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被劫，求援者受牽連

  在余淑恆赴美讀書一年半以後，戴笠一生中最鍾情的女人出現了，這個女人就是著名影星胡蝶。

  戴笠與胡蝶，一個特務頭子，一個電影明星，完全不可能有什麼交集的兩個人，因為一件失竊案走到了一起。

  還是在1942年深秋時節，有一天杜月笙給戴笠打電話，約他到劉航琛的汪山別墅，說有重要事情商量。

  劉航琛曾為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劉湘的「財神爺」，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杜月笙的家眷從香港輾轉來渝，杜月笙就從交通銀行招待所搬到了劉航琛的汪山別墅。這裡環境清幽，是一個策劃秘密活動或者談論保密事情的最佳場所。

  杜月笙要談的事情無須保密，是一樁亟待破獲的「公案」。他對戴笠說：

  「胡蝶被洗劫了，連同她本人的行李一共30多箱，全部被搶走了。」

  「什麼時候？在哪兒被搶的？」

  戴笠是胡蝶的鐵桿粉絲，從20年代在上海打流期間，隨著胡蝶在滬上影壇名聲鵲起，他就迷上了胡蝶的電影。到30年代胡蝶紅遍大江南北，他對胡蝶的電影幾乎一部不落，每逢有新片上映他都會抽時間去一睹為快。聽說胡蝶被搶，他的第一反應就像老朋友遭遇了什麼不測一樣。

  「是陳志皋托人帶信過來說的，讓我們想辦法看看能不能把行李追回來。」

  陳志皋是杜月笙的「學生子」。抗戰爆發後杜月笙撤退香港，由負責中央賑濟委員會的許世英提名、經蔣介石批准任命為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港澳救濟區特派員，分管第九救濟區事務。第九救濟區轄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杜月笙又將該救濟區分為第七、第九兩個區，第七區指派時為中央賑濟委員會特派委員兼廣東省政府委員的陳志皋為主任，常駐曲江，成立了「難民救助站」，負責搶運香港淪陷後滯留的重要人士及其他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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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港事變後，滯留香港的一大批政界要人諸如陳濟棠、陶希聖等，眾多軍統幹部如王新衡、文強、連謀等，以及各界名流，皆通過杜月笙的第九救濟區逃離香港，返回內地。這條解救眾多重要人物的「地下交通線」，是由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組建的「人民行動委員會」開闢的。

  抗戰爆發後，戴笠見杜月笙的幫會弟子無論在蘇浙別動隊掩護國民黨軍隊撤退，還是在上海軍統鋤奸行動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內外的青幫、洪幫、四川袍哥等幫會組織起來，這個組織就是「人民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以杜月笙為「總龍頭」，以軍統幹部趙世瑞（時任重慶衛戍司令部稽察處處長）為秘書長，由軍統幹部徐亮、金玉波（也是杜月笙的學生）及杜月笙的學生於松喬擔任聯絡員。

  珍珠港事變時杜月笙正在重慶，他與戴笠連夜商量救援方案，於是利用「人動會」所屬幫會人員與其他杜氏門人、軍統人員，多管齊下組織救援。

  胡蝶原沒有撤退的打算，但由於日本軍方主管電影戲劇等藝術活動的部門要求她與日本電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攝《胡蝶游東京》紀錄片，她因此決定逃離香港。

  與胡蝶聯繫離港事宜的是曲江陳志皋的「難民救助站」工作人員楊惠敏，她一直在香港從事秘密營救各界愛國人士的工作。此次她要營救兩位演藝界名人，他們一位是京劇大師梅蘭芳，一位是電影「皇后」胡蝶。在梅蘭芳不願逃離（不久通過另外渠道回到上海）的情況下，胡蝶的迫切逃離令她十分高興。

  楊惠敏是拿著杜月笙打給胡蝶（杜與胡是朋友）的電報，化裝成小魚販找到胡蝶家的。但她沒有想到，胡蝶的行李竟有30箱之多。為了保證人員和貨物的安全，她決定把人與行李分開走。不料人是平安抵達曲江了，行李卻因太顯眼被土匪搶走了。

  而在胡蝶他們登船之後，楊惠敏仍留在香港聯繫下一批營救人員，並不知行李被搶之事。陳志皋在聽取護送人員的匯報後，立即發電報要求有關人員在沿途設法追查。

  胡蝶發現行李丟失後，找到難民救助站，要求陳志皋賠償損失。

  胡蝶的30多件行李中，其實只有幾件是她自己的行李，絕大部分是幫會頭子的闊太太們和國民黨高官的小老婆們托胡蝶捎帶的高級走私物資，諸如後方緊缺的昂貴的進口西藥、化妝品等。這些東西在香港購買並不貴，運到重慶出售可以從中大獲暴利。

  胡蝶因代人捎帶的貨物被劫，擔心在那些闊太太面前丟了面子，硬逼著陳志皋賠償。陳志皋只好請杜月笙出面。

  說到這些情況，杜月笙對陳志皋不無抱怨：

  「這個陳志皋真是誤事，要不是胡蝶逼牢，他還自個兒在那硬扛著呢！就憑他手底下那幾個蝦兵蟹將，有什麼本事對付劫匪？就算查到線索又能怎麼樣？」

  戴笠分析說：

  「行李被劫不到一個月，贓物還來不及脫手，查找線索還來得及。」

  話雖如此，戴笠也知道，貓走貓道狗走狗道，劫匪的套路軍統特工未必能輕易解開，只能試試看。其實他主要在意的不是行李，而是丟失行李的人。他對杜月笙說：

  「這樣，我先安排將他們一家接到重慶，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對，還是向當事人了解最直接。胡蝶一個弱女子，丟失了一家子活命的財物，不知道怎麼著急呢！」

  於是，戴笠親自發函邀請胡蝶一家赴重慶，在胡蝶欣然接受後，為胡蝶一家提供了機票。11月24日，胡蝶一家三口飛抵重慶，住進軍統的「豪華賓館」——漱廬。

  漱廬的裝修按當時的標準是比較上檔次的，也有必要的生活設施，這對一路逃亡身心疲憊的胡蝶來說，的確是一個休養的好處所。

  幾天後，戴笠從羅家灣軍統局本部來到漱廬，向胡蝶夫婦了解行李丟失的情況。本來這種事是用不著他親自出面的，但客人來了主人總該慰問一下，看看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同時，戴笠也確實想親自了解一下情況，以便向廣東方面布置偵破任務。

  沒想到，胡蝶一開口大出戴笠所料。她一口咬定是楊惠敏夥同他人盜劫了她的行李。

  「有什麼根據嗎？」

  胡蝶拿不出直接的證據，卻有自己的推理邏輯：

  「是楊惠敏主動找上門來提出幫助逃亡的，也是她要把人和行李分開的。如果人和行李在一起，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儘管胡蝶是戴笠心中的偶像，戴笠對胡蝶既崇拜敬重，又充滿愛慕，但他還是覺得這個分析未免片面。楊惠敏做的就是營救工作，首先要營救像胡蝶這樣的大名人，怎能不主動找上門去？而30多件行李，顯然占了搶運難民的位置，好船好位置自然要留給難民而不是行李。

  更重要的一點，楊惠敏不是普通人。她是「八一三」淞滬會戰中泅渡蘇州河為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獻旗的女「童軍」。

  楊惠敏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915年，自幼在上海讀書，淞滬會戰爆發時參加了「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在「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時，他們40名「童子軍」在夜間冒著生命危險，將上海各界捐贈的慰問品沿蘇州河北岸用卡車送到西藏路橋北堍東側，用繩子將一麻袋一麻袋的物品送進四行倉庫的側門。

  「八百孤軍」戰鬥到最殘酷的時候，楊惠敏「渡河獻旗」，一夜成名。此後，她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到美國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屆大會」，並「週遊世界」，「謁見」過多位外國政要，包括羅斯福、荷蘭女王、甘地、尼赫魯等人。

  回國後，楊惠敏曾數次拜見宋美齡。也是在這一時期，戴笠曾在軍統局本部特別召見楊惠敏。說她夥同他人劫財，戴笠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

  而楊惠敏參加救助工作之前，正在前往美國的途中。她在赴美出席「世界青年和平第二屆大會」時，結識了美籍華裔工商巨子李國欽，李為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申請了獎學金。可她的赴美旅途剛剛從重慶啟程抵達香港，還沒來得及登船，珍珠港事變爆發了，緊接著香港淪陷，她隨著一大批難民逃到惠州，從惠州轉往曲江（時廣東省政府所在地），被賑濟委員會收容，受陳志皋邀請參加了賑濟會的救援工作。

  這樣一個不計個人得失的女孩，說她密謀搶劫，誰會相信？但最後戴笠竟然「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