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催命符」

  戴笠這次北飛有兩項重要任務：一是查處軍統人員在肅奸與接收中的貪腐行為；二是完善華北、東北特務組織並督導對中共的情報工作。正如許多人所說，戴笠能揣摩蔣介石的心思；戴笠要做的這兩項工作，正是蔣介石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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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國民黨在各淪陷區的接收已達歷年來貪腐之最，深受輿論詬病，蔣介石既然無力懲治腐敗，總要抓幾個倒霉蛋出來應對輿論壓力。戴笠既要取悅於蔣介石，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的人。對軍統立有大功的魏大銘到上海後，私自接收了敵偽房屋，戴笠接到舉報後經查證屬實，將魏大銘扣押。直到戴笠死後魏大銘才被釋放。對於平津特務私自接收敵偽資產，戴笠也早有耳聞，只是一時沒有騰出手來採取措施。

  同時，戴笠也清楚，雖然經「三人軍事小組」調停，國共於1月10日簽訂停戰協議，於1月13日夜12時停止軍事行動，但蔣介石正是藉此機會調動軍隊，搶占戰略要地，準備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而「用兵必須審其虛實而趨其危」，情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布置一張強大的軍事情報網絡，就等於吊住了蔣介石的胃口。

  總之，戴笠的策略就是在新形勢下增強實力，使蔣介石不至於卸磨殺驢，起碼看到他拉的這盤磨還大有用場。

  然而，儘管他一到北平便馬不停蹄地召見馬漢三、文強、陳旭東等北平及東北辦事處負責人，聽取工作匯報，安排下一步工作，但局勢的變化還是讓他措手不及，再也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原計劃的工作中。

  首先是3月1日傳來一個好消息，中國交通警察總局宣布成立，轄18個交警總隊6.4萬人，以吉章簡為總局長，戴笠保薦的原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原別動軍司令兼中美所參謀長徐志道為副總局長。也就是說，軍統的大部武裝部隊去向已落實；接下來，只要軍統的首腦機關能夠操控這些部隊便可萬事大吉！

  不料，接踵而來的卻是當頭一棒：蔣介石電令戴笠立即返回重慶，參加八人小組會議，討論軍統局的改組問題。

  在軍統化整為零去向尚未完全落實的情況下開會，明擺著是讓戴笠措手不及！再看八人小組名單和排列順序，更讓戴笠火冒三丈：宣鐵吾、陳焯、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戴笠、鄭介民、唐縱——明明是軍統改組，卻把戴笠放在了局外人的後面！

  在這八人中，有四人來自特務組織，除軍統三人外，另一人是來自中統的葉秀峰。中統是戴笠多年的勁敵，眼下也在被「取消」之列，葉秀峰在八人小組中勢單力薄，對戴笠暫時構不成威脅。

  戴笠的威脅來自前四位，前四位都是警界大亨，其中主要是與戴笠爭奪警政大權十多年的李士珍。

  李士珍也是浙江（浙江寧海）人，出生於1896年，雖僅比戴笠年長一歲，資格卻遠在戴笠之上，不僅是黃埔二期的老大哥，而且曾赴日本警察大學深造，並赴歐美考察警政。正因這個經歷，1936年4月就任高等警官學校校長後，很想大幹一場，即向蔣介石建議，將高等警官學校改為中央警官學校。

  時隔不到半年，1936年9月中央警官學校正式成立，蔣介石親任校長，李士珍任教育長，同時宣布兼併浙江警官學校。

  浙江警校是戴笠的天下，在其兼任警校政治特派員最初的一兩年中，便從校長、教務主任，到訓練處主任、各隊隊長、政治指導員等，全部調換或吸收為特務處人員，將浙江警校變為了特務處的特工培訓學校。如今合併到中央警校，戴笠又喜又憂，喜的是特務處的特工培訓學校升了一個檔次，憂的是中央警校的半壁江山已被李士珍坐定，而他還不曾有一個名分！

  當然，他要的不僅僅是名分，更重要的是實權。

  他呈請蔣介石在中央警校設立「校務委員會」，作為校長蔣介石特派的上層機構。當時戴笠正得蔣介石寵信，這個建議很快被批准。而蔣介石之下的校委會，顯然是凌駕於教育長之上的。儘管教育長李士珍也是委員會成員之一，但戴笠的主要干將原浙江警校校長趙龍文、教務主任酆裕坤等人都在其中，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也正是戴笠——主任委員！

  如此一來，戴笠成了凌駕於教育長之上的實權人物。他利用校務委員會，很快將特務處的人分派到政訓處長、總隊長等重要崗位上。李士珍手下無干將，空有資格、資歷，只能眼睜睜看著戴笠將中央警校把控手中。

  戴笠還指使趙龍文、鄷裕坤召集對警察學理論有研究的人，成立了一個「中國警察學會」，在全國警界網羅人才，讓李士珍這個有著警政教育背景的專業人才恨得牙根疼，也只能打掉牙齒往肚子裡咽，誰讓他勢單力薄呢！

  有道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十年後，如日中天的戴笠盛極而衰，隱忍十年的李士珍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脈網絡。他要藉助這張網絡將全國警界收入囊中！

  在數日前唐縱打來的電報中，戴笠已得知李士珍通過其後台老板戴季陶，將一份「戰後建警計劃」遞到蔣介石手中，並由戴季陶力薦，由李士珍執掌戰後建警大權。戴笠與戴季陶雖早在上海交易所時期便有往來，但在追隨蔣介石之後，因戴季陶一度失寵於蔣，戴笠便與戴季陶漸行漸遠；且戴季陶一直任考試院院長，與軍統素無工作交集，兩人便斷了往來。

  李士珍這一舉措令戴笠倍感惶恐，在他看來，這已經不是在搶軍統的飯碗，而是要吃掉軍統，砸掉他的飯碗！

  當然，僅憑戴季陶的舉薦尚不能對戴笠構成威脅，關鍵是李士珍的「盟友」宣鐵吾乃至黃珍吾！

  宣鐵吾是黃埔一期老大哥，不僅兩度出任蔣介石的侍衛長，而且與蔣經國稱兄道弟多年，是名副其實的莫逆之交，又時任上海警察局局長，風頭正勁。

  黃珍吾也是黃埔一期老大哥，且是鄭介民的同鄉，原先與戴笠關係也不錯，戴笠曾在抗戰爆發後保薦他擔任別動隊副總隊長。但後來黃珍吾走了陳儀的路子，先後任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處處長、福建「剿匪」司令官；又走了蔣經國的路子，任職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任青年軍二○八師中將師長。抗戰勝利後，青年軍整編復員，黃珍吾由宣鐵吾、李士珍聯手保薦，蔣經國暗中施以援手，奪得首都警察廳廳長之職。至此，黃珍吾完全成了宣鐵吾、李士珍一派的人。

  如此三位警界重量級人物糾集在一起，其來勢洶洶可想而知！

  蔣介石十萬火急的催歸電報是由毛人鳳轉發的，在電報後面，毛人鳳特別標註稱：「李、宣等在搗鬼，謹防端鍋。」

  李、宣、黃等人的確是戴笠的強硬對手，可是僅憑他們幾人「搗鬼」，真的能將軍統端鍋嗎？

  他們強得過三陳（陳果夫、陳立夫、陳誠）嗎？強得過皇親國戚孔祥熙嗎？「三陳」加「一孔」都沒有扳倒戴笠，更何況早已成為戴笠手下敗將的李士珍，儘管他與宣鐵吾、黃珍吾結盟！

  那麼，戴笠怕他們什麼？

  歸根到底，是怕他們身後站著的那個人，那個以往一直站在戴笠身後的人。

  倘若沒有蔣介石的默許，李、宣、黃三人是搗不了什麼鬼的，即使搗鬼也難以得逞。怕的是蔣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蔣介石若假三人之手卸磨殺驢，戴笠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這封電報讓戴笠心急如焚，寢食難安。

  他也曾想過效法蔣介石，蔣先後兩次下野（第三次下野在1949年元月），每一次都使他擺脫困境，甩掉一批「政敵」，歸來之後神清氣爽，面對全新的局面。可以退為進這個想法萌生多時，不到萬不得已他實在不願走這條路。

  畢竟，他的處境不同於蔣介石，他一旦離開，辛辛苦苦帶出來的十餘萬人的隊伍等於拱手讓人！就算歸來，龐大的軍統局已被肢解各有歸屬，他還能得到統領這支隊伍的權力嗎？

  可事到如今，除了退出，他還有其他路可走嗎？

  都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即使沒有海闊天空，與其等著被人下套勒住脖子，也不如自己早點把腦袋收回來。

  何況，他手裡有兩張王牌！

  第一張，反共堅決的戴笠最能理解蔣介石，《雙十協定》和國共停戰協定不過是緩兵之計，內戰打起來，特務工作的重要性便即刻凸顯出來，放眼整個國民黨從事過特務情報工作的，無一人可與戴笠相提並論。

  第二張，蔣介石要打內戰，就要依靠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美國有過成功合作經驗的軍事團體唯有軍統，雖然美國海軍援建軍統組建海軍陸戰隊一事杳無音訊，其他軍援同樣可以談。畢竟戴笠在美國海軍方面威望很高，甚至連前美國總統羅斯福都在開羅會議期間，向蔣介石提出見一下這位被傳得神乎其神的軍統掌門人。

  憑藉這兩張王牌，戴笠決定以出國考察為由，自請赴美國一游，一方面避開風頭，一方面藉機與美國海軍拉拉關係，縱使蔣介石電召，也絕不輕易回國，一定要藉機抬高身價，不在這場較量中大獲全勝絕不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