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惡之花：千古爭訟大運河

  楊廣登基之後，第一時間命楊約縊殺了廢太子楊勇。此舉讓楊廣五弟、漢王楊諒頓生唇亡齒寒之感。仁壽四年（公元604年）八月，時任并州總管的楊諒斷然起兵，兵鋒直指京師。楊廣命楊素髮兵數萬前往征討，不到兩個月便迅速將其擊潰。楊諒請降，被廢為庶民，最後幽禁而死。

  至此，楊廣四個同父同母的兄弟已經有三個死於非命，均未能得享天年。

  當年，隋文帝楊堅曾經不無自豪地對群臣說：「前朝的天子們，大多沉溺情慾、寵幸姬妾，致使嫡子與庶子為了繼承權而爭鬥不止，所以才有廢立太子之事，甚至導致國家危亡。朕別無姬妾，五子乃一母所生，可以說是真正的骨肉手足！所以朕從沒有這方面的憂慮。」

  然而，就是這五個「真正的骨肉手足」，卻上演了一幕幕骨肉相殘的悲劇。其中，長子楊勇和五子楊諒死於楊廣之手；而三子秦王楊俊則在較早前被楊堅罷官勒歸私邸，最後抑鬱而終；四子蜀王楊秀也是被楊堅廢為庶民，後遭終生禁錮，一直苟活到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繼楊廣之後被宇文化及所殺。

  這樣的結局對於當年那個因「五子同母」而引以為豪的楊堅來講，無疑是一個絕妙而無情的諷刺。

  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萬丈的楊廣就把帝國的年號定為「大業」。

  一切都已禁錮得太久。

  

  一切都已壓抑得太久。

  從大業元年（公元605年）起，深藏在楊廣胸中多年的野心、夢想、激情、欲望，乃至對種種唯美與奢華之物的鐘愛之情，就像嚴冬過後突然解凍的河流，又像春天枝頭瞬間綻開的蓓蕾一樣，開始在滿目春光的天地之間盡情地奔涌、驕傲地怒放……

  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楊廣下詔，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負責大規模營建東京洛陽。詔令一下，一舉投入這個大型建築工程的工匠民夫就多達二百萬人；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紛紛運抵洛陽，用以修建顯仁宮；廣泛搜羅四海之內的嘉木奇卉、珍禽異獸，以裝點宮苑園林；同時詔命建成之日，洛陽郊區及天下各州的數萬戶富商大賈必須遷居洛陽，以充實戶口、繁榮東京。

  就在這個隋帝國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工程破土動工僅四天之後，開鑿大運河的命令也隨即發布。楊廣命尚書右丞皇甫議，徵調河南、淮北各州的男女民工一百多萬人，開始夜以繼日地開鑿「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導谷水、洛水注入黃河；再從板渚（今河南滎陽市北）引導黃河水，經滎澤（今河南鄭州市西北）注入汴河；繼而又從大梁（今河南開封市）的東面引導汴水進入泗水，最終匯入淮河。同時又徵發淮南民工十幾萬人浚通古邗溝，再從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引淮水南下，至揚子（今江蘇揚州市南長江渡口）注入長江。

  至此，這條全長一千一百公里、連接黃河、淮河與長江的「通濟渠」被全線灌通。位於淮南的這最後一段造得最為壯觀。渠水寬約四十步，兩岸修築御道，遍植楊柳。從大興（長安）到江都（今江蘇揚州市），沿途建築的行宮多達四十餘所。

  開鑿大運河的命令剛剛發布九天之後，楊廣再命黃門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負責製造大型龍舟及黃龍、赤艦、樓船等各種船舶數萬艘。

  大業元年五月，豪華的洛陽西苑開始興建。此苑方圓二百里，裡面開鑿方圓十餘里的人工海；人工海上築有蓬萊、方丈、瀛州三座「仙山」，高出水面一百餘尺，山上的亭台樓閣星羅棋布。苑北有龍鱗渠，蜿蜒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龍鱗渠兩側築有十六座離宮別院，宮門正對波光粼粼的渠水。每院各由一位四品夫人負責管理。十六院中，堂殿樓觀鱗次櫛比，極盡奢靡華麗之能事。

  西苑建成之後，每逢秋冬時節，苑中樹葉凋零，十六院的夫人們就命人用綠色的綢緞剪成樹葉形狀，點綴在枝頭上，一旦褪色，立即更換，所以西苑中一年四季都恍如春天。每當楊廣駕臨之時，十六院就爭相以美酒佳肴博取天子寵幸。楊廣總是喜歡在有月亮的晚上，與數千名花枝招展的宮女騎在馬上暢遊西苑，並親自譜寫《清夜遊曲》在馬上演奏。

  大業元年八月，楊廣開始南巡，從洛陽的顯仁宮出發前往江都。楊廣所乘坐的龍舟高四十五尺、長兩百尺，上有四層。最上層有皇帝接見百官的「正殿」，有供皇帝休憩的「內殿」，有供百官辦公用的「朝堂」；中間兩層共有房間一百二十個，皆用黃金璧玉裝飾；下層供宦官宮女居住。皇后蕭氏所乘坐的稱為「翔螭」，規模比龍舟略小，但裝飾毫無二致。其餘供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道、外賓乘坐的各種船舶有數千艘，供禁軍官兵乘坐以及裝載各種物資的還有數千艘。軍隊船隻由士兵自己拉縴、不配民夫，可即便如此，總共動用的拉縴民夫還是多達八萬餘人。

  這支規模空前的盛大船隊首尾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在兩岸護行，水陸各色旌旗迎風招展，與壯麗的山川交相輝映。船隊所經州縣，五百里範圍內的各級官府都要進貢食品，有的州甚至動用了一百輛牛車來裝載和運送。各地所獻均為精美昂貴的山珍海味，可每次啟程之前，還是有大量吃不完的食物被拋棄和掩埋。

  隋煬帝楊廣就這麼恣意揮灑著隋文帝楊堅在位二十四年間為他積存下的雄厚的國力、財力和民力。這個一向以恭敬節儉示人、以審慎克己著稱的楊廣仿佛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道接一道的政令讓隋帝國的各級官吏應接不暇；一個比一個規模更大的工程讓數以百萬計的民眾疲於奔命；一次比一次更豪奢的出手不禁讓天下人心驚膽戰、目瞪口呆。

  原來——這才是真實的楊廣！

  二十載的克制和隱忍終於在一夜之間引發了激情的泛濫和欲望的井噴。

  差不多從這個時候起，楊廣就被正統史家貼上了「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荒淫無道」的標籤，並最終被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可在楊廣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激情的泛濫和欲望的井噴，因為在他心中很早就埋藏著許多遠大的政治理想和宏偉的盛世藍圖。一旦君臨天下，他必然會不惜一切代價並且迫不及待地讓它們成為現實。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楊廣為什麼要營建東京洛陽，並使其取代長安（大興）成為隋帝國新的政治中心？

  關於這個問題，《資治通鑑》給出的答案是：楊廣聽信了術士之言和民間流傳的讖語。

  據《資治通鑑》記載，楊廣剛登基不久，就有一個叫章仇太翼的術士向他進言：「陛下的命屬木，而雍州（京畿長安）地處破木之沖，不宜久居；且讖語有言：『重建洛陽，恢復晉朝之天下』！」

  這個術士的一番蠱惑之辭打動了楊廣，於是他幾天後便下詔營建東京。

  然而，楊廣這御極之初第一項重大的政治舉措，果真是出於迷信和無知嗎？耗費無數人、財、物力重建一個新洛陽，僅僅是因為術士的一句話嗎？

  答案是否定的。

  眾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間，雖然在疆域上實現了天下一統，但是北方與南方事實上仍然是貌合神離。畢竟南北兩地已經分裂隔絕了三百多年，歷史刻下的傷口雖然已經停止了流血，但是橫亘在它們之間的那道無形而巨大的裂痕卻難以在短時間內被表面上的統一所縫合。這種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尚、民間習俗等各個方面，嚴重削弱了一個統一國家所應具有的凝聚力和穩定性。而京師長安則地處帝國的西北一隅，「關河懸遠，兵不赴急」，一旦山東（崤山以東）或江南地區發生叛亂，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應時，不但已經貽誤了戰機，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經遭到破壞。

  所以，為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控制，為了南北兩地能夠消除歷史隔閡，完成從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統一，在地處南北結合部的洛陽營建一座新都，把帝國的權力中樞從西北一隅遷移到中原地區，就是勢在必行之舉，是隋帝國的長治久安之計。一旦遷都洛陽，則「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不但在政治上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南北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交融也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所以楊廣才會在營建東京的詔書中稱：「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這段話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區為創業之地，日復一日，直至於今。由於長久思慮掛念此事，所以一講起來就令人激動哽咽！朕敬承大寶、君臨萬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卻，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說遷都洛陽是楊堅的遺志顯然是不足為憑的，但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從楊廣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點，那就是——營建東京、遷都洛陽是他長久以來深思熟慮的一個政治構想和戰略決策，絕非聽信術士胡言亂語的結果，也斷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

  而「開鑿大運河」與「遷都洛陽」一樣，也是楊廣包羅宏富的戰略構想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有機部分。

  繼大業元年開鑿「通濟渠」後，楊廣又於大業四年（公元608年）下令開鑿「永濟渠」。這第二期工程同樣徵發了河北諸郡的一百多萬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與黃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貫涿郡（今北京），全長一千公里。

  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大運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動工。以京口（今江蘇鎮江）為起點，引長江水經太湖流域，直達餘杭（今浙江杭州），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多公里。

  至此，這條世所罕見、全長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運河，終於完整地出現在帝國臣民和無數後人面前。

  對楊廣來講，這是一項空前絕後的創舉。

  對歷史來講，這是一件震古鑠今的傑作。

  對數百萬承擔開鑿工作的民工而言，這是一條榨乾他們血汗、甚至剝奪了他們生命的血淚河，是一根吸盡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對隋帝國而言，這是一條貫穿南北的經濟大動脈，一條彌合歷史裂痕的文化紐帶，一條造福後人、利益萬世的黃金水道。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既是讓人驚嘆的歷史奇蹟、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也是隋煬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個有力證據和直觀說明……

  大運河似乎什麼都是，可它似乎什麼也不是。

  如果我們執意要追問：大運河到底是什麼？楊廣開闢大運河到底是功是過？那麼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運河確實是關乎當時社稷民生的一項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通濟渠」「永濟渠」「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時期開闢的「廣通渠」，地垮南北，橫貫東西，溝通了渭水、黃河、淮河、長江四大流域的航運。其全線開通之後，「商旅往還，船乘不絕」，極大地便利了民眾往來、商業流通和國家漕運，推動了南方地區的城市開發，繁榮了社會經濟，同時促進了南北兩地的文化融合。誠如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銘》中所言：「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

  然而，無庸諱言，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萬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運河的三期工程，包括營建東京的工程，所徵調的數百萬民工全部是無償勞動，男丁不夠就徵發婦女充役。面對官府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勞役，百姓們被迫放棄田間生產，背井離鄉、拋家棄子，奔赴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而楊廣對工程完工的期限又定得很緊。各級官吏為了自己的政績，就必須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責任內的工程量。所以他們往往不顧民工死活，調動一切手段迫使他們長時間、超負荷地工作。如果民工們忍受不了這種勞動強度，等待他們的只有鞭子和拳腳。

  體能的嚴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條件的惡劣，醫療和勞保措施的缺位，這一切共同導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據《資治通鑑?隋紀四》稱：「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隋書?食貨志》稱：「僵仆而斃者十四五」。

  一群又一群汗盡血乾的民工就這麼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溝渠內。

  日後，當楊廣乘坐大型豪華龍舟從這些民工的白骨上駛過的時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豐功偉績所陶醉之外，除了聽見樂曲般的潺潺水聲從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過之外，他是否還能聽見那些痛苦無告的靈魂所發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聽不見的，因為他是至高無上的帝王。即便聽見了，楊廣也會置若罔聞。

  因為，如同螻蟻一般的萬千子民，無法理解楊廣身上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在楊廣看來，他們其實也不需要理解——只需要執行。

  唐朝的皮日休說：「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于慎行說：隋煬帝「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矣！」

  于慎行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萬里長城，隋煬帝開闢的大運河，都成了我們這個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而秦始皇與隋煬帝也無一例外地成了「暴君」與「獨夫」的代名詞。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中國通史》中說：「隋朝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公路和開挖運河，修築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並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窮極民力財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後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的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接起來的迫切需要，但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此項工程的發起者隋煬帝雖使他的朝代縮短了許多年，但給子孫萬代卻帶來莫大的好處。他雖實行暴政，但其統治將被認為具有不朽的功績。」

  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兩大暴政，卻催生了後人眼中的兩大文明瑰寶。當時使用的手段越是殘忍、付出的代價越是高昂，所催生的文明瑰寶就越發璀璨、越能吸引後人崇仰的目光。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惡之花」。

  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弔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