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託孤：劉備在玩權謀嗎？

  江陵外圍，有東吳的兩路援軍，一路是孫權派出的諸葛瑾等人，駐紮在長江南岸的公安；另一路是大將孫盛，所部約一萬人，駐紮在江陵東南面的江中島。

  這樣的防禦力量，應該說已經很雄厚了——兩路援軍與江陵守軍互為掎角，魏軍要想把江陵困死，顯然沒那麼容易。

  然而，西線魏軍的戰鬥力，卻讓東吳方面大出意料之外。

  黃初四年春，魏軍西線統帥曹真展開了「圍點打援」的行動：先是在正月，命張郃進攻孫盛，大破吳軍，奪取了江中島；緊接著在二月，又命夏侯尚擊退了諸葛瑾、潘璋等人率領的援軍；曹真本人，則親率主力把江陵團團圍困。

  很快，江陵城便陷入了「中外斷絕」的境地，加上城中疫病流行，仍有戰鬥力的兵員只剩五千人，形勢極為險惡。

  魏軍的攻勢異常猛烈，「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幾乎把所有能用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守城將士驚恐萬狀，個個面無人色，只有朱然一如平常，毫無懼意。他不斷激勵將士，積極組織防禦，非但頑強地守住了城池，還趁魏軍暫停進攻的間歇，親自率部出擊，攻破了魏軍的兩座營寨。

  就這樣，魏軍圍困了江陵數月之久，卻始終未能攻克。

  

  不過，城中的情況也越來越糟糕了：戰鬥人員越打越少，糧食也即將告罄，軍心不免再度動搖起來。當時，負責防守北門的江陵縣令姚泰覺得肯定守不住了，便暗中派人與魏軍聯絡，準備打開城門投降。

  所幸，朱然及時察覺，斬殺了姚泰，這才穩住了軍心。

  為了援救江陵，孫權決定派水軍奪回江陵東南面的江中島，打破魏軍的封鎖。魏軍大將夏侯尚得到情報，立刻上報曹真，並提出了一個針鋒相對的計劃：派重兵把守江中島，然後在江面上架設浮橋，直達北岸，以便大軍隨時進出。

  曹真及眾將都認為這個辦法可行，因為如此一來，對江陵的封鎖就會非常穩固，那麼城池自然指日可下。

  很快，魏軍便實施了這個計劃。

  當身在宛城的董昭得知這一消息後，頓覺大事不好，立刻上書曹丕，說：「先帝（曹操）智勇過人，用兵卻十分謹慎，從不敢輕敵若此。凡是行軍作戰，前進容易，後退困難，這是兵法常理。即便在沒有險阻的平地作戰，撤兵尚且不易，何況深入江中，更要考慮後路，因為勝敗無常，戰場上不可能事事如意。如今，大軍進駐江中島，可謂至深；靠浮橋運送部隊，可謂至危；只有一條道路通行，可謂至狹。三者皆兵家之大忌，我軍卻全都犯了。倘若吳軍集中兵力攻擊浮橋，我軍稍有失誤，島上的精銳便會悉數成為吳國的俘虜，不再是魏國所有了。臣為此甚感憂慮，寢食難安，可前線那些將領卻都自以為得計，這不是糊塗嗎？何況汛期將至，一旦江水暴漲，我軍如何防禦？用兵之道，若無法戰勝敵人，至少要保全自己，為何將自己置於險境，卻毫無恐懼之心呢？萬望陛下明察。」

  曹丕見到奏疏，也驚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詔，命夏侯尚所部即刻撤出江中島。

  不出董昭所料，就在夏侯尚接到詔令、匆忙撤退的同時，東吳水軍已經在東、西兩側集結了兩支艦隊，正準備夾攻浮橋。

  魏軍人數眾多，浮橋卻十分狹窄，撤退時不免一片慌亂，幾乎堵得難以通行。所幸，曹丕的命令來得非常及時，當東吳水軍逼近浮橋時，夏侯尚所部剛好全部通過浮橋，安全撤到了北岸。

  魏軍將士驚魂甫定之際，回頭一看，不禁又捏了一把冷汗——吳軍大將潘璋早已準備了大量舟船，上面滿載蘆葦，只等靠近浮橋便縱火焚燒。

  假如撤退命令晚到一步，浮橋必定被付之一炬，而夏侯尚的這支部隊也必定會全軍覆沒！

  十餘日後，果然又如董昭所料，長江水位迅速暴漲，把江中島完全淹沒了。曹丕既後怕又感慨，對董昭道：「你對這件事的判斷，何其精準啊！」

  不久，魏軍軍中突然爆發疫情，將士們紛紛病倒，戰鬥力大幅下降，曹丕知道再耗下去凶多吉少，只好無奈地發布了詔令，命三路大軍全部撤退。

  曹魏對東吳發起的這場聲勢浩大的全面進攻，就這樣無果而終了。

  差不多從這個時候起，魏、蜀、吳三國進入了一個為期數十年的戰略相持階段，因為通過夷陵之戰和魏、吳之間的這場大戰，所有人都逐漸看清了一個事實——如今鼎足而立的這三個政權，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戰略均勢，誰也不可能輕易吃掉誰，更不用說一統天下。

  雖然從綜合實力的角度看，還是曹魏最強，但這種強大卻遠遠不足以讓它在短時間內吞併其他兩國，甚至都不足以讓它徹底戰勝其中任何一國。簡言之，就是守則有餘、攻則不足。

  這八個字，對蜀漢和東吳也同樣成立。

  儘管東吳分別擊退了來自蜀漢和曹魏的全力進攻，可這已經是它的國力所能承受的極限，所以不可能對二者展開大規模的反攻，充其量只能是在東線與曹魏進行曠日持久的局部交鋒。

  至於蜀漢，在夷陵慘敗後，向東擴張遭遇重挫，從此便不敢再打荊州的主意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復與東吳的關係，然後向南穩定大後方，向北尋求突破。這正是後來由諸葛亮主導的戰略。

  如果說在曹操的全盛時期，「一統天下」仍然是有可能實現的一個目標，那麼到了如今這個三國鼎立的時代，這四個字，已經越來越像一個不切實際、遙不可及的夢想了。

  劉備逃到白帝城後，為了圖吉利，將此地改名永安，取「永遠平安」之意。

  可是，這世上哪有什麼永遠的平安呢？

  自從起兵以來，劉備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面對各種危險，所謂的平安，或許就是這一個危險與下一個危險之間的短暫間歇罷了，何來「永遠」？

  更何況，即便劉備一路披荊斬棘，化解了所有的危險，到最後，總有一個危險是他無法化解的，那就是——死亡。

  黃初四年春，劉備在戰敗的羞憤中抑鬱成疾，一病不起。

  二月，諸葛亮接到詔令，馬不停蹄地從成都趕到了永安。三月，劉備病勢沉重，陷入彌留。

  一代梟雄，一位草根逆襲的王者，終於到了跟這個世界說再見的時候了，不論他有多少遺憾、多少不舍。

  劉備把諸葛亮召到病榻之前，命他以丞相之職輔佐太子劉禪，並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手。

  這對相知多年的君臣，在最後的時刻，執手相看淚眼，當然並沒有「無語凝噎」，而是留下了一段簡短卻意義重大的對話。

  （劉備）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三國志·諸葛亮傳》）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永安託孤」（也稱白帝託孤）。

  劉備對諸葛亮說：「你的才幹，超過曹丕十倍，必能安定國家，完成大業。如果劉禪可以輔佐，就請輔佐；如果他沒有君主之才，你可以取代他。」

  諸葛亮哭著說：「臣豈敢不竭盡全力，以忠貞之節報效，死而後已！」

  這段對話，乍一看就是正常的託孤遺言，但仔細品味，其中有四個字，卻與歷史上大多數政治遺言截然不同，似乎大有深意，遂令千百年來的無數後人爭訟不已，至今仍無定論。

  這四個字就是劉備說的「君可自取」。

  老皇帝託孤，卻跟顧命大臣說，我兒子要是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自己當皇帝。

  這種話，簡直會把顧命大臣活活嚇死。相信諸葛亮在那一刻，一定會汗流浹背，惶恐莫名。他當時流下的眼淚，如果說有七分是哀傷，那麼另有三分，恐怕便是驚懼和惶恐了。

  正因為劉備這話實在是超乎常理，所以他的動機就十分耐人尋味：劉備說這種話，究竟是出於真誠之心，以國家大事為重，希望諸葛亮「能者上位」，不必顧忌君臣之義，還是出於帝王權謀，忌憚諸葛亮的能力，所以既要託孤，又要防止權臣篡位，故而留此遺言終身震懾諸葛亮？

  這兩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觀點，歷來都有很多擁躉，而且似乎都言之成理。

  前者，以《三國志》作者陳壽為代表，他說：「其（劉備）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三國志·先主傳》）

  很顯然，陳壽認為劉備託孤完全是出自真誠之心。所謂「心神無貳」，強調的就是劉備之言純屬發自肺腑，絕無弦外之音，更不存在「權謀論」那種陰暗的動機，所以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君臣大義，才能成為古往今來的典範。

  元代史學家胡三省、清代史學家趙翼，也都持類似觀點。胡三省說：「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劉備）之明白洞達者。」趙翼也說：「千載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

  對劉備「永安託孤」進行陰謀論解讀的代表，則非乾隆皇帝莫屬。乾隆在《御批通鑑輯覽》中說：「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以譎詐相尚，鄙哉！」

  這話的意思是：劉備跟諸葛亮平時常以魚和水來比喻彼此的關係，可見劉備深知諸葛亮的忠貞，可為何託孤時要說這種猜疑的話呢？三國時代的人，大多崇尚詭詐之術，實在可鄙！

  可能同樣是皇帝，所以乾隆自認為更懂劉備的心思，於是習慣成自然地從帝王心術的角度來解讀劉備的話，結論當然就是「猜疑」和「譎詐」了。

  那麼，當劉備說「君可自取」時，其背後的真正動機到底是哪一種呢？是出自真心，還是出自權謀？

  我的答案是——兩者兼而有之。

  理由很簡單：人都是複雜而矛盾的，劉備尤其如此。

  我們在前文說過，劉備這個人，很難用一個固有的標籤來界定他。你說他仁義，他確實有很多仁義之舉；你說他詭詐，他確實也經常扛著仁義之旗行權謀詭詐之事。

  劉備為什麼要行仁義？

  因為這不僅出自他的天生性情，也是出於立身處世和現實鬥爭的需要。這一點我們在前文也分析過，像劉備這種草根出身的苦孩子，沒有任何資源，只能以仁義立身創業，有意識地跟曹操、袁紹這些豪門子弟進行差異化競爭，才有可能拿到逐鹿天下的入場券。

  劉備為什麼要行權謀詭詐之事？

  原因也一樣，要想在亂世安身立命並且逐鹿天下，不懂權謀怎麼混？不行詭詐之術怎麼可能建立霸業？

  所以，「高尚/卑鄙」「真誠/虛偽」「仁義/詭詐」這些通常看上去水火不容的品質，就可以水乳交融地結合在劉備一個人身上。甚至我們也可以說，這些矛盾的東西，同樣存在於古往今來的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身上。

  弄清了這個前提，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劉備託孤之時的心理狀態不可能是簡單而純粹的。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劉備與諸葛亮的確相知莫逆，否則既不會有「三顧茅廬」的千古佳話，也不會有劉備對關羽和張飛說的那句經典之言：「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此後又經過這麼多年的並肩作戰，兩人之間更是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此外，對於諸葛亮的能力、才幹和忠誠，劉備也是高度認可的。所以，劉備要託孤，諸葛亮必然是舍此無他的不二之選。就此而言，劉備的託孤之舉當然是真誠的，因為他絕不可能把兒子和蜀漢基業託付給一個能力不足或忠誠度不夠的人。

  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劉備畢竟是一個皇帝，而且是在亂世之中草根逆襲的皇帝。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沒有複雜而深沉的帝王心術呢？

  帝王心術的核心，其實就是對任何人，都不可能給予百分之百的完全信任。

  這並不是說劉備不相信諸葛亮，而是劉備不相信人性。靠自己的本事拼殺出來的帝王，對人性都有很深的洞察，對於世事無常、人心善變更有著深刻的體認。所以，劉備相信諸葛亮的忠誠，與劉備擔心諸葛亮未來有變成權臣的可能，這兩者並不矛盾。或者說，即使是矛盾的，這兩種心態也完全可以在劉備的心中並存。

  古人常說「主少國疑」，意思是即位的君主年少，人心便會疑懼不安。劉備託孤的這一年，劉禪才十七歲，是典型的未經世事的少主。何況知子莫若父，阿斗生性懦弱、才具平庸，劉備不可能不清楚。這樣的一個少主，搭配一個年富力強、能力出眾的顧命大臣，其結果，就使後者極有可能成為架空君主的權臣。這在兩漢四百餘年的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

  對此，劉備必然會有所預見，也必然會感到擔心。儘管所託付的這個人，是他一直以來都高度信任的諸葛亮；儘管眼下的諸葛亮，其忠誠度是無可懷疑的。可劉備不敢保證，此時德才兼備的諸葛亮，在大權獨攬若干年後，其品德不會敗壞，其野心不會膨脹。

  所以，劉備索性把這層擔心直接表露了出來。當然，表露方式是很委婉、很高明的，是推心置腹、充滿真誠的。不管諸葛亮對「君可自取」四個字作何理解，理解到什麼程度，總之劉備相信，諸葛亮在聽到這四個字時，內心一定會感到極大的震撼，而且這種震撼必將伴隨諸葛亮的一生——無論何時回想起來，都會覺得言猶在耳。

  如果諸葛亮是始終忠貞不渝的，那麼這四個字，就是對他的勖勉和鞭策。

  如果諸葛亮有朝一日起了異心，那麼這四個字，就是對他的敲打和震懾！

  這就夠了。

  對於行將就木的劉備而言，他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至於未來的蜀漢霸業會走向何方，未來的天下大勢會如何演變，就不是他所能關心和左右的了。

  託孤之後，劉備還給阿斗和另外兩個兒子留下了一段語重心長的遺言。

  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

  人到五十歲死亡，就不算夭折，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有何遺憾？我自己雖然無憾，但對你們兄弟甚是掛念。不要因為惡行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為善事很小而不做。只有賢能和品德，能讓人敬服。你的父親德行不夠，你不要效法。

  後人從劉備的這段遺囑中，摘出了兩句為人處世的格言。這兩句話從此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之語，至今仍然膾炙人口：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劉備對仁德的注重，於此可見一斑。作為一個草根逆襲的皇帝，劉備一生固然做過不少權謀詭詐的事，但作為一個性情寬厚的人，劉備仁德的這一面，卻是毋庸置疑也不容抹殺的。

  臨終之際，劉備把次子劉永叫到床前，叮囑道：「我死以後，你們兄弟要像侍奉父親一樣侍奉丞相。」

  曹魏黃初四年（蜀漢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劉備病逝於永安，享年六十三歲，諡號「昭烈」。

  蓋棺論定之際，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中給了劉備很高的評價。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雲耳。

  劉備氣度恢宏，意志堅毅，性情寬厚，有知人之明，善待士人，具備高祖劉邦的風範和英雄的器宇。劉備在機變、權術、才幹、謀略方面不及曹操，所以事業格局相對有限。然而，劉備能夠百折不撓，始終不肯屈居曹操之下，是因為他料定以曹操的器量，終究容不下他，這不僅是為了爭權奪利，也是為了不被曹操所害。

  同年五月，太子劉禪即位，改元建興，封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且「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資治通鑑·魏紀二》）。

  也就是說，從這一刻開始，蜀漢的一切政務，無論大小，全部都由諸葛亮裁決。

  這一年，諸葛亮虛歲四十三，屬於人生中的黃金時期，正是大幹一番事業的年紀。上天在這一刻把蜀漢的這副重擔交到他的手上，既是一種命運的偶然，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諸葛亮小劉備整整二十歲，所以劉備打下的基業，遲早是要交棒給他的。這一點，其實早在劉備當年三顧茅廬、在隆中與諸葛亮一起策劃天下大計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黃初四年的夏天，當諸葛亮扶著劉備的靈柩走在回成都的路上，這句話肯定是他當時的內心寫照，只是後來才被他記錄在了《前出師表》上。

  屬於曹操的時代，屬於劉備的時代，都已經隨著這些梟雄的離去消散於歷史的塵煙中。接下來，將是一個屬於諸葛亮的時代，以及即將與他同台競技的司馬懿的時代。

  這一刻，胸懷天下的諸葛亮定然躊躇滿志，同時也如臨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