對反對，並非反對該項人員人格，實因俄款數目甚大，中國教育界仰賴甚深……。」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雲。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教育界」良非淺鮮也。「從優擬恤」，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教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為「盧布

  黨」歟？

  （四月六日。）

  無花的薔薇之三

  １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GG」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髮匠來檢查；理髮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

  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里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雲。

  ４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藉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GG，裡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GG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裡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麼？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麼？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麼？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麼？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裡，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

  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再來一次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GG，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裡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躇，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GG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悽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嘆過了，還講身分麼？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面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GG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GG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裡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成之望，去年在什麼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GG。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只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GG，既做GG，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GG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麼？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GG，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GG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GG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餬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GG）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GG。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Ａ信；Ｂ來。三月三日雨，收Ｃ校薪水Ｘ元，復Ｄ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Ｂ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裡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跡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裡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著實為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仿佛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為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為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敝胃隱隱地痛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