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兩進西安

  其實，戴笠一直想不明白，張學良為何要採取如此過激的行動。如若弄得挑起大規模內戰，豈不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白白便宜了日本人！當然更重要的是蔣介石，在明知張、楊兩部有異動的情況下，為何不能提起重視，非要輕車簡從深入「虎穴」，以致被張、楊「瓮中捉鱉」？

  

  事實上，早在元月下旬張學良第一次飛洛川會見中共代表李克農時，蔣介石就已得到消息，此後東北軍、十七路軍與中共的聯絡過程，亦在蔣介石的掌握之中。這些情報不僅來自特務處，還有來自西北「剿總」內部人員的報告，包括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政訓處處長曾擴情（復興社骨幹）等人。

  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暗中與紅軍妥協，蔣介石對此已屢見不鮮，故而開初對張、楊動態也是睜一眼閉一眼，直到東北軍軍官訓練團公然以「聯俄聯共」相號召，蔣介石這才感到事態嚴重。

  然而，蔣介石採取的應對措施卻不怎麼給力，先是表面上佯裝不知，一切以軍令行之。隨後採取「清君側」策略，發現一例清除一例，看上去絲毫沒有懷疑到張學良，意在敲山震虎，在不影響與張學良關係的同時，制止東北軍與中共的聯絡。

  蔣介石如此用心良苦，一方面出於他與張學良的關係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出於對張學良的看法和信任。

  首先，張學良在關鍵時刻兩次出手助蔣。

  當年張作霖由京返奉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審時度勢，果斷「易幟」，使蔣介石順利完成北伐，得以形式上統一中國；在辛亥革命以來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的中原大戰中，成為蔣方與閻、馮方爭奪對象的張學良再次出手，在閻、馮已呈敗勢的關鍵時刻通電擁蔣，出兵入關，加速了戰爭的結束。

  對於張學良的兩次援助，蔣介石亦是投桃報李。

  中原大戰結束後，1930年11月，蔣介石邀請張學良赴京，派出軍政大員何應欽、朱培德、宋子文等前往浦口火車站站台迎接；在張學良過江時，鳴放19響禮炮隆重歡迎；同時，蔣介石夫婦以對等身份為張學良及夫人于鳳至舉行盛大歡迎宴會，規格之高，前所未有。

  嗣後，蔣介石與張學良結拜為異姓兄弟，宋美齡與于鳳至結為乾姐妹。宋美齡的母親倪珪貞認于鳳至為乾女兒，蔣氏夫婦與張氏夫婦可謂親上加親。

  這一切，讓張學良既深感意外，又受寵若驚。

  出於這樣一種特殊關係，蔣介石有理由相信，張學良絕無背叛可能。而張學良「通共」的種種，不過是受人蠱惑。在蔣介石眼裡，張學良是一個年幼無知的花花公子。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在赴西安之前，特意在奉化約見楊虎城，暗示他不要希冀與張學良合作，稱「張學良是個花花公子，他是靠不住的」。

  蔣介石很清楚，張學良的東北軍兵力約22萬，楊虎城的兵力約十萬，而紅軍的兵力有七八萬，如若張學良靠不住，一向謹慎的楊虎城絕不會冒險與紅軍合作。為達到分化拉攏的目的，蔣介石又親切地對楊虎城說：

  「你是我們同盟會時期的老黨員了，將來西北的事情還是要交給你的。」

  正是由於對張學良的錯估，也是蔣介石太過自信，自信能左右西北局面，在明知張、楊兩部軍隊有「異動」的情況下，仍毫無防範，於10月22日前往西安，宣布進一步「剿共」計劃，併到王曲軍官訓練團發表講話，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而此時的東北軍，因痛失家園，抗日情緒高漲，迫切要求打回老家，收復故土，對打內戰本身就有一種牴觸情緒。加上軍官訓練團由王以哲主辦，不僅以「聯俄容共」相號召，甚至公開提出「抗日反蔣」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重申「攘外必先安內」，必然引起訓練團將士的反感。

  10月28日張學良晉見蔣介石，希望停止「剿共」，要求率東北軍赴綏遠抗戰，被蔣介石駁回。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漢卿乃如此無識，可為心病」，「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其作事無最後五分鐘之堅定也」。可見蔣介石基於以往對張學良的看法，對張的意見並未提起重視。

  10月29日蔣介石返回洛陽避壽。31日張學良特地約閻錫山、徐永昌、傅作義等人前往洛陽祝壽，藉機再次進言，勸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次蔣介石還算有耐心，勸張學良說：

  「攘外必先安內，共黨已日暮途窮，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就會取得最後勝利。」

  張學良不死心，仍據理力爭：

  「此事關係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請蔣委員長慎重考慮。」

  蔣介石看看閻、傅等人，厲聲質問：

  「你們只答覆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

  此次進諫仍以無果而終。但這時張學良的處境已十分艱難，一方面必須隨時保持與紅軍溝通，避免紅軍被中央軍所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從蔣介石的部署，繼續「圍剿」紅軍。可兩方面兼顧，難免不會露出破綻，一旦被抓住把柄，後果將十分嚴重。

  就在這時，蔣介石指揮晉綏軍打響了綏遠抗戰。對張學良來說，參加綏遠抗戰，正是擺脫困境的好機會。首先，東北軍大舉北遷，「剿共」必將受到影響甚至因此而停頓；而東北軍進入綏遠後，既與紅軍相距不遠，又可就近接通蘇聯與外蒙古，說不定能代替紅軍打通國際路線，就此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

  11月27日，張學良正式上書蔣介石，強烈要求率東北軍赴綏遠參戰。

  然而，這只是張學良的一廂情願。蔣介石在「對日方案」的序列中，有馮玉祥與唐生智，而張學良僅為預備隊隊長。在張學良看來，這明明就是為人們對東北軍的非議——軍紀差、戰鬥力差做註腳。

  就在這時，張學良得知蔣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國會「七君子」，查封了各種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救亡報刊。張學良憤怒之下，於12月2日親自駕駛軍用飛機，孤身直飛洛陽，再次直言進諫，強烈要求將東北軍撤出「剿共」戰場，開赴綏遠參加抗戰。

  由於蔣介石不為所動，張學良情緒激動，嚴詞指責蔣介石「專制」，與袁世凱、張宗昌無異。蔣介石毫不理會，卻態度強硬地表示：「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

  張學良完全沒有料到，「請纓抗戰」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蔣介石「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決心，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東北軍之兵心，為察綏戰事而動搖，則『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余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震懾，而挽危局，蓋余個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12月4日晚，蔣介石一行乘火車由洛陽抵達臨潼，次日上午入住華清池。

  緊接著，一批重要軍事將領、軍政要員雲集西安，包括軍政部次長陳誠、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豫鄂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衛立煌、豫陝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陳繼承、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二十五軍軍長萬耀煌等。

  與此同時，隴海路上戰車滾滾，蔣鼎文等部十幾個師正在向西北開來；劉峙指揮的十萬大軍已擺在隴海鐵路沿線，隨時準備西進；萬耀煌部陸續開入潼關，進駐咸陽；胡宗南部向寧夏和陝甘邊境移動；65架戰機已調至西安與蘭州……

  蔣介石在洛陽一個月，為第六次「剿共」做了一系列軍事部署，如今重回西安，顯然是做了兩手準備，一旦張、楊不服從命令，消極「剿共」，他將實施第二套方案，即將東北軍與十七路軍調出「剿共」戰場，將陝甘兩省全部讓給中央軍，由中央軍全面「剿共」。

  臨戰換將乃兵家之大忌，蔣介石何嘗不知其中利害，只是有備無患，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走這第二步棋。他仍然確信，東北軍聯共是張學良的部下所為，張學良不過是受部下蠱惑，其為人「小事精明，而心智不定」，「尚不至為國家害」。

  然而，蔣介石不僅錯看了張學良，同時也錯估了西北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