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河內刺汪，「誤中副車」 汪精衛秘密出走

  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由重慶秘密出走，經雲南抵達河內，邁出了投靠日本人的第一步。這一消息，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陪都重慶炸開，更令戴笠這個軍統首腦目瞪口呆。

  抗戰前期，搗毀日偽漢奸組織、抗日鋤奸成為軍統的主要任務之一。開始於抗戰前的制裁落水漢奸行動，隨著淪陷區的擴大愈發艱巨。戴笠的目光，始終盯著那些不肯離開淪陷區，而與日本人眉來眼去關係曖昧的曾經的軍閥政要、權貴名流，只要抓住他們落水的事實，立刻跟蹤追擊，予以嚴厲打擊。

  然而，他搜尋的目光卻始終沒有轉到「天子」腳下的重慶，沒有注意過蔣介石身邊的政壇要角。汪精衛事件一出，戴笠這才意識到自己工作的失誤。可是，像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人物，又有著顯赫的革命歷史，為什麼要私自棄職出走？難道他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投靠日本人，做天下共誅之的漢奸嗎？

  其實，汪精衛對日抗戰的悲觀情緒由來已久。

  在抗戰爆發之初，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發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全民抗戰的號召後，汪精衛也在廬山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稱「目前時局已臨最後關頭，因此，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如果不犧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並說「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為抵抗侵略而犧牲……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儘管悲觀，當時的汪精衛還是主張抗戰的。而由「悲觀」演變為「主和」，由「主和」演變為「傀儡」，並沒有經過多長時間。

  他身邊聚集了一群與他觀點相同的人，包括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周佛海、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課課長董道寧、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梅思平、立法委員林柏生等。他們認為奪取抗戰勝利是「唱高調」，給他們的小團體取名「低調俱樂部」。這些人聚在一起，以汪精衛為中心，開始醞釀「和平運動」。

  兩國交戰，歷來有主戰派與主和派。主和並不代表投降，汪精衛也曾向蔣介石提出「和談」意向，蔣介石並未斷然拒絕。其時，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進行的調停也在秘密進行中。

  但由於日本人野心膨脹，獅子大張口，蔣介石拒絕接受喪權辱國的停戰條件，斷然關閉了對日和談的大門，陶德曼的調停宣告失敗。

  然而，汪精衛一伙人卻不肯罷休，經過一番密謀，周佛海向蔣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日本情報。蔣介石不知其中有詐，採納了他的建議，使高宗武名正言順地到了香港，並有了經費來源。

  高宗武到香港後，做了兩件影響歷史的「大事」。

  第一件，高宗武於1938年6月下旬悄悄去了一趟日本，先後會見了陸軍省軍務課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並主動提出由汪精衛「出馬」與日本人和談。

  從日本歸來後，高宗武不敢再回武漢面見蔣介石，只好派與他同去日本的周隆庠回漢口，將其報告交給周佛海；周將報告交給了汪精衛，汪精衛看後讓他轉交蔣介石。

  高宗武的報告，明確無誤地傳遞了一個信息：日方要求蔣介石下野，由汪精衛出馬和談。蔣介石一怒之下，下令停發高宗武的活動經費。這之後，周佛海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秘密撥出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港繼續與日本人聯絡。

  高宗武顯然擔不起這個後果，嚇得舊病復發，與日媾和的接力棒由梅思平接過。但在關鍵時刻，高宗武又做了第二件事——重光堂會談。

  11月中旬，高宗武與梅思平作為汪精衛的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人進行秘密會談，內容涉及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政權的具體措施、安排汪精衛離開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具體辦法和日程。

  有日本人撐腰，汪精衛開始做著從重慶出走的打算。當然，這個打算是在其夫人陳璧君與周佛海等一幫嘍囉的推波助瀾下做出的。

  周佛海多次表示，只要汪精衛出山，豎起旗幟，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四川的地方勢力等等，這些受蔣介石排擠的實力派人物，都會聚集到他的旗幟下，支持他的新政權。

  儘管如此，汪精衛對邁出這一步還是慎之又慎，正如其親信陳公博的奉勸：「先生若離開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陳公博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是與汪精衛關係極深的親信，對「言和」「出走」卻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大局已定」才得到通知，急忙從成都趕到重慶，在上清寺汪公館聽汪精衛講述對日「和平」的進展，直聽得惶惶不安，背冒冷汗，當即表示強烈反對。

  當時在座的除了汪精衛夫婦，還有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等人。待其他人離去後，陳公博力陳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規勸汪精衛改變初衷。兩人爭論到上午11點，最終被陳璧君叫停。

  正是因為擔心他會反對，作為汪精衛最信任的親信，他才被瞞到最後。對此，陳璧君特地向周佛海、陶希聖解釋說：「公博近來太忙，等到成功再通知他。到時我們都走，他是不會單獨留下的。」

  直到定好出走日期，陳公博仍在勸說汪精衛。陳璧君已經不耐煩了，直接對陳公博說：「我們是一定要走的。你不走，就一個人留在這裡好了。」

  後來陳公博評價汪、陳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但沒有璧君也不至於敗事。」

  從重慶到國外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香港，一條是走昆明。以汪精衛顯赫的身份，無故乘機去香港，顯然風險太大。而借道雲南，必先徵得「雲南王」龍雲的同意。為此，陳璧君親自兩赴雲南。

  在談到「汪先生在重慶徒擁虛名」「很想換換環境」時，龍雲表態說：「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絕無問題。」

  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為由，率先去了昆明。按計劃，汪精衛於12月8日離開重慶，前往昆明與周佛海會合。但蔣介石突然在12月7日來到重慶，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要到行營作演講，汪精衛可以不參加，這才找到出走機會。

  汪精衛立刻打電話給交通部長彭學沛，要他預留18日飛往昆明的飛機客位，並直接將機票送到汪公館。當時中樞要人非公離渝，須經最高當局批准。由於汪精衛系一人之下，地位特殊，彭學沛又是汪系人物，汪精衛的秘密出走便暢通無阻了。

  12月18日上午，汪精衛從重慶珊瑚壩機場登機，直飛昆明。同行的除陳璧君外，還有他的親信秘書曾仲鳴，陳璧君的侄子陳國琦、陳常燾與衛士。當天，陶希聖亦從重慶飛到昆明會合。

  此時，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都已在香港。除了陳公博，要「走」的人基本到齊。

  12月21日，汪精衛一行十餘人乘坐龍雲代包的專機從昆明飛抵河內。一直不想參與「和平運動」的陳公博，不幸被陳璧君言中，大家都走了，他確實不會單獨留下，只得「跟蹤追擊」，前往河內。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並導演、高宗武牽線搭橋、梅思平奔走出力、陳璧君推波助瀾的「和平運動」，在汪精衛的帶領下，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到後來，除了「迷途知返」的高宗武與陶希聖，其他人均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