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瞄準史量才

  在監視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要領導人的同時，戴笠還奉命派沈醉的情報組監視一名非「同盟」進步人士，即報業巨子、《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之所以監視史量才，這和他風生水起的報業「生意」以及與「同盟」成員的密切往來有直接關係。

  史量才，名家修，字量才，出生於1880年，江蘇江寧人，後移居松江（今屬上海），早年從事教育工作，曾擔任《時報》主筆。

  1912年，史量才以15萬銀洋與張謇合資，盤下上海申報館，出任總經理。經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申報》銷量扶搖直上，很快躋身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大報行列。1927年與1929年，史量才又相繼購買了《時事新報》《新聞報》大部股權，他本人遂成為上海報界最大的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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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量才有自己的辦報「生意經」，認為「報紙是民眾的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民眾說些話，才能站住腳」。因此，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史量才對政府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不敢公然反對，但有時又旁敲側擊地批評一下」。

  隨著史量才在報界地位的上升，尤其購買《新聞報》股權後，成為報界權威的他，自恃其報業機構設在租界，南京政府對它奈何不了，開始愈來愈大膽地與南京政府對抗。

  「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的政治態度趨向進步，針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公開提出「安內必先攘外」。並在《申報》上全文刊載宋慶齡關於《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集團》的宣言。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學發生學潮，《申報》在如實報導學潮起因後，又特地發表《中大學潮平議》，稱「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亂，生活之不安，實為學潮之根因」，在批評教育日益敗壞的同時，矛頭直指國民政府政治、軍事的黑暗。

  教育部長朱家驊與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分別向蔣介石報告了《申報》種種危害黨國的行為，蔣介石遂下令「申報禁止郵遞」。

  蔣介石奈何不了租界的申報機構，卻能在上海華界與其他地區封殺《申報》，這是史量才始料不及的。

  租界彈丸之地，「禁郵」等於置《申報》於死地。史量才畢竟是商人，經濟利益不能不考慮，於是趕緊托人，向蔣介石緩頰。

  蔣介石提出「解禁」條件，史量才答應撤換總編輯陳彬和，堅決不同意中宣部派員指導《申報》編輯和發行。

  對此，蔣介石沒有堅持，總算放史量才一馬，《申報》「禁郵」35日後被解禁。

  但史量才並沒有屈服。1932年年底，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史量才在《申報》上廣為宣傳，極力擁護其政治主張，並發表同盟領導人宋慶齡、楊杏佛、魯迅等人支持抗日與抨擊國民黨統治的言論，反對蔣介石「圍剿」蘇區紅軍。此後，又詳盡報導了楊杏佛的華北之行，以及宋慶齡、楊杏佛在南京營救政治犯的活動。

  也正因為史量才與同盟關係密切，戴笠在奉命監視同盟主要領導人時，史量才也被列入其中。當時也只是監視而已，蔣介石並未打算除掉史量才。最終令蔣介石動了殺機的，是有情報顯示，史量才不僅同情共產黨，而且曾對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給予經濟援助。

  楊杏佛遇刺一年後，即1934年夏初，戴笠得到暗殺史量才的指令。

  然而史量才不同於楊杏佛，他不僅行蹤不定，難以掌握其生活規律，而且出門必坐防彈保險汽車，身邊跟隨保鏢，警惕性極高。

  史量才處處提防，開初並非防備政治暗殺，而是防備因財而遭報復；直到楊杏佛遇刺，才開始對南京方面有了防患於未然的準備。但對因財而結下的仇家，一直未敢放鬆警惕。

  提起史量才因財結仇，還要從清末官員陶保駿說起。

  陶保駿，江蘇鎮江人，上海光復前任南京軍務要職。辛亥革命時，攜貪污所得巨額軍餉數十萬逃到上海，寄居於名妓沈秋水處。未幾被滬軍都督陳其美逮捕槍決，沈秋水順手牽羊，拿走了陶保駿帶來的巨額財富。

  豈料，沈秋水婦道人家擔不得事，還沒來得及享用這天上掉下的餡餅，便因擔驚受怕搞得寢食難安，一日數驚。她將此事告訴了往來密切的史量才，史為保護沈秋水，納她為如夫人，史量才也因此瓦塊翻身，有了購進《申報》的巨額資金。

  再說陶保駿，其家中有一兄一弟，兄為津浦路南段局長，弟為軍官，他們很快發現陶保駿的巨額錢財落入史量才之手，揚言要找史量才算帳。史量才得此訊息，處處小心提防，甚至為此學習拳術、技擊，以防不測。

  縱使多年來陶家兄弟並未成功付諸行動，史量才仍不敢掉以輕心，尤其隨著陶保駿的兒子長大成人，史量才的警惕性也越來越高。

  鑑於史量才的高度警惕與防範，以及「刺楊案」的經驗教訓，考慮到史量才在上海的影響，戴笠接受任務後格外謹慎，並不急於行動，只是尋找機會，以求一舉成功，不留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