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軍的情報支援

  事實上，英國駐重慶的特務們在日軍對重慶的轟炸中，早已目睹了重慶官方一次次發出的準確無誤的空襲預警，英國諜報部門也已注意到軍統在電訊方面的綜合實力，希望與軍統開展電訊方面的合作。

  其時，英國一方面對日寇侵略中國採取中立政策；一方面又要利用中國牽制日本，阻止日本南侵步伐，以保護其在東南亞的利益；同時又想從軍統獲得對日軍事情報，尤其想得到軍統破譯日軍電訊密碼的特種技術，因而早在1940年便開始與中方協商成立「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當然也要給中方一點好處，那就是與軍統秘密組織中英特務合作，為軍統訓練武裝特務，供給武器彈藥和爆破器材。

  充實裝備，擴大特務武裝，戴笠對此求之不得。但他同意的這個合作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不可能真的將研究多年的對日密電偵譯技術傳授他人。這並不妨礙中英情報合作，軍統會向英方提供完整的有關日本陸海空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的軍事情報，其中著重於日本空軍的情報。

  早在1940年10月，軍統便派陳一白、王惠民等20多人組成「香港偵空工作隊」，在香港山頂纜車站旁的英國陸軍營房內建立偵收台，偵收範圍覆蓋廣州、三灶島、汕頭、福州機場，以及香港周圍海面。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

  偵收隊與英方在半山建立聯絡站，凡重要情報隨時送至半山聯絡站，次要的毎天匯總送一次。英方派一名陸軍上尉負責與中方聯絡。

  英國人在香港沒有情報機構，對中方傳遞的軍事情報極為重視。尤其日軍轟炸珍珠港後，英軍更是亟須知道日軍動態，特地派一名少校到偵空工作隊，要求多提供情報。

  12月9日清晨六時，偵空工作隊偵知廣州、三灶島等機場日機起飛，飛行目標是香港，立即通知英方發放警報。一個小時後，果然日本飛機飛臨香港上空，轟炸陸軍軍營、香港海軍船塢等重要目標。此後日方連續對香港進行轟炸，全憑軍統偵收台及時提供情報，發出預警。香港淪陷後，香港偵空工作隊的工作方告結束，同時應英方要求，軍統又派遣了仰光偵空工作隊和印度偵空工作隊。

  12月10日上午，軍統重慶、成都兩個偵空組偵收到西貢日本空軍基地與從西貢起飛的偵察機的聯絡密電，偵察機向基地報告：「新加坡北方百餘海里的海面上，發現英國主力艦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艘……」

  11點多，日軍西貢基地有三批轟炸機起飛，向南飛行。不久偵收到日軍轟炸機向西貢基地的報告：「已飛臨×地上空，地面無防衛火力，英軍艦正向外海移動。第一批轟炸機開始轟炸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艦面高射炮火力微弱，已炸中艦面，第一層甲板洞穿……」

  第二批轟炸機報告：「第二批轟炸機已飛臨『威爾斯親王號』上空，投彈中第二層甲板。該艦且戰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東南30海裏海面駛行……」

  11時50分又偵收到：「『威爾斯親王號』鍋爐被擊中爆炸，引起彈藥庫爆炸，逐漸沉沒。『卻敵號』也被炸下沉……」

  這兩艘戰艦是不久前才開赴遠東的。1941年下半年，日本加快南侵步伐，東南亞局勢日益危急。為威懾並遏止日軍南下，保持其在遠東的威望和權益，英國特地派出由戰列艦、戰列巡洋艦、航空母艦及驅逐艦組成的遠東艦隊。其中，「威爾斯親王號」與「卻敵號」是英國最新威力最大的戰艦。「威爾斯親王號」更是號稱炸不沉的兵艦，曾在南美烏拉圭外海擊沉德國戰艦「俾斯麥號」。該艦建成於1940年，排水量3.5萬噸，作戰官兵1500人，時速30海里。艦上裝有十門14英寸大炮、16門高射炮、32挺高射機槍，並載有飛機四架、飛機發射台一座。艦面甲板共三層，各厚六英寸，護炮裝甲厚十英寸（1英寸=2.54厘米）。

  英國人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號稱炸不沉的戰艦會葬身海底！

  當戴笠將情況呈報蔣介石，蔣介石命人打電話通知英國駐華大使柯爾時，柯爾的第一反應與美國人聽到日本將襲擊珍珠港一樣，認為是天方夜譚，在電話中說出一連串的「不可能」。

  儘管不相信，柯爾還是立刻報告了倫敦。第二天，英國政府在發回的電報中證實，中國的情報完全準確！柯爾只得打電話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表示感謝。

  與此同時，由英方協助軍統訓練抗日游擊武裝一事亦被提上議事日程。1942年元月，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司令部在重慶小龍坎成立，並在別動軍司令部東南小高地上新蓋一所西式平房，作為中英特務合作辦公室。

  別動軍由兩部分人馬組成，除了已成型的忠義救國軍外，就是各戰區督導組與便衣混城隊。忠義救國軍以原有建制自成體系，部隊番號改為「別動軍忠義救國軍」；各戰區督導組與便衣混城隊則重新組編，番號為別動軍一至九縱隊。

  別動軍司令由戴笠舉薦經蔣介石批准，由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已在此前擔任「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所長的周偉龍擔任。

  戴笠與周偉龍的關係可謂淵源很深，他們既是非常鐵的哥們兒，又是十分融洽的上下級。當年唐生智反蔣時周偉龍已是其總指揮部憲兵營營長，戴笠還是無名小卒，卻獨闖信陽城冒名前去遊說周偉龍，而整個信陽城正在嚴查蔣軍奸細。倘若遊說不成，周偉龍將戴笠扣押，等待戴笠的唯有「出師未捷身先死」了。戴笠對周偉龍也是投桃報李。周偉龍任上海區長時被捕，戴笠不惜動用一切關係予以營救，這在淪陷區所有軍統被捕人員中是獨一無二的。

  在用人方面，戴笠原本注重用其所長，本著「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的最基本原則，早年尚能知人善任；但隨著攤子越來越大、人員越來越多，且形勢變化無常，對幹部的任用便越來越顯出被動，甚至隨意。雖說對高級幹部的任用還算慎重，在幹部的管理與溝通方面則明顯不夠，比如對待王天木與陳恭澍，未免疏於管理、溝通與疏導，方式方法也過於簡單。對周偉龍亦是如此。

  別動軍司令是一個中將級高級幹部職位，將這樣一個重要崗位交給周偉龍，自然是出於信任。在軍統的高級幹部中，真正在正規部隊帶過兵上過戰場的寥寥無幾，而周偉龍便是其中一個，且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又是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從資歷到經歷都是其他人不可相提並論的。

  軍統局成立之後，戴笠將特務武裝看得尤為重要，對別動軍司令這個人選，他所寄託的厚望不僅僅局限於這個職務本身，他是作為「接班人」來確定這個人選的。在曾家岩公館，戴笠曾對局本部前來共進工作午餐的幹部表示，他每年有半年時間去西北、東南出巡，當時的公路條件惡劣，交通工具落後，乾的又是特務工作，隨時都有可能遭遇翻車、敵機轟炸、遇刺、中毒等等，他認為一旦他遭遇不測，只有周偉龍能接手軍統這個攤子。

  然而，令戴笠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倚為心膂股肱的這位老兄，很快就把中英合作所搞砸了，掐指算來，從開張到關門也僅僅維持一年有餘。究其原因，周偉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周偉龍作為中英合作所所長兼別動軍司令，到任後立即催促英方儘快運送武器彈藥和爆破器材；英方特務則堅持先訓練，然後再運送武器裝備，同時要求擁有作業控制權。作業控制權不能放，卻未必不能溝通。周偉龍向來清高自負，鋒芒畢露，與人合作少有迴旋餘地；而英國特務也不是省油的燈，堅持寸步不讓，雙方各執己見，形成僵持局面。

  事實上，談判桌上的斡旋既不同於在部隊帶兵，亦不同於擔任上海區長，這並不是周偉龍的強項。這一點戴笠應該清楚，周偉龍或可勝任忠救軍總指揮、別動軍司令，未必能幹好中英合作所所長。以其個性，實在不適合與傲慢的英國人打交道。而戴笠在周偉龍上任之後，從此將中英合作全部事務推給了周偉龍，他本人既不參與協商談判，也很少過問，甚至在發現周偉龍將中英所及別動軍司令部搞成了湖南同鄉會，也只是內心不滿，並未與周偉龍溝通，也沒有提出任何警示。

  在中英雙方各存私心的情況下，雙方的僵局始終未能打破，硬碰硬的結果最終導致一拍兩散夥，英方特務從此撤出中英特務合作辦公室。

  這個結局令戴笠十分失望，儘管他本人已忙於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合作事宜，仍為中英合作所的結束遺憾不已。

  在中英合作所關門後，1943年10月，戴笠下令周偉龍入重慶山洞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其別動軍司令與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兩個職務全部由他人接任。借「學習」的名義將其免職，也算給周偉龍留足了面子。但「學業」結束後，周偉龍一直處於投閒置散之中。

  終戴笠一生，再未重用周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