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的「運用人員」

  「制裁」吉鴻昌，與行刺楊杏佛、史量才一樣，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作為愛國抗日將領，吉鴻昌在民眾中享有極高的聲望，萬一「處置」不當，將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這一點，戴笠對陳恭澍反覆強調。

  而謀刺吉鴻昌，面臨如「張敬堯案」同樣的難題——吉鴻昌在哪裡？

  呂一民的情報組偵察數月，一直未尋到吉鴻昌的行蹤。倒是王文找到了剪除石友三的內線。考慮到吉鴻昌的影響力，陳恭澍仍決定先針對吉鴻昌展開行動。

  吉鴻昌，字世五，出生於1895年，河南扶溝人，初在馮玉祥手下當兵，從士兵逐漸升至軍長。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兵敗下野，西北軍被中央軍收編，吉部被編為第二十二路軍，吉鴻昌任總指揮，被調往鄂豫皖蘇區「圍剿」紅軍。

  由于吉鴻昌對「剿共」持敷衍對策，1931年8月被撤職，9月奉命出國考察。1932年2月，在未得蔣介石允許的情況下，吉鴻昌返回國內，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繫，之後潛入湖北宋埠聯絡舊部，策動起義，被國民黨軍隊鎮壓而失敗。

  此後，吉鴻昌加入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被迫下野後，吉鴻昌按照中共的決定，轉入河北，組織抗日討蔣軍，但軍事行動再次遭遇失敗。隨後吉鴻昌潛回天津法租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協助下，聯絡下野軍人，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吉鴻昌知道自己上了復興社特務處的黑名單，因而小心防範，行蹤不定。

  其實，吉鴻昌在天津的固定住所只有兩處：一處稱為「紅樓」，位於法租界花園道一號，是紅磚砌牆的三層樓房；另一處在英租界四十號牛津別墅三號。

  北平站情報員范行曾提供情報稱，「吉某以大紅樓為基地」，而呂一民的情報組一直沒有偵察到吉鴻昌的宅邸，因而對「大紅樓」茫然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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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吉鴻昌先是住在法租界紅樓，不久搬到英租界牛津別墅。為安全起見，又在法租界國民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作為組織「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聯絡之所。

  這一切，呂一民的情報組一無所知。

  南京特務處本部雖未給平、津兩站限定實施「制裁」時間，但數月時光倏忽而逝，連行動目標都不曾尋到，戴笠終於沉不住氣了，一次次詢問和催促進展。

  也就在這個時候，兩個重要人物出現在呂一民的視線中，給此次行動帶來決定性的轉機。

  這兩人就是曾出任過高級軍職的鄭恩普與傅丹墀。

  鄭恩普是河南人，與吉鴻昌是同鄉，早年曾參加樊鍾秀的建國豫軍，1930年出任新編第三軍軍長；傅丹墀是河北人，曾任襄樊鎮守使。兩人服職軍政多年，均在河南時間較長，均有舊部、舊屬散落在河南各部隊乃至草莽中。

  正因為如此，他們成為吉鴻昌的統戰對象。

  而呂一民注意到他們，正是因為他們有可能與吉鴻昌有聯繫。

  此時這兩人均賦閒在津，住在法租界，雖不急於謀個差事找個飯碗，卻也是以舊部為資本，處於尋尋覓覓之中。

  呂一民在法租界找到他們，在試探性的交談中，鄭恩普無意中透漏說：

  「前幾天在旅館和吉鴻昌接談過一次。」

  這個消息令呂一民喜出望外，後又經過幾次談話，了解到吉鴻昌有意邀請他們去豫北、冀南一帶策動舊部，從事抗日反蔣軍事活動，因而這段時間與二人來往密切，經常會面。

  在這種情況下，陳恭澍決定親自出面，會會鄭、傅二人。

  由於復興社特務處為保密單位，鄭、傅只知呂一民是為南京政府服務的，具體屬於哪個部門、什麼組織並不清楚。陳恭澍自然也不會說出「復興社特務處」這一具體名稱，但對吉鴻昌「背叛中央」的種種行為，陳恭澍如數家珍，娓娓道來。

  作為站長，陳恭澍的嘴皮子功夫還是不錯的，做起人的工作，也是能言善辯，能說會道，而且「和風細雨」，潤物細無聲，直說得吉鴻昌這兩位「故舊」面面相覷，連連表示，願意效命於「中央」。

  為了爭取鄭、傅，陳恭澍特地向戴笠請示，在天津成立一個「軍事組」，由鄭、傅兩人負責。其基本任務，類似於聯絡民間武裝力量、策動偽軍反正等。而當時這類工作並無議程。只是因鄭、傅二人不屑於從事情報工作，才不得已而為之，不過是個名義而已。

  戴笠清楚陳恭澍的意圖，很快回復批准，並將「軍事組」暫交北平站統一指揮。

  11月8日，鄭恩普告訴陳恭澍：

  「吉約我與丹墀兄，明天下午三點在法租界交通旅館見面，要介紹我們認識兩位新朋友，研究有關出發前後的問題。」

  陳恭澍並未將「制裁」吉鴻昌的行動計劃告知鄭、傅，二人對此是否有所察覺也未可知，但二人無意去冀南、豫北卻是事實。陳恭澍由此推測鄭恩普所言屬實，於是問：

  「新朋友是哪位？」

  「沒說。」

  「哪個房間？」

  「四三七號。」

  陳恭澍立即召集呂一民、吳萍、王文等人開會，做出行動部署：由王文負責執行暗殺，吳萍掩護與接應撤退；由情報組女聯絡員楊玉珊負責與鄭、傅保持聯繫，隨時傳遞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