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李定國的兩次進軍廣東

  第一節　1653年李定國廣東肇慶之役

  在廣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後，孫可望出於嫉妒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國部的發展，甚至設計加以謀害。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被迫改變戰略方向，決定由廣西向廣東進軍。這樣，既可以避免同駐守在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孫可望發生摩擦，又可以指望與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部和廣東抗清義師配合。我們已經指出，就總體而言南明的軍事力量並不像歷來史家想像的那麼弱，只是由於無窮無盡的內訌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實力，大批將領倒戈投降，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志抗清，又往往各自為戰，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權威的統一指揮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給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孫可望一度改變了這種局面，抗清運動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可惜好景不長，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導致以原大西軍為主體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國不愧是南明最傑出的軍事家，他不僅始終以反清復明為己任，還用卓越的戰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孫可望併力恢復湖廣然後東進的計劃既不可能實現，就轉而另闢蹊徑，聯絡鄭成功共圖復興大業。他的戰略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首先收復廣東，進而奪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如果這一計劃實現，擁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將控制整個江南，然後分路向北推進，全國形勢將大為改觀。然而，這一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要看鄭成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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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1654年南明會師計劃及行動圖

  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二月，李定國率部從廣西賀縣出發，占領戰略要地梧州[3]，接著師出廣東。三月十四日經封川縣攻占開建和德慶州[4]，同月二十五日進抵肇慶城下。次日，定國親臨肇慶城外，指揮部隊從東、西、北三面強攻，同時分兵占領四會、廣寧[5]。李定國大軍入粵，使兩廣地區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紛紛起而響應，配合作戰。如，廣西岑溪的宋國相、韋應登部出攻廣東羅定、東安、西寧；廣東沿海的抗清義師派出戰船二百餘艘由新會、順德境內河流直入九江口，「偽爵鎮周金湯、葉標、施尚義、熊朝佐、王翰、鄧耀等兵稱數萬」[6]；韶州清遠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國聯繫，準備由從化縣南攻廣州。特別是鎮守廣東東部與福建接境的潮州總兵郝尚久也再次樹起反清復明的旗幟。郝尚久原為李成棟部將，1648年隨成棟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為在廣州杜永和等未下之時先行降清，又有擊退鄭成功軍之功，會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可是，事與願違，清朝當局對他的反覆無常和桀驁不馴早已心懷戒意。1652年（順治九年）八月，清政府決定派南贛副將劉伯祿接任潮州總兵[7]，調郝尚久為廣東水師副將，不僅剝奪了他的兵權和地盤，官職也降了一級。郝尚久拒不遵調，已有一觸即發之勢。二月間，郝尚久就開始了反清的準備工作，清分巡嶺東道陸振芬密報，「近尚久深溝高壘，調集四面土官，勾引鄭寇入潮陽、揭陽二縣」[8]。李定國攻入廣東的消息傳來，郝尚久認為時機已到，立即起而響應。三月二十二日，他公開反清，「自稱新泰侯，改元永曆七年」，「勒令全城割辮裹網」。清巡道陸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寧、澄海、揭陽、饒平等縣的知縣都被拘捕[9]。郝尚久任命李信為潮州知府，還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員[10]，並且派使者同李定國取得聯繫。這樣，廣州地區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就處於東、西交困的被動地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東面受到相鄰的福建漳州清軍牽制；西面惠州總兵黃應傑又效忠於清朝，隔斷了郝軍西進廣州的去路；清總兵吳六奇駐兵於大埔、鎮平（今廣東蕉嶺縣）、程鄉（今廣東梅州市），從北面威脅著潮州。因此，郝尚久憑藉本部兵力同李定國會師恢復廣東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國一樣事先派出密使請鄭成功出兵，只要鄭成功踐約遣主力西上，廣州清軍勢難兩顧，東西合擊收復全粵頗有把握。鄭成功的按兵不動，使這一計劃無從實現。

  肇慶戰役從三月二十六日開始。李定國親自指揮部隊架梯攻城。清肇慶總兵許爾顯據城頑抗，抽調一批精兵用繩索縋下城外，反擊攻城之兵，奪得攻城用的梯子一百多架。李定國見強攻無效，改用挖掘地道透入城中的戰術，命令將士用布袋盛土堆積為牆，栽木成柵，輔以挨牌做掩護，利用鳥槍狙擊清軍，暗中組織人力開挖地道。許爾顯察覺了明軍的意圖，就在城內挖掘一道同城牆平行的深溝，準備李部士卒開挖的地道一旦透入城內即可及時發覺，在深溝地道中展開肉搏戰。由於李軍勢大，許爾顯雖竭力防禦，但難以持久，迫不及待地向廣州呼籲急派援兵。

  坐鎮廣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深知局勢危險，他分析了四面之敵，說道：「余無足慮者，破李定國即自相解散耳！」於是，他親自率領平南、靖南（耿繼茂）兩藩主力趕赴肇慶[11]。到達肇慶後，尚可喜登上城牆仔細觀察了雙方戰守形勢，對部下將領說：「吾所憂乃不在此。」意思是肇慶城牆堅固，易守難攻；他帶領的廣東清軍主力到達之後，雙方兵力對比懸殊的局面也已經改變，李定國軍攻下該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廣州清軍主力既然調到了肇慶，萬一李定國派人同潮州郝尚久聯絡，命郝部破釜沉舟乘虛西攻廣州，那麼，他就將在肇慶重蹈孔有德桂林之戰的覆轍。因此，他通知留守廣州的耿繼茂派出鐵騎扼守三水縣西南面的木棉頭渡口，切斷李定國同郝尚久之間的聯繫通道。耿兵到達指定位置後，果然遇到李定國遣往潮州聯絡的一支小部隊，清軍乘這支李軍渡河到一半的時候發起攻擊，格殺數百人，挫敗了李定國的戰略意圖。尚可喜解除了後顧之憂，即著手全力對付李定國軍。四月初八日，他下令從東、西炮台各鑿一側門，出其不意地衝出城外奪取李軍所挖地道。為了鼓舞士氣，他高懸賞格：「有能出城奪賊地道者，人賞銀五十兩。」[12]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清軍士卒拼死賣命，蜂擁向前。儘管李軍「炮火如雨」，清軍以挨牌遮擋頭部，持刀奮進，奪取了李軍的地道口，隨即放火熏燎地道內隱藏的李軍，死者不知其數。李定國被迫離城五里下營。尚可喜初戰得勝，趁明軍立足未穩之際，派主力由西、南兩門出攻李定國設在龍頂岡的營壘。鑑於李軍作戰時用長幅布纏頭、棉被遮身，刀箭難以奏效，尚可喜給士卒配備了一丈五尺長的撓鉤長槍，終於突破了李軍陣地。

  李定國強攻肇慶既被擊退，原寄希望的鄭成功、郝尚久軍又杳無消息，他審時度勢決定主動撤回廣西。第一次進攻廣東的戰役就此結束。按清方記載，李定國在肇慶戰役中雖然未能得手，兵員損失並不多，每次戰敗捐軀者都只有幾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尚可喜、耿繼茂在李定國開始進攻肇慶時膽戰心驚，唯恐落到孔有德的下場，向清廷請派援兵。五月，清廷命駐防江寧昂邦章京喀喀木為靖南將軍與梅勒章京噶來道噶率軍往廣東增援[13]。援軍到達時，肇慶戰役早已結束，遂轉用於鎮壓潮州郝尚久部。

  郝尚久獲悉李定國兵敗西撤後，自知力薄勢單，急忙派使者請鄭成功出兵相救。可是，鄭成功的行動卻頗為微妙。這年五月他在海澄、廈門地區擊敗清固山額真金礪的進攻，召集諸將議曰：「金酋殺敗班回，必有一番說話，虎不足慮矣。我欲興問罪之師於潮、揭（陽），一則使郝尚久不敢據郡歸清，二則鷗汀逆寨屢截糧□，應當掃平也。」六月，成功「督師南下，先攻鷗汀逆寨」，結果因鷗汀寨建築在水田當中，「雨田泥深，攻打又難」，未能得手。「姑抽回入揭征助行糧，並移諭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可悖叛歸清」。七月，鄭成功所統主力駐於揭陽，「征輸行糧，各寨樂輸」。八月，他就返回廈門了。這段時間正是郝尚久生死存亡之際，鄭成功親統大軍進入潮州府境，籌集了糧食之後就揚帆滿載而歸，給郝尚久的只是一紙帶有命令口氣的空文。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繼茂、靖南將軍喀喀木和奉調來援的南贛兵孔國治部一千七百名在收取了潮州府屬各縣後包圍了府城[14]。經過一個月的拼死搏戰，清軍終於在九月十四日夜攻陷潮州，郝尚久和他的兒子郝堯自殺[15]。清軍「屠城，斬殺無算」[16]。有的史籍記載，鄭成功曾派兵援郝，如阮旻錫云：「八月，賜姓回廈門。九月，清兵攻潮州，郝尚久求援，遣陳六御率兵援之。尚久疑，不敢開城納兵。未幾，城破，尚久死，六御乃引還。」[17]江日升所記情節頗有出入，「陳六御舟師甫至南澳，聞潮已破，不敢進援而返」[18]，這很可能是為鄭成功見死不救進行開脫。鄭成功駐師揭陽時與潮州府城接壤，若有同郝尚久合力迎擊廣東清軍之意，何必在關鍵時刻撤回福建。楊英雖未明言成功在八月間匆忙返回廈門的原因，但緊接著敘述李德、周繼武持鄭芝龍手書到，同月成功即「令李德星馳赴京回報」[19]。可見，鄭成功的撤兵回廈主要原因是擔心救「明新泰侯」將影響和談。派陳六御援潮州不過是一種姿態，在成功麾下陳六御只是二等將領（北鎮），兵力根本不足以挽救郝尚久的覆敗。潮州一府是鄭軍糧食的主要補給基地，鄭成功受制於和談，只顧眼前撈一把，而缺乏長遠之計，這多少反映了他動搖於明、清之間的困惑。

  第二節　1654年李定國廣東新會之戰

  李定國在肇慶戰役失利後，並沒有氣餒。他正確地總結了第一次入粵作戰的經驗教訓，肯定東、西夾攻，恢復廣東是南明中興的最佳戰略。上年的受挫關鍵在於鄭成功迎戰金礪部清軍，無暇西顧。因此，他在醞釀再度發動廣東戰役之時，多次派使者前往廈門同鄭成功聯絡，詳盡商討了戰役部署和出兵時間。

  以上說明了李定國用兵廣東的正確。南明復興的希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取決於孫、李合作全殲湖南屯齊所統清軍，由於可望嫉賢妒能坐失良機；這以後的可能性就是李、鄭會師收復廣東和東西會師長江收取江南（見下述）。此機一失，南明再無復興之望。用兵如弈棋，關鍵一著失誤，全盤皆輸。李定國不愧是明清之際最傑出的軍事家，他的高瞻遠矚，實在是同時諸雄根本無法比擬的。李定國為實現這一重大戰略方針嘔心瀝血，做了極其周密的部署。早在1653年（順治十年）九月，即李定國在廣東肇慶受挫回師廣西五個月之後，永曆朝廷就派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程邦俊攜帶詔敕前往廣東，向兩廣總督連城璧宣諭「藩臣定國，勠力效忠，誓復舊疆」，即將進軍廣東，命連城璧聯絡廣東義師準備接應。1654年正月連城璧回奏他接到敕書後「親詣鎮臣王興營，與之點算軍實，收合勇壯；知會鎮臣陳奇策、羅全斌等及各股官、義頭目，面定要約，以三月初二水陸畢會，以待王師。眾皆踴躍，又是一番朝氣矣」[23]。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連城璧疏中提到的三月初二會師日期，後來定國大軍入粵正是在三月初二日占領高州，證明至少在半年以前李定國就已經做出了第二次進軍廣東的具體計劃。定國進兵廣東主要寄希望於鄭成功率領主力來會，以收東西夾擊之效。既然把會師日期早在半年以前就通知了連城璧預做準備，絕不可能不通知鄭成功。由於南明文書大量被銷毀和楊英等鄭系官員記載「藩主」事跡多有諱忌，導致李、鄭信使往來的準確情況難以弄清。但是不應忘記廣東義師多在海濱、島嶼，同鄭成功一樣擁有舟師，海上聯絡並不困難。定國在1654年致成功的一件書信中說「遣使帆海……擬閱月可得旋」[24]，前此已多次通使，說明一個月左右使者即可往返，若僅以朝命調兵，僅需半月。定國信內摘引成功來書中語常不見《先王實錄》等書，足知楊英等有難言之隱。總之，李定國廣東戰役方案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就是鄭成功的主力，來與不來，大致決定廣東戰役的成敗，更與南明能否復興直接相關。

  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二月，李定國從廣西柳州領兵數萬（其中有羅羅兵數千），配備了大象和銃炮，南下橫州（今廣西橫縣），經廣東靈山（今屬廣西）攻廉州府（今廣西合浦），清總兵郭虎逃走。定國軍至高州（今廣東茂名市），清高州守將張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將陳武、李之珍督兵至石城青頭營扼守，被明軍擊敗，李之珍逃往電白縣，張月遣使者迎降，陳武被砍死，高州遂為明軍占領[25]。接著，清雷州總兵先啟玉也以城歸降。高、雷既定，李定國在三月初三日親至高州，廣東各處義師群起響應；清平、靖二藩和督撫標兵不敢迎戰，集中兵力防守廣州地區，向清廷緊急呼救。李定國一面派使者前往廈門再次督促鄭成功率主力來粵，他考慮到鄭軍在水上的優勢，從海道來助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軍的阻擊，因此確定兩軍會師地點為廣州南面的新會。同時他派自己的軍隊會合廣東義師王興等部向新會進發。定國未能親統大軍東征，是因為他在四月間患病，直到八月間才治癒[26]。主帥沒有親臨前線，缺乏堅強的指揮核心；鄭成功又未能按期出兵，新會戰役的前一階段自然難以奏捷。據清方報告，定國部署的新會戰役從六月二十九日開始，「老本賊（即定國所遣本部兵馬）約有一千餘，皆有盔甲，馬約二百餘匹，象二隻。余賊皆系繡花針（王興綽號）及各處土寇」[27]。定國在養病期間仍積極做大戰準備，一方面在高州地區籌集糧餉和作戰物資，《高州府志》云：「定國入高州，改舊府署僭營王殿，重征疊派，每米一石納扉、履及鉛、鐵等物，民甚苦之。」[28]定國以高州府署為住所當系事實，但說他「營」建王殿，似乎在大興土木，則顯為誣衊之詞，因為定國志在復廣再圖進取，不可能有久居高州之意。從征派的物資看，門扇為盾牌之用，鞋為軍士所需，鉛、鐵乃製造兵器必備之物。另一方面，定國在四月間和大約八月間一再派使者赴廈門催促鄭成功出兵，要求成功告知準確師期，以便發起決戰。楊英書中收錄的定國致成功信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書曰：

  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詣鈐閣，悉機務，並候興居，擬閱月可得旋。不圖至今尚棲遲貴壁。今差員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穀駐師高、涼，秣勵養銳，惟候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蓋不欲俾虜有隻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書，切切以恢東為計。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爰遣水陸二師，齊發新（興）、肇（慶），托祉有初，兩見成績。蓋殄虜於長洋，敗李酋（指清兩廣總督李率泰）於端水（即肇慶）。而會城兩虜（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恃海攖城，尚稽戎索。茲不穀已駐興邑（指廣東新興縣），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儲糗攸資，是用悉所精神，援餉不絕。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在彼望風屏息，遵陸知難，遂恃長舸艦，堵我舟師。非借貴爵星言發夕，其誰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關切。至於粵東水師官兵抗虜、降虜者，莫不密遣告勞。然詳所舉止，多倫觀望。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惟貴爵為宣此意，以慫恿各部，則五等上下，庶知國恩祗報在茲，而不謂不穀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虜之來，向亦各聞其概，然通盤策虜，再無敬謹（指被李軍擊斃的清敬謹親王尼堪）之強且精者，今安在哉！誠來，當盡縛以報知己。其楚、豫之間，偵使頻繁，大略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所謂張侯爵（指明定西侯張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緩於今日發粵之舉。時乘其所急，名高於易收，執事寧忍置之？差員稱：貴爵從潮、惠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速臨新邑（指新會）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誠，雲台虛左，不穀實厚冀於公也。暫復，不備。[29]

  這封信說明，李定國三月間揮師入粵，占領高州府屬之後，沒有得到鄭成功出兵夾攻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書成功，商談會兵「機務」，由於軍事緊急，李定國原定一月之內回報。使者到達廈門時，由於鄭成功正同清方「和議」，唯恐定國使者返回後泄露消息，將來使稽留於廈門，拖了一段時間才派李景攜來書信復命。鄭成功的回信未見，但從定國的信中可以推知其主要內容：一為聲稱已派部將隨張名振北上江、浙；[30]二是應允遣水、陸師入廣攻潮、惠，似乎連出師日期也未坦誠相告。[31]鄭成功的態度模稜，說明他無意於同定國會師。李定國對此深表不滿，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惟候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不啻望眼欲穿。從四月等到八月，鄭成功的使者才姍姍來遲，帶來的意見又含糊其詞。所以，定國在信中透徹地分析了戰局態勢，指出攻克廣東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隸（指江蘇、安徽）可勢如破竹，從此中興有望，這是就戰略而言。從戰役而言，恢復廣東關鍵在於攻克新會，即所說「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但新會地區水道縱橫，是廣州南面重鎮，定國雖有廣東義師水軍接應，卻沒有把握在該地擊潰廣東清軍，乘勢攻克廣州，只要成功率主力相助，即可大功告成。定國信中有時婉轉、有時直接地批評了鄭成功，如說自己接永曆帝敕書後，「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暗示成功不應虛戴永曆名號，不以君命為意；說粵東義軍水師「多倫觀望」，並不是事實，而是隱喻成功。至於「所謂張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緩於今日發粵之舉」；「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直截了當地指責鄭成功自詡之功績對復明大業無足輕重。以當時二人的關係和習慣用語而言，定國的急於會師，解除成功的猶豫和藉口，可說是情見於詞了。在這封信發出後，定國仍不放心，又以極其懇切的言語寫了一篇短箋：「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來，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32]應該承認，李定國在信中把會師的戰略意義、會師地點和日期都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同時也可看出他對鄭成功雖寄予厚望，但已經估計到對方缺乏誠意，準備孤注一擲了。

  新會戰役從六月開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長達半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會的得失直接關係著省會廣州的安全，在五月間先後派參將由雲龍、右翼總兵吳進忠率部入城協助防守[33]。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國派部將吳子聖等會合廣東義師進行的。八月間，陳奇策帶領所部水師入西江，攻占江門（今江門市），擊斃清廣東水師總兵蓋一鵬，不僅控制了廣州地區的出海口，也切斷了廣州同新會之間的通道。尚可喜、耿繼茂見形勢危急，親自帶領官兵於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門，加強廣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務，但仍不敢同李定國主力決戰[34]。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國親統大軍號稱二十萬猛攻新會[35]。明軍先後採取挖掘地道、大炮轟城、伐木填壕等戰術進行強攻，都因守城清軍負隅頑抗，未能得手。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再次統兵從廣州來援，卻頓兵於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滿洲軍隊。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將軍朱馬喇等率滿、漢兵長途跋涉到達三洲時，新會已危在旦夕。朱馬喇部休整三天後，即在十四日會同平、靖二藩軍隊在新會城外向明軍發起總攻，經過四天激烈戰鬥，到十八日定國的軍隊抵敵不住，全線潰敗[37]。清軍乘勝追擊，李定國所統明軍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廣西[38]；留部將靳統武領兵數千鎮守羅定州（今廣東省羅定縣），阻滯清軍，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廣西[39]。明軍收復的廣東州縣和部分廣西地方重新淪入清方之手。李定國精心籌劃的恢復廣東、進取江南戰略完全失敗，這以後他再也沒有力量和機會進入廣東了，南明復興的希望從此化作泡影。

  總結李定國兩次入粵之戰，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廣東清軍主力當時全部集中在廣州，定國的用兵不是直攻該城，而是把廣州南面近海的新會選擇為主攻方向，證明他始終盼望鄭成功海上之師能夠在決戰之前到達，東西會合，兵力和士氣倍增，廣東的局勢必將大為改觀，可以穩操勝券。無奈鄭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應付，致使定國所云「許大機宜」功虧一簣。

  第三節　鄭成功與李定國關係之分析

  史學界論述李定國與鄭成功關係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從他倆都堅持抗清，戰績遠非其他抗清武裝所能比擬，而且又書信往返，締結為姻，故讚揚之詞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貞於復明事業、共赴國難的佼佼者。但是，就歷史事實而言，會師廣東的計劃是李定國制定的，在1653、1654年（順治十年、十一年）他夢寐以求的就是同鄭成功東西夾攻，邁出收復廣東、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這只是定國一廂情願，鄭成功並不想這樣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會師廣東是南明中興的關鍵一著，而是鄭成功把以他為首的鄭氏集團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鄭成功起兵以後的整個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對峙，國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鑑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在政治影響上也無法同明、清兩個並存的政權爭奪民心（包括官紳），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兩方誰能讓他獨斷專行，或者說割地自雄，他就奉誰「正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個「縱橫而所之」的「鳳凰」，不願成為「檻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會說出這樣的話：「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40]總之，只能「遙奉」，不能「受制於人」。這就是他和後來的鄭經一貫提出的「比於高麗」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撫（鄭方稱為「和議」）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只給他高爵厚祿，絕不答應給他以相對的獨立性。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只能做一個「明臣」。同樣的道理，他的「始終為明」並不意味著他願意毫無保留地服從明朝廷的調遣，恪守臣節。在東南沿海，隆武帝遇難後，他「始終為唐」（張煌言語），對近在咫尺的魯監國以客禮相待，而且極力設法使原屬魯監國的兵將聽命於己。對永曆朝廷，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曆正朔的原大西、大順軍和其他抗清勢力能支撐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員，藉以減輕自己的壓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頭腦的，預見到如果應定國之約出動主力東西合擊，必勝無疑，隨之而來的是閩粵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遙相呼應的局面就要改觀。鄭成功不會不考慮到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將受到很大限制，軍政大事要稟承於朝廷，否則就難逃僭越之議。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聲望上都略遜於李定國，加以李定國同永曆朝廷的關係比他更密切，這些因素必然在鄭成功的深謀遠慮之中。所以，無論李定國制定的戰略如何正確，也不管定國為了實現南明中興對他怎樣苦心相勸，鄭成功總像一根插在閩海地區的彈性鋼條一樣，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搖晃的程度，最後還是我自巋然不動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際最優秀的軍事家李定國的悲劇在於：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孫可望的嫉恨，無法在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回報是虛應故事，新會戰敗，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鄭成功對廣東潮州地區一直非常重視，這是鄭氏家族軍糧的主要來源地。鄭鴻逵和鄭成功多次進兵潮州原因就在於此。但他的意圖卻是希望把潮、惠地區據為自己的糧餉、兵員補給地，而在鄭軍和永曆朝廷之間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轄區，打掉這座隔火牆對鄭氏集團不利。於是，他在李定國心急如焚的情況下，一味採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經說過，李定國部署二次入廣戰役在半年前就已經把預定的會師日期通知了廣東義師，絕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鄭成功。四月間定國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達廈門後，鄭成功正同清方「和談」，將使者軟禁。八月才派李景為使者來到定國軍中，定國的回信中說「茲不穀已駐興邑（廣東新興縣）」，據為定國治病的陳舜系記載，他在八月十六日隨定國大營往廣、肇（新興屬肇慶府），可以證明這封信寫於八月十六日以後，信中所說「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是說他四月派出使者預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姍姍來遲，帶來的消息又不明確。定國的回信除了明顯地流露出不滿情緒，仍抱有會師的極大希望，「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真可謂語重心長。從《先王實錄》中得知，李景和定國使者攜帶覆信返抵廈門不遲於九月初三日，「藩得會師二書，即欲調兵南下勤王。以虜使在泉，令差暫住金門」[41]。然而，他偏要拖過定國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師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師南下，與晉王（是時李定國尚未封晉王）等會師勤王。委左軍輔明侯林察為水陸總督，提調軍中一切機宜；委右軍閩安侯周瑞為水師統領」，率兵數萬、戰艦百隻，「克日南征」，同時派官員林雲瓊齎勤王師表詣行在，並持書會晉王等（定國時為安西王），書云：「季秋幸接尊使，讀翰教諒諒，修矛戟而奏膚功，大符夙願。……茲疊承大教，寧忍濡滯以自失事機？奈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於北伐而未利於南征。……即欲遣師南下，與貴部共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便發師。……茲屆孟冬，北風飆起，即令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雖愧非順昌旗幟，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師攻其三面，陸師盡其一網，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42]

  鄭成功這次出軍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第一，鄭成功自起兵以來凡遇重大戰役都親臨指揮，這次入粵之戰對南明和清方都關係重大，西線是安西王李定國任主帥，給他的信中又反覆強調了會師廣東的戰略意義，如說「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那麼，他為什麼不肯親自統軍西上呢？唯一的解釋是他已有卸責於下的準備。第二，鄭成功在眾多將領中選擇林察出任水陸師正提督可謂獨具慧眼，永曆朝廷初立之時正是這位林察擁立紹武政權，大打內戰，這時讓他統軍接應永曆朝廷的主力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最佳人選」。第三，鄭成功是一位久歷戎行的統帥，在給其弟世忠信中也說自己「用兵老矣」，何況鄭軍同清軍作戰時幾次因救援不及時而失城喪師，他當然明白「勝負之際，間不容髮」的道理，那麼，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國諄諄囑咐的十月十五日為鄭軍到達指定位置的信後，為什麼要拖到十九日才調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鄭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國東西夾攻、一舉恢粵的計劃，其間定國還再三遣使催促他領兵接應。在帆船時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風影響較大，無疑是事實。但在這樣長的時間裡鄭成功沒有出兵絕不能用「風信非時」來解釋，否則，鄭、李使者又怎麼能往來海上？何況，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鄭成功曾經率領舟師南下潮州、揭陽；下年（1655年）八月鄭成功又曾派舟師南下廣東，九月占領揭陽、普寧、澄海三縣，證明秋季並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說，順治十年（1653）李定國計劃次年東西合攻廣東之時，具有豐富海上經驗的鄭成功如有會師誠意，也應當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時間通知李定國，以便定國確定東西會師打響的月日。明眼人不難看出鄭成功的態度曖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鄭成功派出的援師行動極其緩慢，有大造聲勢之形，無實際作戰之心。從清方檔案來看，十月初一日鄭成功發牌調集兵將，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親臨銅山（今東山縣）視察兵丁、船工，「授輔明侯林察為正提督，閩安侯（周瑞）為副提督，管轄一百艘大船，派往廣東與西部賊兵會合」[43]。十月二十二日，清廣東水師副將許龍報告，「上游有數百隻船集結，閩安侯周瑞、輔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勢。蓋於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廣東」。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於南澳紮營，「商議軍務」。銅山距南澳不過百里，鄭成功信中說「茲屆孟冬，北風飆起」，正值順風，一天可到。鄭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銅山閱兵命將，一個半月之後才停泊南澳紮營商議什麼軍務。又過了一個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領的舟師三百餘艘進至廣東海豐磡寨村（當即瞰下寨，在海豐縣南海濱）。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領船隻四百餘號、士卒三萬餘眾進抵平海所（今惠東縣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隊白艚船駛抵大鵬所（與平海隔大亞灣）征輸村寨糧米，在這裡遇著了廣東沿海義師李萬榮、陳奇策的隊伍，據清方偵察，李萬榮曾以豬、酒犒勞鄭軍。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餘艘駛至佛堂門外（在虎門南面二百餘里處，距廣州四百餘里）[44]。上文已說過李定國在新會戰敗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隻到大鵬所同李萬榮、陳奇策義師相遇的那一天。當時李萬榮等只知新會正在激戰，不可能知道定國敗退，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他們的極力勸說，林察才在一天內即從平海進至佛門堂。大約幾天之後，他們必定從廣東義師處得到定國大軍戰敗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觀望了很長時間（其中必有派人向鄭成功請示之事），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廈門。

  明、清雙方留下的檔案和記載都表明，鄭成功雖然派出了軍隊，卻沒有參戰意圖。清閩、粵兩省高級官員非常注意鄭軍動向，向朝廷報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動頗為詳細，卻沒有任何交戰之事內容，也就是說林察、周瑞部絕不是遭到清軍阻擊不能早日到達定國指定位置；從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兩個月零十天才駛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鵬所村寨徵收糧食，而楊英記載林察、周瑞出兵時，他以戶科身份同忠振伯洪旭「照議」計發行糧十個月，可見也不是由於糧餉不足。剩下的唯一解釋就是鄭成功在命將時即已親授機宜：不可假戲真做。這一判斷不僅可以從上述鄭軍處處拖延時日上看出，從清方檔案和鄭方記載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戰痕跡，給人印象似乎是鄭成功組織了一次大規模南海旅遊，對組織這次改變明、清戰局的戰役的李定國採取了虛與委蛇的手段，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台灣外紀》卷四記林察、周瑞返回廈門後報告「舟師次虎頭門（即虎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不敢進兵，還師」。鄭成功玩弄權術，責備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無俟駕，逗遛觀望而回，朝典何在？爾等合心畏避，當盡正罪」。隨即下令將周瑞「削職奪爵，解其兵柄，永不敘用」；林察等人降級有差。在給李定國的信里寫道：「客歲蘧使遙來，同仇同袍之訂，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樓船，方刻程期，而敝員李景復以台命至，展讀再四，知殿下內急君父之憂，外切仇讎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掃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輿。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師已先班回數日。有貴部官兵自粵來投者，細訊其故，蓋以驕兵致挫。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圖後援，實與有罪焉。已將水陸各將，審定功罪，乃知依違不前者，閩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責，革職閒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45]

  鄭成功對南征諸將的處理和復李定國書是大有講究的。1654年能否實現東西合擊，奏捷廣東，直接關係著永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鄭成功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絕不至於看不到這一點。他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把關鍵性戰略意圖未能實現等同於一般戰役的勝負，可說是官樣文章。信中首先批評了李定國「驕兵致挫」，然後才談到自己的舟師「逗遛」「依違不前」，意在把戰役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對方。我們不能說李定國沒有犯過驕傲輕敵的錯誤，但是新會戰役的失敗卻絕不能說成是定國「驕兵致挫」。在人員處理上，鄭成功治軍之嚴，在歷史上很著名，唯獨對這次對南明有決定命運意義的戰役中逗留不進的將領卻輕輕發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將，鄭成功卻把「依違不前」的罪責加在副提督閩安侯周瑞頭上，原因是林察為鄭氏嫡系將領，周瑞原是魯監國將領，親疏之分顯而易見。順便說一下，鄭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國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現。按明、清制度大將專征時皇帝授予的最大權力僅限於副將以下違反節制可以不經請旨以尚方劍處斬。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說「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國之主的口氣。總之，南征之役無功而返是按照鄭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無疑義。

  綜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國策劃的廣東之役，是南明中興的最後一次機會。定國計劃的重點是聯絡鄭成功東西合擊，配合廣東各地義師首先全殲廣東清軍，再展宏圖。在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國軍和廣東義師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於鄭成功志不在此，終於功虧一簣。廣東義師為了實現定國的戰略意圖表現的積極性頗足稱讚。在定國新會戰役失敗之後負責聯絡廣東義師的明兩廣總督連城璧仍然為這一東西合擊戰略奔走呼號。他在1655年六月給永曆朝廷的奏疏中呼籲：「所望西師迅發，閩帆再揚，而臣與輔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敵之疲，用我之壯，粵東不足平也。」[46]次年（1656，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七月，連城璧又在疏中說他聯絡的粵中義師「堅處海濱……枕戈以待王師重來，與閩師期會，收前此未濟之功」[47]。由於李定國在新會戰役中兵員器械損失較大，又急於趕赴安龍迎接永曆帝入滇，顧不上粵東戰場了。大好良機付之東流，曷勝浩嘆。

  [1]　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三。

  [2]　《先王實錄》第八十四頁。按：楊英把這封信記載於永曆八年（1654），更奇怪的是放在李定國另一封迎永曆帝入滇後寫的信件之後。楊英作為當事人恐不至於這樣粗疏，有可能是故意顛倒信件前後次序，藉此掩蓋「藩主」對永曆朝廷的真實態度。

  [3]　同治十一年《蒼梧縣誌》卷十八《外傳紀事下·本朝》。

  [4]　劉武元《虔南奏議》卷六。

  [5]　《虔南奏議》卷六；《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

  [6]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九三頁，順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南王、靖南王揭帖引雷州副將先啟玉語。

  [7]　《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七，順治九年八月升南贛副將劉伯祿為廣東潮州總兵官。

  [8]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五○至一五四頁《廣東巡撫揭帖》殘件。

  [9]　同上。按，郝尚久隨李成棟反清後，受封新泰伯；永曆四年（1650）加封新泰侯，見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戴笠《行在陽秋》卷下記郝尚久反清後自稱「復明將軍」，疑誤。反清時間，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記於順治十年四月；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三記於六月乙未朔，雲「大清潮州守將郝尚久叛降鄭成功」，均誤。

  [10]　劉武元《虔南奏議》卷六。《行在陽秋》卷下記：郝尚久「自稱復明將軍，挾諸鄉紳入城，盡反清所署官屬。願從者仍與原銜，不願者拘留之，惟教官以下聽。下各邑追印，多挾印去，空城以待。惟龍溪知縣焦某舉城舊之」。

  [11]　《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參見劉武元《虔南奏議》卷六。

  [12]　《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

  [13]　清廷敕稿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40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五。

  [14]　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題陳標將隨征恢潮功績懇恩優敘疏》。

  [15]　順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繼茂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0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一五頁。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五〇至一五四頁《廣東巡撫殘揭帖》；《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

  [16]　乾隆四十四年《揭陽縣誌》卷七《事紀·附兵燹》。按，該書記清軍攻陷潮州在九月十三日夜。

  [17]　《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

  [18]　《台灣外紀》卷三。

  [19]　《先王實錄》排印本，第六十二頁。

  [20]　順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繼茂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0號。

  [21]　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為請給蒙古兵以奠岩疆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十冊，A20—79號。

  [22]　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鄧耀傳》。

  [23]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24]　《先王實錄》排印本，第八十一頁。

  [25]　李定國到達高州的時間據嘉慶二十四年《茂名縣誌》卷十九《雜記》載：「甲午三月初三日，定國率本部人馬由柳州而來。」陳舜系《亂離見聞錄》卷上云：「三月二日到高。」光緒十四年《化州志》卷十二《前事略》記：「十一年甲午春三月，偽安西王李定國破廉州，自石城至化州高州皆陷。」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紀》作「十一年春二月，西寇李定國入高州」。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清靖南王、平南王揭帖中說：「西賊（二月）二十九日至石城，郭總兵打仗敗回。（三月）初一日一股至化州……初三日復差人打探得張月宰牛備辦，差人迎賊入城。」又據逃出兵丁報告，「高州府衙門改造王殿，張月仍封博興侯，後發敕印與他又是都督同知銜。張月說瓊州（今海南省）一方在我，等語」。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二頁。

  [26]　陳舜系《亂離見聞錄》卷上。

  [27]　順治十一年八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為塘報西逆情形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四五頁。

  [28]　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紀》。嘉慶二十四年《茂名縣誌》卷十九《雜記》云：「高州一郡定國拱手得之，以所親幸之人委理茂名縣事，重征科派，每米一石納兵鞋五雙，及觔角鉛鐵等物以為戰具。分遣兵廝下鄉催納，名為管莊。又督征工匠木料，改府署為王殿，設文武官員，俯伏朝請，儼然夜郎矣。」

  [29]　楊英《先王實錄》。

  [30]　鄭成功為掩蓋自己按兵不動，常以原魯監國將領張名振統師入長江作為藉口，見前引定國信及下節。

  [31]　定國信中云：「差員稱，貴爵從潮、惠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速臨新邑為限。」語氣顯然是定國的意思，以前釋為成功所定水、陸進兵計劃，不妥。

  [32]　楊英《先王實錄》。

  [33]　《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下；乾隆六年《新會縣誌》卷二《編年》。

  [34]　順治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平南王揭帖云：「順治十一年九月內偽安西李定國遣賊將吳子聖攻圍新會、高明之時，爵原同靖南王臣耿於九月十二日一齊親統官兵起行，至十七日抵江門，爵等上岸解圍，旋援高明，爵自親身督陣，擒獲賊帥武君禧等一十六員」，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一七頁。

  [35]　乾隆六年《新會縣誌》卷二《編年》作十月初四日，此處據《平南王元功垂範》。

  [36]　乾隆六年《新會縣誌》卷二《編年》。

  [37]　以上時日均據《平南王元功垂範》。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紀》云：「冬十月，定國親至督戰。十八日，將軍朱馬喇統領滿漢兵協同平、靖兩藩與定國戰於河頭，用火箭破其象陣（原註：定國軍中有象十二頭），定國大敗，遁去。結筏而渡，奔回廣西。」順治十二年五月兩廣總督李率泰報「去年十二月在於新會獲象十三隻」，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六五頁。

  [38]　嘉慶二十四年《茂名縣誌》卷十九《雜記》。

  [39]　順治十二年二月兩廣總督李率泰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五四頁。

  [40]　見前引楊英《先王實錄》。

  [41]　《先王實錄》。

  [42]　《先王實錄》。

  [43]　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兩廣總督李率泰為緊急塘報事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五十九至六十二頁。

  [44]　順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廣東巡撫李棲鳳「為閩賊水陸並舉、惠潮情勢孔亟，仰祈聖鑒事」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七十三至七十六頁。

  [45]　夏琳《閩海紀要》。

  [46]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乙未六月疏》。

  [47]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丙申七月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