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2）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將楊珅、游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內云：「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55]多爾袞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56]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辭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討農民軍，儘管當時明朝廷並不存在，「裂地以酬」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多爾袞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57]。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軍，於當晚到達距關城十里的地方駐營。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為了明白山海關戰役的勝負，分析一下參戰各方兵力情況是必要的。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隨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為十萬名[58]；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59]，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瀋陽一帶外，多爾袞所統滿、蒙、漢軍隊為七八萬人。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精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崇禎十四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於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於此。而介於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兩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徵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態勢就顛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致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60]。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同吳三桂談判，隨即放慢了進軍速度。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內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61]。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後引殘部出關降清，做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內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62]。

  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衝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里，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里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63]。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袞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於心。吳三桂到後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64]。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65]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66]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採取重點突破戰術。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少頃，風止，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67]。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將吳襄處斬[68]。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髮降清，由多爾袞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於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標誌著：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爭；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1644—1645年清軍與大順軍作戰圖

  第四節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69]。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瓮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70]，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71]。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做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州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儘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由朝陽門進入北京。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人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將錯就錯地把多爾袞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72]。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占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楊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說：「弟聯?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樂哉諸臣，幸得免於一留再留」[73]，其他先後南竄的官員為數當更多。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他建議「急行徵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74]。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復仇討賊相標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75]鑑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76]。「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77]。不久又進一步明確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78]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復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79]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歷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80]。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寧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81]。黃爾性在崇禎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寧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陽撫院。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袞裁決仍以「都堂」（巡撫）任用[82]。多爾袞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採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御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愛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83]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確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84]。甚至連「前朝勛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85]。同時規定各地徵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徵崇禎時期加征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對於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係。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詔：「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86]對明朝早已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制度也著手改革，把衛所軍士改為屯丁，遇有缺額「永不勾補」[87]。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統治者鑑於明朝不顧人民死活橫徵暴斂終於導致自身覆亡，有意於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儘管清初社會生產大面積破壞，加以頻繁用兵，軍需孔急，朝廷頒布的「恩詔」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如時人談遷記載：「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事，黃紙騙人財。」[88]說明順治年間和康熙初期的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甚至由於奉差官員的敲詐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但是，這些政策具有長期性質，對於穩定人心，使流離失所的人口同拋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結合起來，無疑有積極作用，為爾後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髮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弔孝三日後即剃髮改制。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89]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90]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91]。

  清廷占領北京初期採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跟，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第五節畿南、山東、晉北地方官紳反對大順政權的叛亂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失敗的消息傳開以後，原大順政權管轄區內的明朝官紳認為時機已到，迅速糾集兵力發動叛亂，推翻當地的大順政權。這些發動和參與叛亂的官紳絕大部分是以明朝為正統的，他們對山海關戰役和清軍入京的情況並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順軍被吳三桂部殺敗；有的雖然知道清軍入關，也以為只是吳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們打的旗幟大抵是「擒賊復明」。

  大順軍撤入山西以後，清軍停止了追擊，返回北京休息整頓，大約有一個月時間沒有採取軍事行動，所占地方不過是京師附近一帶。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戰略性的重大錯誤。他不是坐鎮太原，火速從陝西等地調集軍隊入晉，加強山西防務；相反，卻同劉宗敏等高級文官武將率領主力繼續西撤，於六月初渡過黃河，返回西安。儘管他在固關留下了大將馬重禧；在大同、陽和留下了制將軍張天琳；在晉東南長治地區留下了大將劉忠；路過省會太原時留下明朝降將陳永福守御，「且授以堅壁清野之計」[97]；在晉西北保德地區留下了降將唐通；晉南臨汾地區又有綿侯袁宗第統兵萬人屯於掛甲莊[98]。兵力似乎頗為可觀，但這些留守山西的軍隊各守汛地，缺乏一員威信卓著的將領統一指揮。由於大順政權覆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我們無法得知李自成為什麼要那麼匆促地返回西安，為什麼連長期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劉宗敏也沒有留鎮山西。清軍占領畿輔地區後，山西就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方對峙的前線，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

  明恭順侯吳惟英之弟吳惟華在多爾袞進京時拜迎馬首，自告奮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爾袞欣然同意。六月，吳惟華離京赴晉，在兩三個月里聯絡一些明朝文官武將先後招降了代州、繁峙、崞縣、五台[102]，攻克靜樂、定襄等州縣[103]，從而使清朝控制區擴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變投清以後，又發生了唐通在晉、陝交界地區的叛亂。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攝政王多爾袞名義寫信招降唐通。[104]唐通和姜瓖、吳三桂等人一樣都擅長於見風轉舵。大順軍兵敗撤出畿輔後，他奉李自成之命鎮守同陝西相鄰的軍事要地保德州、偏關地區。由於姜瓖的叛變，大同地區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計大順政權難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為據點發動叛亂，文告改用明崇禎年號，西渡黃河襲擊陝西府谷縣，同大順政權鎮守陝北的亳侯李過激戰達半月之久。由於變生意外，李過部損失較大。唐通占領了山西保德州、岢嵐州、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河曲縣、興縣、嵐縣、臨縣和陝西府谷縣、葭州（今佳縣）一帶。清朝委任的山西總兵高勛和唐通有一面之交，於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願意歸附清朝。[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順治年號。[106]清廷於十一月將唐通由定西伯加封為定西侯。[107]唐通的叛變，不僅使山西北部全部淪入清方之手，而且由於唐軍占領了府谷、黃甫川、清水營和葭州一帶，在黃河西岸的陝西境內也建立了據點，對大順政權的陝北防務構成了威脅。李自成深為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親和兒子處死。[108]

  歷史證明，大順政權在駕馭明朝降將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從1644年到1645年，歸附大順的明朝舊將幾乎毫無例外地叛變投敵，對於整個局勢的逆轉影響極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隊既不如清朝滿洲八旗兵強勁，對於來附的明朝將領本應授予高官顯爵，改編其軍隊；即便要任人器使，也應以嫡系大將統精兵為主，降將為輔。李自成寬厚有餘，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率領原部兵馬獨當一面。結果風向一轉，叛亂四起，終致土崩瓦解，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2]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3]劉尚友《定思小紀》。

  [4]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5]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6]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7]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8]《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9]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0]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1]張正聲《二素紀事》。

  [12]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13]《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九十二頁。

  [14]《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15]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紀事》。

  [16]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

  [17]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

  [18]雍正八年《高陽縣誌》卷六，《雜誌·兵事》。

  [19]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里》附《紀事》。

  [20]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紀事》。

  [21]康熙三十年《臨城縣誌》卷八，《述考志·事跡》。

  [22]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23]乾隆三十七年《歷城縣誌》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24]乾隆二十四年《陽信縣誌》卷三，《災祥》。

  [25]康熙三十四年《鄒平縣誌》卷四，《職官》。

  [26]吳殳、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27]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28]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31]按，祖氏為吳三桂繼母，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奏言。吳襄原任明遼東總兵，直到崇禎十六年底才調回北京，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報，《明清史料》乙編，第六本，第五七四頁。

  [32]《清太宗實錄》卷六十，除皇太極敕諭外，收有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弘先書信的主要內容。陳邦選、姜新書信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頁。

  [33]《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34]《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

  [35]《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36]《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37]順治元年六月山海關總兵高第「為欽奉令旨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中明確講到「偽鎮唐通」調取關鎮馬匹和關門兵丁「投順流寇」。高第上疏時距山海關戰役不過一個多月，完全可以證明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並且又證明了吳三桂、高第等遼東、關門兵將確實一度投降了大順政權。

  [38]《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40]彭孫貽《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記載他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講，吳三桂已決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速為計。』三桂乃翻然復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談遷《國榷》卷一百一云：「吳三桂訛聞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還山海關。」

  [42]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詩序中說：「平西伯中途聞變，旋師山海，各官星散。」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

  [43]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要》。

  [44]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舊事詩五首》之三亦云：「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

  [45]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

  [46]《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47]《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48]《清世祖實錄》卷三。

  [49]《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頁。

  [50]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所載有徐元文、韓菼跋文的范文程啟本；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

  [5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2]《清世祖實錄》卷四。

  [5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4]《清世祖實錄》卷四。

  [55]《清世祖實錄》卷四。

  [56]《清世祖實錄》卷四。

  [57]《清世祖實錄》卷四。

  [58]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清方檔案和《清實錄》都說是二十萬人；有的史籍說只有六萬人。時山海關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糗之民，非盡寇盜也」。見佘一元《潛滄集》卷三，又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可見，清方所記二十萬除有誇大之處，還把大順政權徵發的民夫計算在內。

  [59]《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諭」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夫以十萬之眾，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將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

  [60]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十九，《事實編二·鄉型上》記：「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為高選、李友松、譚邃寰、劉克望四生員及劉台山、黃鎮庵二鄉耆，參見同書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及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61]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62]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反覆論證即使沒有清兵助戰，吳三桂軍「足以制賊」，李自成「必敗無疑」，見全書「自序」、第八頁、三十九頁、八十頁、八十一頁、七○○至七一○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李氏立論完全憑藉山海關戰役後吳三桂部下將領、義勇紳衿爭功文書，似乎連《山海關志》《臨榆縣誌》以及當時當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參考。事實上，二十二日上午吳軍已有瓦解之勢，吳三桂深知危險，親自率領數百騎同關城紳衿呂鳴章等衝出關外，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叩見多爾袞，請求立刻出兵相救。「方見時，忽報北翼城一軍叛降賊」（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見，偏頗太甚。

  [63]佘一元《述舊事詩》云：「清晨王師至，駐旌威遠台。平西招我輩，出見勿遲回。」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

  [64]順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糧儲戶部員外郎呂鳴章等啟本，見《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

  [65]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

  [66]《清世祖實錄》卷四。

  [67]不少史籍記載清軍投入戰鬥以前，大順軍毫無覺察，等到發現突陣而來的是清軍，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這和當時情況不符。大順軍同吳三桂部作戰時包圍了山海關，吳三桂往威遠台請清軍參戰時是「沖」過大順軍陣地的，清軍隨即入關，大順軍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獲悉清軍進至山海關地區，大順軍領導人已來不及檄調援軍，只有憑手頭兵力付之一擲了。

  [68]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69]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此事雲，「恐東兵攻城，故亟去之」。他本人也被抓去城外拆羊馬牆。

  [70]李天根《爝火錄》卷三引當時塘報。

  [71]徐應芬（聾道人）《遇變紀略》。

  [72]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73]《甲申核真略》附《答孫興公書》，所謂「一留再留」是出仕大順和清朝的一種隱晦說法。

  [74]順治元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六十九頁。

  [75]《清世祖實錄》卷五。

  [76]徐應芬《遇變紀略》。

  [77]《清世祖實錄》卷五。

  [78]《清世祖實錄》卷八。

  [79]《清史列傳》卷七十九，《馮銓傳》。

  [80]《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五。按，原文把周伯達的官職寫作甘肅巡撫，劉達為兩河巡按御史，是以明清官制來稱呼大順同級官員的。

  [81]陳之龍降清之初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陝西三邊總督，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頁；不久改任鳳陽巡撫。

  [82]《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二五六頁。

  [83]《明清檔案》第二冊，A2—119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三。

  [84]《清世祖實錄》卷十五。

  [85]《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引順治元年諭旨。

  [86]《清世祖實錄》卷十六。

  [87]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五，順治二年三月戶、兵二部議復順天巡撫宋權疏條。

  [88]談遷《北游錄》紀聞下。

  [89]《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90]《清世祖實錄》卷五。

  [91]《清世祖實錄》卷六。

  [92]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

  [94]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另據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校補。按，這件檄文為德州生員李嗣宬代作。

  [95]順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招撫山東戶、工二部侍郎王鰲永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96]順治朝奏本第五號，藏第一檔案館。

  [97]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二，《叢紀》。

  [98]雍正七年《臨汾縣誌》卷五，《兵氛》。掛甲莊在臨汾縣城東北，見同書卷一，《圖考·疆域圖》。

  [99]順治九年《雲中郡志》卷十二，《外志》附《逆變》。

  [101]順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同總兵姜瓖條陳，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一頁。

  [102]順治元年七月二十日督撫兵民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地方恭順侯吳惟華題本，見張偉仁主編，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明清檔案》第一冊，A1—29號，參見羅振玉《清初史料叢編》所收《順治元年八月吏曹章奏》。

  [103]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吳惟華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71號。

  [104]《清世祖實錄》卷七。

  [105]順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山西總兵高勛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104號。

  [106]順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唐通「為欽奉敕旨事」奏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冊，A2—17號。

  [107]順治元年十二月唐通揭帖殘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冊，A2—101號。

  [108]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正黃旗正欽尼哈番唐通奏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