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

  估「學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

  《弁言》云：「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雲「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搢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紳先生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麼？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詼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云：「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遊記》，連題目都不通了。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游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游，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遊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里，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游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為俄國歌劇團

  我不知道，——其實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這樣說，——俄國歌劇團何以要離開他的故鄉，卻以這美妙的藝術到中國來博一點茶水喝。你們還是回去罷！

  我到第一舞台看俄國的歌劇，是四日的夜間，是開演的第二日。

  一入門，便使我發生異樣的心情了：中央三十多人，旁邊一大群兵，但樓上四五等中還有三百多的看客。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說：我似乎住在沙漠裡了。

  是的，沙漠在這裡。

  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麼一個怯弱的人呵。這時我想：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的聲音怕要銷沉了罷。

  沙漠在這裡。

  然而他們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流動而且歌吟的雲……

  兵們拍手了，在接吻的時候——兵們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時候。

  非兵們也有幾個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時候，而一個最響，超出於兵們的。

  我是怎麼一個褊狹的人呵。這時我想：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豎琴，沉默了我的歌聲罷。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這裡，恐怖的……

  然而他們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你們漂流轉徙的藝術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經有了歸心了罷。你們大約沒有復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們也就被復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這裡。

  嗚呼！這便是我對於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對於相識以及不相識的同感的朋友的勸誘，也就是為流轉在寂寞中間的歌人們的GG。

  （四月九日。）

  無題

  私立學校遊藝大會的第二日，我也和幾個朋友到中央公園去走一回。

  我站在門口帖著「崑曲」兩字的房外面，前面是牆壁，而一個人用了全力要從我的背後擠上去，擠得我喘不出氣。他似乎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實質的靈魂了，這不能不說他有一點錯。

  回去要分點心給孩子們，我於是乎到一個製糖公司里去買東西。買的是「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是盒子上寫著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氣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過是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

  我買定了八盒這「黃枚朱古律三文治」，付過錢，將他們裝入衣袋裡。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橫溢了，於是看見那公司的夥計正揸開了五個指頭，罩住了我所未買的別的一切「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然而，其實，我可不應該以為這是一個侮辱，因為我不能保證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紛亂中永遠不被偷。也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

  但我在那時不高興了，裝出虛偽的笑容，拍著這夥計的肩頭說：

  「不必的，我決不至於多拿一個……」

  他說：「那裡那裡……」趕緊掣回手去，於是慚愧了。這很出我意外，——我預料他一定要強辯，——於是我也慚愧了。

  這種慚愧，往往成為我的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這於我是有損的。

  夜間獨坐在一間屋子裡，離開人們至少也有一丈多遠了。吃著分剩的「黃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幾頁托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著人類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以震其艱深」

  上海租界上的「國學家」，以為做白話文的大抵是青年，總該沒有看過古董書的，於是乎用了所謂「國學」來嚇呼他們。

  《時報》上載著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說：

  「新學家薄國學為不足道故為鉤輈格磔之文以震其艱深也一讀之欲嘔再讀之昏昏睡去矣」

  領教。我先前只以為「鉤輈格磔」是古人用他來形容鷓鴣的啼聲，並無別的深意思；虧得這《文字感想》，才明白這是怪鷓鴣啼得「艱深」了，以此責備他的。但無論如何，「艱深」卻不能令人「欲嘔」，聞鷓鴣啼而嘔者，世固無之，即以文章論，「粵若稽古」，注釋紛紜，「絳即東雍」，圈點不斷，這總該可以算是艱深的了，可是也從未聽說，有人因此反胃。嘔吐的原因決不在乎別人文章的「艱深」，是在乎自己的身體裡的，大約因為「國學」積蓄得太多，筆不及寫，所以湧出來了罷。

  「以震其艱深也」的「震」字，從國學的門外漢看來也不通，但也許是為手民所誤的，因為排字印報也是新學，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艱深」。

  否則，如此「國學」，雖不艱深，卻是惡作，真是「一讀之欲嘔」，再讀之必嘔矣。

  國學國學，新學家既「薄為不足道」，國學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盡途窮了！

  （九月二十日。）

  所謂「國學」

  現在暴發的「國學家」之所謂「國學」是甚麼？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藉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齒於「士類」的，現在也趁著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為名，想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里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民國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綿連，錦帙，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菁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迭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洋場上的往古所謂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鴛鴦」誠然做過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場以來，從沒有人稱這些文章（？）為國學，他們自己也並不以「國學家」自命的。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裡去了。然而事實很可慘，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中略）余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從略，以省排工，閱者諒之。）

  「國學」乃如此而已乎？

  試去翻一翻歷史裡的《儒林》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

  倘說，從今年起，這些就是「國學」，那又是「新」例了。你們不是講「國學」的麼？

  兒歌的「反動」

  一　兒歌 胡懷琛

  「月亮！月亮！

  還有半個那裡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麼？」

  「當鏡子照。」

  二　反動歌 小孩子

  天上半個月亮，

  我道是「破鏡飛上天」，

  原來卻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鏡子了！

  可是我見過圓的方的長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寶相花式的鏡子矣，

  沒有見過半月形的鏡子也。

  我於是乎很不有趣也！

  謹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輒敢妄行詰難，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讀原詩，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為「兩半個都那裡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當不以鄙言為河漢也。夏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謹注。

  （十月九日。）

  「一是之學說」

  我從《學燈》上看見駁吳宓君《新文化運動之反應》這一篇文章之後，才去尋《中華新報》來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長文，該有一萬多字罷，——而且還有作者吳宓君的照相。記者又在論前介紹說，「涇陽吳宓君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現為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學得其神髓而國學復涵養甚深近主撰學衡雜誌以提倡實學為任時論崇之」。

  但這篇大文的內容是很簡單的。說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當思以博大之眼光。寬宏之態度。肆力學術。深窺精研。觀其全體。而貫通澈悟。然後平情衡理。執中馭物。造成一是之學說。融合中西之精華。以為一國一時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本其偏激之主張。佐以宣傳之良法。……加之喜新盲從者之多。」便忽而聲勢浩大起來。殊不知「物極必反。理有固然。」於是「近頃於新文化運動懷疑而批評之書報漸多」了。這就謂之「新文化運動之反應」。然而「又所謂反應者非反抗之謂……讀者幸勿因吾論列於此。而遂疑其為不贊成新文化者」雲。

  反應的書報一共舉了七種，大體上都是「執中馭物」，宣傳「正軌」的新文化的。現在我也來紹介一回：一《民心周報》、二《經世報》、三《亞洲學術雜誌》、四《史地學報》、五《文哲學報》、六《學衡》、七《湘君》。

  此外便是吳君對於這七種書報的「平情衡理」的批評（？）了。例如《民心周報》，「自發刊以至停版。除小說及一二來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謂新式標點。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時。亦可謂砥柱中流矣。」至於《湘君》之用白話及標點，卻又別有道理，那是「《學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話及英文標點。《湘君》求文藝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話及新式標點」的。總而言之，主張偏激，連標點也就偏激，那白話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話，離通妥就很遠；而我的標點則是「英文標點」。

  但最「貫通澈悟」的是拉《經世報》來做「反應」，當《經世報》出版的時候，還沒有「萬惡孝為先」的謠言，而他們卻早已發過許多崇聖的高論，可惜現在從日報變了月刊，實在有些萎縮現象了。至於「其於君臣之倫。另下新解」，「《亞洲學術雜誌》議其牽強附會。必以君為帝王」，實在並不錯，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應」，而吳君又以為「則過矣」，那可是自己「則過矣」了。因為時代的關係，那時的君，當然是帝王而不是大總統。又如民國以前的議論，也因為時代的關係，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國粹學報》便是其一，而吳君卻怪他談學術而兼涉革命，也就是過於「融合」了時間的先後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個太沒見識處，就是遺漏了《長青》、《紅》、《快活》、《禮拜六》等近頃風起雲湧的書報，這些實在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反應」，而且說「通妥白話」的。

  （十一月三日。）

  不懂的音譯

  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裡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還是Tolstoi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Ｋ和Ku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

  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隻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裡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於華夏」，或改為「獲之於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里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前兩三年的書報上，關於文藝的大抵只有幾篇創作（姑且這樣說）和翻譯，於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的要求，現在批評家已經出現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以文藝如此幼稚的時候，而批評家還要發掘美點，想扇起文藝的火焰來，那好意實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則嘆息現代作品的淺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嘆息現代作品之沒有血淚，那是怕著作界復歸於輕佻。雖然似乎微辭過多，其實卻是對於文藝的熱烈的好意，那也實在是很可感謝的。

  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餘，或則仗著中國固有的什麼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試將粗淺的事來比罷：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著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對於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卻還要小。我不敢望他們於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屍體解剖和戮屍的區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筍和竹的區別，貓和老虎的區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為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看不起托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點他的行實，真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還有幾位批評家，當批評譯本的時候，往往詆為不足齒數的勞力，而怪他何不去創作。創作之可尊，想來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於翻譯者，一定因為他只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當去如此如彼，是溢出於事權以外的事，因為這類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現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吃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盡夠，若於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呆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

  （十一月九日。）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現在對於文藝的批評日見其多了，是好現象；然而批評日見其怪了，是壞現象，愈多反而愈壞。

  我看了很覺得不以為然的是胡夢華君對於汪靜之君《蕙的風》的批評，尤其覺得非常不以為然的是胡君答覆章鴻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為《蕙的風》里有一句「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樣的罪：這是鍛鍊周納的。《金瓶梅》卷首誠然有「意中人」三個字，但不能因為有三個字相同，便說這書和那書是一模樣。例如胡君要青年去懺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說是一部「改過的書」，若因為這一點意思偶合，而說胡君的主張也等於《金瓶梅》，我實在沒有這樣的粗心和大膽。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都如此不淨；倘竟如此不淨，則即使「授受不親」，後來也就會「瞟」，以至於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時便是一部《禮記》，也即等於《金瓶梅》了，又何有於《蕙的風》？

  二、胡君因為詩里有「一個和尚悔出家」的話，便說是誣衊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釋迦牟尼佛：這是近於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數來恫嚇，失了批評的態度的。其實一個和尚悔出家，並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沒有一個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國豈不是常有酒肉和尚，還俗和尚麼？非「悔出家」而何？倘說那些是壞和尚，則那詩里的便是壞和尚之一，又何至誣衊了普天下的和尚呢？這正如胡君說一本詩集是不道德，並不算誣衊了普天下的詩人。至於釋迦牟尼，可更與文藝界「風馬牛」了，據他老先生的教訓，則做詩便犯了「綺語戒」，無論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報，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說汪君的詩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為是對的。但後來又說，「論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為世詬病，正無可諱。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歲以後懺悔的歌德，我們也知道麼？」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則我敢替他呼幾句冤，就是他並沒有「一生而十九娶」，並沒有「為世詬病」，並沒有「五十歲以後懺悔」。而且對於胡君所說的「自『耳食』之風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為國人所知，無識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復可笑！」這一段話，也要請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過了五十歲，倘沒有，則即使用了胡君的論調來裁判，似乎也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的詩，因為以歌德為例，也還沒有到「懺悔」的時候。

  臨末，則我對於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對於他們只有不可思議的眼淚！」「我還想多寫幾句，我對於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這一類話，實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非其時，未免萬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見《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說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覷的差別意見。我在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卻不過貪圖少寫一個字，並非有什麼《春秋》筆法。現在聲明於此，卻反而多寫了許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即小見大

  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

  這事很奇特，一迴風潮的起滅，竟只關於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無呢。

  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

  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裡面，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有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

  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