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覷視皇權

  1.惱人的 「剿匪」與 「夷務」

  太平天國的戰事剛有所好轉，咸豐帝還沒高興多久，又遇到了令他頭痛的外交事務。

  早在咸豐四年 （1854），英法兩國就開始密謀怎樣趁火打劫，他們耐著性子等了兩年，到咸豐六年 （1856）終於忍不住了，以 「亞羅號事件」為藉口，在中國南部沿海挑起了一場蓄謀已久的戰爭。

  所謂 「亞羅號事件」，根本就是英國藉機挑事。咸豐六年 （1856）九月十日，清朝水師在 「亞羅」號商船上逮捕了兩名海盜和十名涉嫌走私的船員。此船雖在香港註冊，卻是非法註冊，且註冊期也已過時，但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卻捏造說，「亞羅」號是英國船隻，清廷沒有權力扣留，而且船上的英國國旗被清朝官兵撕下，是對英國的侮辱。事情鬧到兩廣總督葉名琛(1)那裡，他把調查結果擺在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面前，嚴正指出：不法分子走私鴉片到中國，卻讓我清朝向犯罪分子賠禮道歉，豈有此理？如果不法分子是英國人或者是受英國保護的人，那麼人可以放，但道歉、賠償都不可能。相反，應該是英國向清政府道歉，因為是英國人違犯了清朝的法律。

  處理 「亞羅號事件」之始，葉名琛的態度非常強硬，因為他不僅有地方百姓的支持，而且背後還有朝廷。他寫奏摺以六百里加急呈送給咸豐帝，奏明情況。此時咸豐帝正在調集各地兵力，準備給太平天國最後一擊，一時還顧不上幾千里外的南疆，於是就允准葉名琛全權處理。葉名琛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士大夫，思想跟不上急速變化的時代，他滿腦子 「華夷大防」的思想，外交手段比較生硬。

  英國人知道葉名琛雖是代理兩廣總督，但他還有一個職務，那就是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說他是南方官場第一人並不為過。廣州城的外國人都知道葉名琛的分量，之前英國駐香港總督包藏禍心，多次要求葉名琛放他進廣州城，但都被拒絕。英國人這次又碰了釘子，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用艦炮對廣州進行炮轟，隨後攻進廣州城，因遭到阻擊而退出。葉名琛以為英國人只想嚇唬他，所以便對 「亞羅號事件」擱置不理。

  英法兩國欲在中國攫取更多利益，一直在等待時機尋找各種藉口。「亞羅號事件」之前，即同年二月，法國人就在廣西製造了 「馬神甫事件」。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馬賴非法進入廣西西林縣，與當地惡棍勾結，以傳教為名，姦淫婦女，胡作非為，引起當地民眾的憤怒，西林縣令張鳴鳳下令處死馬賴。法國公使得知馬賴的死訊後，馬上向朝廷交涉。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詢問張鳴鳳是否有此事，他矢口否認。中法雙方為此爭執不下。此後，法國人不斷向清廷施加壓力，中方只得說馬賴是非法進入西林，並在該地犯了法。法國人嗤之以鼻，隨後以此事為藉口和英國勾結，組成英法聯軍。他們之所以沒有馬上發動戰爭，是因為在中國邊界的兵力不夠，需要時間調集準備。

  此事並未引起咸豐帝和內閣大臣們的重視，他們依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天國的一舉一動上。但他們急切盼望的勝利並沒有到來，從各地傳來的軍報表明，捻軍已經開始與太平軍聯合作戰。「天京事變」後的太平天國雖說力量大為削弱，但仍有相當的實力。在石達開的主持下，太平軍的逆勢很快扭轉，清軍的攻勢再度受挫。咸豐帝又失望了，他的情緒就像波浪一樣翻騰起伏，性情也隨之大變。他不再直面現實，而是逃避眼下一切無能為力的難題。天下危局，舉國之力都難以破解，他再怎麼努力也挽救不了大廈將傾的頹勢。

  如今，只有美酒的麻醉能給咸豐帝帶來一時半刻的安逸和快意。作為國君，他沒有朋友，後宮中三位受恩寵的妃嬪——皇后、懿貴妃、麗妃都要嚴守君臣之禮，不敢逾規越矩，何況其他妃嬪，因此他內心的孤獨實在難為外人道。但有美酒還得有美人來陪，他又想到了圓明園。在那裡，他可以一邊喝著美酒，一邊欣賞美妙的歌舞，豈不是如神仙般快樂？於是他讓內務府的太監們去準備。太監們對咸豐帝的喜好自然是一清二楚，他們找來一些唱地方戲的戲班歌女，專唱咸豐帝心愛的唱段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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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值早春，咸豐帝在園子裡逛了一圈，覺得周圍一片枯黃，毫無生機。太監們知道皇帝愛花，立刻有了主意，殿內總管劉承恩說：「這園內的花花草草能夠被聖上看在眼裡，也是它們修來的福分。可惜春天剛來，它們還沒有活色。奴才們應該選些名花進來，讓其顏色常新，才不辜負聖上的恩寵。」咸豐帝聽後笑了笑，說道：「花無百日紅，世上沒有不枯的花草，即使當時如何萬紫千紅，一遇到風霜，也都枯萎敗謝了。」另一個太監忙說：「萬歲爺乃真龍天子，您想有怎樣的花，那就一定會有。」

  太監們私下商議了一番，立刻開始搜羅四季名花，分栽到四個院子裡。然後，又從數十位歌女中挑出四個皇帝最喜愛的歌女，分住在這四個院子裡。咸豐帝賜給她們的芳名分別是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人稱 「四娘娘」。牡丹春是蘇州名妓，生得富麗豐腴，住的院子原叫牡丹台，後來改名 「鏤月開雲」，在圓明園東邊。杏花春是江蘇候補道吳王恭家中的一個女婢，生得丰姿綽約、容顏嬌艷，所住院子叫作杏花村館，宮院名杏花台，在圓明園西邊。海棠春是大同府中的女伶，原名玉喜，玲瓏可人，能歌善舞，住的院子叫作綺吟堂。武林春是一個孀婦，性子剛烈，冷艷逼人，住在祥雲庵，這裡本是水池上面的小寢宮，院名卻叫 「武林春色」，景色非常別致，池子因此出名。

  自從得了這幾位美人，咸豐帝幾乎每天都來園中觀賞，興致所至，還吟詩作對。百花爭艷時節，更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咸豐帝任情採擷，在百花叢中流連忘返。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深居宮闈的皇后、懿貴妃、麗妃等人都先後知悉皇帝在外偷歡，皇后當面直諫，麗妃則婉言相勸。咸豐帝有些強詞奪理地申辯說，他若是為了貪圖安逸，那麼在宮中同樣可以自耽逸樂，何必去圓明園才萌生怠荒的念頭呢？他無論在皇宮還是在圓明園，都是「同一敬畏，同一憂勤」。只有懿貴妃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同時，她還私下讓安德海在皇帝面前提起，說懿貴妃最近寫了幾折新戲，不知皇帝是否有興致讓圓明園的那些歌女排演。咸豐帝聽了正合心意，不僅因為懿貴妃和他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更因為她凡事都依著他的意思來，他當然願意讓懿貴妃與他同享歡樂。

  咸豐七年 （1857）春末，咸豐帝又移居圓明園，名義上是處理「夷務」，懿貴妃奉詔伴駕。其實，這段時間的朝廷政務基本上由大臣們商議處理，除非內閣認為非皇帝親閱不可。咸豐帝在圓明園處理公務時也不看奏摺，內閣轉呈的摺子大都交給懿貴妃過目，而他自己不是在聽戲，就是在畫畫。據說在繪畫方面，咸豐帝曾受業於杜受田(2)，擅長畫馬。據清代陳康祺在其筆記 《郎潛紀聞》中稱：「嘗見文宗 （咸豐）所畫馬，醇邸 （醇親王奕府）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擬也。」可見咸豐帝畫畫很用心，也較專業。

  至於聽戲，咸豐帝與懿貴妃一樣，不僅懂得很多地方戲，興起時還會親自登台，其身段、唱功都是一流的。此外，咸豐帝似乎還有一般戲迷的嗜好——捧角。他曾經為捧一名叫朱蓮芳的伶人，與御史陸懋宗「爭風吃醋」。據史料記載，朱蓮芳貌為諸伶之冠，善崑曲，歌喉嬌脆無比，且能作小詩。咸豐帝特別喜歡她，總是與她相見。陸懋宗發現皇帝對朱蓮芳有意，便寫了一份數千言的勸諫摺子。咸豐帝閱完，戲謔道：「陸都老爺醋矣。」隨即大筆一揮，批示：「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

  懿貴妃對皇帝沉迷酒色視而不見，有她的用意和目的。皇上憂心國事，卻苦無良策，煩悶之餘排遣一下，無可厚非。若在這個時候勸阻皇上，只會讓皇上厭棄。

  最重要的是，她已經誕下皇子，宮中地位穩固，可以安享富貴。至於祖宗家法、宮中規矩，她從未放在眼裡。

  春去夏來，南方戰區有消息傳來：太平天國再一次爆發內訌。天王洪秀全恐石達開成為楊秀清第二，暗施多種鉗制之策。石達開負氣出走，沿途發布告示，各路精兵多聽從其召喚隨之而去，這支軍隊輾轉贛、浙、閩、粵、桂等省，太平天國統治區軍事力量受到嚴重削弱。懿貴妃看到軍機處轉來的摺子，非常興奮，把奏摺給咸豐帝讀了兩遍。咸豐帝心中重又燃起勝利的希望，立刻諭令曾國藩設法招降石達開。

  沒想到曾國藩卻 「撂挑子」了，認為石達開部已不成氣候，不值得勞神費力，接著他請假回老家奔喪。丁憂期間，他給咸豐帝寫了一封奏摺：「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濟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他抱怨皇帝沒有給他如地方巡撫的實權，不當巡撫就籌不到軍餉，沒有軍餉就打不了仗，時刻受人牽制。咸豐帝對曾國藩伸手要權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心想：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實實在家守孝吧，你曾國藩不干自然有人願意干。曾國藩的兩位門生李鴻章、趙烈文(3)開始嶄露頭角。

  南方戰局形勢雖然有所好轉，但並沒有懿貴妃和咸豐帝想像中那般樂觀。江南局勢利於清軍作戰，但江北捻軍已經接受太平天國的封號，太平軍李秀成部與捻軍龔得樹、蘇天福等部在霍邱 （今屬安徽省六安市）會師。此後，他們活躍於淮河南北，不時進擊豫東、蘇北，實力迅速壯大。在南部邊境，英法聯軍也準備向內地武力擴張。咸豐帝有感於身邊無人可用，於是徵詢翰林院編修郭嵩燾(4)：「依你看，天下大局尚有轉機否？天下大局，宜如何處理？」郭嵩燾深受肅順賞識，自然推崇端華、肅順兄弟，他們畢竟是皇室宗親，不會袖手旁觀，坐視清朝的江山被他人奪去。於是，咸豐帝命 「鐵帽子王」端華為閱兵大臣、右宗正，負責京師戒嚴、督察巡防，也就是把管理京師皇親國戚、防務、治安的大權交給端華。另外，咸豐帝還擢升內閣學士、護軍統領肅順為左都御史，負責整肅軍隊，監督所有軍隊中的不法違紀行為。肅順自知八旗兵衰墮，不得不一改過去不重用漢官的主張，認為只有漢人才能挽救這一敗局，必須重用有能力的漢族官僚，才能渡過重重難關。他建議咸豐帝讓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繼續組建團練，編練出一支新興的地方武裝。

  咸豐帝的情緒緊隨戰爭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在捻軍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同時，得到增援的英軍再次入侵南境。同年六月，英軍以十七艘戰艦轟擊清軍水師百餘艘戰船，參戰人數增加到近三千人。洋人的趁火打劫令咸豐帝惱怒，但他又深感力不從心，只得放任不管。懿貴妃剛接觸政治，就從咸豐帝對 「夷務」的態度和情緒變化中窺知，洋人野心極大，很不好惹。

  英法聯軍把咸豐帝一步步逼向痛苦的深淵，以太平軍和捻軍為首的反清烈火也越燒越旺。咸豐帝感到自己極力支撐的大清江山，真的搖搖欲墜了。

  2.內憂外患解君愁

  咸豐七年 （1857）秋，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和法國全權大使葛羅分別率英法侵略軍至香港，組成五千六百多人的聯軍，封鎖廣州。

  英法聯軍兵臨城下，額爾金、葛羅還裝模作樣地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入城 「修約」，並提出 「賠償損失」等不平等條款，不然聯軍就發動進攻。葉名琛雖然態度強硬，但因他呈給咸豐帝的求援奏摺遲遲沒有批覆下來，且之前既沒有得到朝廷兵員物資的支援，朝廷也沒有正式授予他全權處理 「夷務」的權力，因此他並未積極備戰。他的部下要求調綠營兵防守，並請求召集廣州市民團練自衛，均遭到他的拒絕。英法聯軍見清廷軟弱無能，便肆無忌憚地大舉進攻，輕鬆攻陷廣州，清軍不戰而敗，後來連兩廣總督葉名琛也被英軍虜獲，押往印度加爾各答。

  幾天後，咸豐帝的六百里加急聖旨才抵達廣州，諭令稱：「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飭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款，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可惜此時葉名琛已被押在英軍監獄中看不到聖旨，即使看到，他恐怕也難以與決意入侵的聯軍和談，無法促使 「大局粗定」，更別說 「一勞永逸」了。

  咸豐帝得知葉名琛被俘後有些慌亂，但並未採取解救措施，也沒有在南境進行必要的軍事部署，只是改調黃宗漢(5)為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此時進入廣州城的英法聯軍只有數千人，英方全權大使額爾金擔心廣州處於無政府狀態，局面很難控制。如果廣州周邊的清軍和地方民團奮起反抗，那麼聯軍很難有勝算，甚至難以脫身。令人不解的是，廣州出乎意料的平靜。

  不過，新到任的黃宗漢力主抗擊英法聯軍。他上任時，沿途廣招兵馬，經過家鄉福建時又募集神槍手。到達惠州後，他馬上聯絡廣州城外的一批勇士，包括在籍侍郎羅淳衍、京卿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等發動進攻，但幾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都失敗了。清廷主和派認為黃宗漢 「有礙和局」，上書請咸豐帝免去其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之職，調任四川總督。

  通過這一系列動作，額爾金探知了清廷的底線，便要求將廣州巡撫柏貴復職，署理兩廣總督，但前提是柏貴要聽從聯軍指揮。這顯然是蠻橫干預清朝的內政，而咸豐帝準備讓浙江巡撫何桂清(6)來補缺。後來，柏貴經過一番考慮，答應了聯軍的條件，同時與廣州將軍穆克德訥聯合上書彈劾葉名琛。

  殘酷的事實證明，強盜的邏輯就是主動向被欺壓的國家挑起戰爭，而後又要求賠償。道光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便經歷過這樣的屈辱，如今清王朝的光景遠不及道光年間。咸豐皇帝更非救世明君，他先下旨將兩廣總督葉名琛革職，把責任都推到這個前總督身上，同時停發兩廣駐軍的軍需糧餉，讓洋人看到清廷有和談的誠意。

  英法聯軍見中國人步步退讓，便有了得寸進尺的想法。為了掩蓋自己的 「強盜行徑」，他們又打出和談的幌子。他們知道，清廷根本無力承擔巨額賠償，屆時開放通商口岸和割讓土地作為補償將成為清廷不得不同意的條件，而不需他們武裝入侵。

  他們還重提派公使進駐北京的要求，宣稱按外交慣例，友好國之間「感情」達到一定程度，互派公使是很正常的事情。清廷當然知道英法兩國的險惡用心，洋人公使一旦進駐京城，就會大施淫威，干預京城的某些事務甚至干涉朝政。儘管朝廷對此事有所認知，但由於沒有採取妥當的外交策略和反制手段，致使一些封疆大吏各自為政，各行其是，一時造成了外交混亂。

  英法兩國的使節和戰船先後到達大沽口外，要求清廷迅速派要員來談判。名義上是和談，英法兩國的真實目的是實現其 「威脅天津、壓服北京」的陰謀。如果不能滿足兩國的要求，他們就會訴諸武力。咸豐帝顯然知道談與不談都是一樣的結果，這不是談判而是強迫接受，所以他不許洋人進京，而是派人去大沽口談判。

  咸豐八年 （1858）四月八日，英法聯軍以清廷代表未在限定日期到達為由，對大沽口炮台進行突襲，清軍陣亡二百九十一人、受傷一百七十人，聯軍以戰死十餘人、傷五十七人的代價攻陷大沽口炮台。四月十四日，英法聯軍又乘勢占領天津。洋人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咸豐帝在圓明園聽懿貴妃給他讀奏摺，還沒聽完就面如土色。洋人已經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再不迅速做出反應，可能自己皇位不保。但是，是打是談他一時難以抉擇，幾經廷議，最後還是主和派占了上風。那麼派誰去跟洋人談呢？懿貴妃見咸豐帝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建議道：「萬歲爺不必如此憂心，眼下就有一個再好不過的人選。」咸豐帝一聽，忙問：「愛妃所薦何人？」懿貴妃推薦的人是直隸總督桂良(7)，他是恭親王奕訢(8)的岳丈。於是，咸豐帝下了一道密旨，讓桂良和花沙納前往天津談判，並授便宜行事之特權。

  桂良、花沙納遵旨請俄、美出面調停，沙俄藉機與清朝簽訂了 《中俄天津條約》，美國一看有利可圖，也與清朝簽訂了 《中美天津條約》。桂良雖然是遵旨辦事，但在與俄、美簽字之前，咸豐帝對這兩個條約的內容一無所知。兩國公使隨後發現，他們簽訂的條約並不被清廷認可，坐地分贓的目的沒有達成，於是再次提出公使進駐北京的要求。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英法也分別與清朝簽訂 《天津條約》，再次強烈要求往京城派駐公使，但清廷堅決不同意。桂良雖然想把這條內容加入協議中，但又不敢向皇帝匯報實情。可是，如果不寫這條，列強四國必將以武力壓服。桂良只得擅作主張，兩頭隱瞞。

  咸豐帝認真看過與四國簽訂的 《天津條約》後，發現自己被蒙蔽了，他最不能容忍的條款居然出現在正式協議中。《天津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公使常駐北京；開放牛莊 （後改營口）、登州 （後改煙臺）、台灣 （後定為台南）、淡水、潮州 （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等十一個城市為通商口岸；清廷共賠償英法軍費六百萬兩白銀；外國人可到中國內地自由遊歷、經商、傳教；外國軍艦和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通航；修改稅則，減輕外國商船噸稅 （實際上就是降低進口稅率）。

  同年四月十六日，沙俄還以武力迫使黑龍江將軍奕山(9)簽訂了 《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劃歸俄國。

  列強對清廷的抗議置若罔聞，用堅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答應他們提出的所有無理條件。咸豐帝見木已成舟，不可挽回，只得御批 「依此辦理」，先讓洋人退兵再說。洋人見預期目標達成，得意洋洋地退兵。清廷以失去通商口岸主權和巨大的經濟損失為代價，忍受屈辱換來暫時的 「和平」。

  洋人之圍雖解，但咸豐帝絲毫沒有感到輕鬆，他將直隸總督桂良召來大罵一通。桂良硬著頭皮對咸豐帝說：「洋大人逼臣簽下這城下之約，臣為聖上和朝廷安危著想，不得不對洋大人虛與委蛇。如果聖上認為履行該條約很為難，那不如推翻了吧。」咸豐帝一聽更加惱火，這種混帳話也說得出口！洋人豈是好惹的，不簽約則已，簽了約就等於遞給列強一張欺負清朝的通行證，任何反抗倒變成了不合法。這該如何是好？

  懿貴妃見咸豐帝既憤怒又無奈，忙上前勸慰：「既然木已成舟，萬歲爺再惱也無所補益。何不以此作為緩兵之計，等熬過這生死攸關的一刻再說。」她說的 「生死攸關」不是指洋人兵臨城下，而是指太平軍和捻軍聯合北上作戰，直逼京師。咸豐帝也很明白自己無力履行不平等條約中的大部分條款，但又想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他將等在廂房候旨的怡親王載垣(10)和端華、肅順傳來，徵詢他們的意見。

  肅順看見懿貴妃也在場，頓時心生反感。入春以來，咸豐帝在圓明園從未召見過內閣和軍機處的任何臣工，這讓愛新覺羅一族重臣非常擔憂。肅順本以為皇帝會委派給他們什麼重任，結果咸豐帝只是讓他們代替內閣起草一份讓新任兩廣總督何桂清暫緩履行 《天津條約》減關稅等條款的聖旨。載垣、端華、肅順都是朝中的主戰派，他們毫不客氣地指出，當初朝中的主戰派官員極力主張對列強開戰，皇帝卻躲進園子享清福，如今和約已簽好了又不想履約，必會招致更大的麻煩甚至災難，還請皇帝三思為好。

  咸豐帝反詰道：「我大清還有銀子賠給洋人嗎？就是把圓明園、紫禁城全賣了也賠不起，洋人此番又要在十一個埠口減稅，我大清朝的財政收入減少不說，從外國源源不斷湧進來的洋貨和鴉片又要颳走百姓手中所剩無幾的銀子，那朝廷還有何生存之本？如果拖一拖，或許能找到一線轉機，不然眼下就得亡。」咸豐帝還沒說完，又拿出擬調兩廣總督何桂清的三份奏章。這位還未到任的總督堅決反對履行 《天津條約》，尤其對變相減免關稅一款最為不滿。因為兩廣開埠最多，國外貨物湧入對地方經濟的影響最大，如果再減稅，那麼無異於將兩廣的經濟命脈拱手讓給洋人。三位重臣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說辭來勸諫皇帝，更想不出解開眼前這個 「死結」的法子，只得依旨而行。

  就在咸豐帝忙於應付洋人的時候，太平軍和捻軍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攻勢。此時太平天國出現了兩位年輕的傑出軍事將領——陳玉成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國出現危機時，他們展現了非凡的作戰天才，使李鴻章組建的淮軍三戰皆敗；胡林翼率領湘軍在湖北作戰，先勝後敗。陳玉成部甚至攻克安徽的臨時首府廬州 （今合肥），咸豐帝急命勝保為欽差大臣，主持皖北軍務。然而，陳玉成、李秀成合軍摧毀江北大營，咸豐帝將欽差大臣德興阿革拿，並撤銷江北大營，江北軍務由江南大營的和春兼理。可是，李秀成、陳玉成再次聯手，在安徽三河殲擊湘軍主力李續賓部，挫敗其東進的圖謀。

  三河一戰使湘軍元氣大傷，所謂 「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咸豐聞訊面如死灰，感到腳下的大地在旋轉，接連不斷的敗績奏報讓他的意志和健康狀況都急轉直下。咸豐帝自知回天無力，於是又躲進了圓明園，儘管此時已進入冬季。皇后守在紫禁城後宮不輕易出門，伴駕之人自然首選懿貴妃。在咸豐帝疏於朝政的時候，懿貴妃幫助他批閱奏章。儘管她開始萌生政治野心，但她還是事事順著咸豐帝的心意，顯得非常溫順。

  日子久了，咸豐帝、皇后、懿貴妃都對這種模式習以為常，而經常去面見皇帝的肅順卻看出一些不好的苗頭，他勸諫咸豐帝不要專寵一人，以免發生後宮亂政之禍。咸豐帝心裡明白肅順所指何人，卻故意反詰：「朕專寵過誰？除了你還有誰干政？」肅順聽後料知皇帝心生不悅，心想：我大清兩百餘年基業絕不能毀在一個女人手上。此後，肅順授意內務府太監把咸豐帝喜愛的漢女全都安排進圓明園。肅順的意圖很明顯，讓她們與懿貴妃分庭抗禮，如此一來，懿貴妃就沒機會恃寵而驕、干預朝政了。

  此舉讓懿貴妃對肅順心生恨意，但眼下他是皇帝最倚重的大臣，在朝中也最有權勢，所有皇親國戚都忌憚他幾分，所以她不敢過早與他為敵，只能忍氣吞聲。

  3.遺恨圓明園

  咸豐九年 （1859）春，咸豐帝突然頒發一道令人不解的諭令：修整紫禁城的長春宮。國庫沒有存銀，還要賠償洋人軍費，皇帝偏偏在如此困境下修繕宮殿。有人猜測因為懿貴妃受寵正隆，皇帝想兌現當初許下的承諾，擔心以後每年都得賠款，使他的承諾落空，而現在還可以拖著暫不賠款。又有人猜測是皇帝自己準備常住長春宮，那樣去養心殿理政更方便些。不管怎麼說，咸豐帝心意已決，無論如何，宮殿都要如期修葺。

  這時候，英法兩國已分別派出公使。英國公使是額爾金的弟弟布魯斯，他一到中國就給直隸總督桂良寫信，催問交換和約之事。按約定，《天津條約》需在一年內分別交兩國皇帝批覆後方能生效，批覆後的和約還要辦一個交換儀式。桂良見洋人逼問得緊，只得將咸豐帝認為條約需要修改，尚未御批一事如實相告。布魯斯聽後頗有微詞，自己肩負使命而來，信心滿滿，而清廷卻一直拖延。他決定立刻進京，直接向清朝皇帝問明原委。同時，他又寫信給已到上海的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表示要用軍艦帶士兵護送使團北上，威懾清廷。他認為，帶兵去大沽口比帶著炮艦不帶軍隊去天津更具威脅性，而去天津又比去北京更有震懾力，因為去了北京只能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而不容易找到武裝入侵的藉口。

  英法兩國公使的態度很明確，他們不管清朝皇帝是否同意這份合約，清廷必須履約，否則兩國將動用武力。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更是軟硬兼施，一邊施以外交手段，一邊做著軍事準備。

  五月上旬，桂良又以欽差身份趕往上海與布魯斯、布爾布隆會面，商討入京覲見皇帝流程。他想繼續拖延，可布爾布隆毫不給機會，語氣生硬地威逼桂良：「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決，堅決完成使命，就在 《天津條約》規定的期限內換約，不得有半點推遲。我要面見清朝皇帝，親自呈上拿破崙三世陛下的親筆信，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完成使命。」桂良聞出了話中的火藥味，只得向皇帝請旨。過了幾天，咸豐帝終於批准英法兩國使團進京，同時給新任直隸總督恆福發去一份諭令，讓外國使團從天津北塘登陸進京。恆福是由河南巡撫調任直隸總督的，對 《天津條約》的簽訂過程和條款知之甚少，他沒有將使團須在天津北塘登陸的諭令告知英法公使。

  五月十五日，得到進京許可的英法公使擺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態率團北上。十七日，負責護衛使團的英軍何伯(11)少將的艦隊到達大沽口，隨後派遣艦長康米利爾和翻譯蒙根登陸向清廷宣布公使將要到來的消息。由於使團沒在清廷指定的地點登岸，因此，受到剛調防於此的僧格林沁部下的阻攔。英方詢問為什麼沒有官方代表迎接，為什麼在河道設置了障礙物。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代表已在北塘等候，之所以設置障礙物，是為了防止太平軍和捻軍進犯天津。

  英法公使對清朝廷的 「怠慢」非常不滿，決定將一切交給何伯少將處理，也就是採取已經準備好的軍事行動。何伯少將重返大沽口，發現清軍的防禦更嚴密了，於是，他立刻與公使商議決定於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發起攻擊。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點，直隸總督派人匆匆向京城呈送書信，說兩國公使拒絕在北塘登陸等候赴京，並已經讓何伯少將率艦隊直赴大沽口，拆除河面的障礙物，準備武裝登陸。是日，僧格林沁所率清軍在岸上與英軍對峙。下午將要退潮的時候，突然一聲炮響，第二次大沽口戰役打響了。雙方開炮互射，何伯少將試圖用艦炮掩護士兵強行登陸，但遭到岸上清軍阻擊，傷亡慘重，他自己也受了傷。剩餘英軍只得退回艦上，待潮水上漲後撤退。

  咸豐帝當晚收到天津大沽口戰報，僧格林沁殲敵四百餘人，取得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最輝煌的勝利。他興奮得一宿未眠，天剛亮，就派快騎趕往天津詢問英法使團是否願意從北塘登陸進京。英法公使不置可否，掉頭離開。

  第二天午後，咸豐帝在圓明園九洲清晏殿召見了兩江總督何桂清。一般只有召見重臣、近臣，皇帝才會到這個地方談事。何桂清在封疆大吏中算不上主和派，在朝中也並非皇帝近臣，這次召見正說明咸豐帝有密要之事與他談。開始何桂清以為是談京城和廣州防禦，但咸豐帝談的卻是怎樣修改 《天津條約》，並很愉快地提到大沽口一役輕巧取勝。何桂清聽後不勝憂慮，心想，大沽口一役已與英法兩國撕破臉皮，哪裡還有修改條約的可能？即使再次談判修改，也只會增加他們欺壓進犯清朝的條款。他小心翼翼地對咸豐帝說：「聖上，依臣之見，英法公使掉頭就走，不是因為他們膽怯，而是他們被徹底激怒了，將卸下謙謙君子的偽裝，徹底露出猙獰獠牙，還望聖上儘早做好大戰的準備。」

  咸豐帝被何桂清潑了一瓢冷水，十分生氣，命他去蘇州準備下一輪談判。隨後，咸豐帝余怒未消地來到 「天地一家春」大雅齋，懿貴妃正在悠閒地繪一幅蘭竹圖，見皇帝突然駕臨，急忙迎駕。咸豐帝當著懿貴妃的面又把何桂清罵了一通，懿貴妃端來一碗茶，勸他消消火，冷靜後再想對策。咸豐帝建議最好還是爭取和談，即便下一輪談判對清朝更不利，也只能暫時忍耐，待內賊盡除，再驅外夷。

  但是，英法兩國不再給清廷和談的機會。八月，英法兩國政府宣布對清朝開戰，先攻占天津，威逼北京方面屈服，如果達不到目的，再進攻北京。

  英法聯軍勞師遠伐，做了長達半年的準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不僅建立綿延萬里的海洋補給線，還在廣州、上海等地設立軍需補給站。至咸豐十年 （1860）春，英法聯軍的戰前準備已然就緒，總計兵力有三萬人、艦船一百四十四艘進入中國海域。對此，在上海周邊 「剿匪」的清軍竟然視而不見，還請求利用英國人的洋槍隊來合剿捻軍。

  與此同時，一直在圓明園的咸豐帝則忙著操辦一件他認為很重要的事情——籌辦他三十虛歲生日慶宴。據說西藏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派來一個使者，轉告咸豐帝在他的而立之年會有一場深重的劫難，必須建壇作法。有人勸告皇帝，這可能是成烈嘉措討封賞的伎倆，不可輕信，但咸豐帝對此深信不疑，讓內務府盡力籌備。洋人戰前準備充分，雙方一旦開戰，勝敗已無懸念。

  六月中旬，英法聯軍第三次出現在天津大沽口。咸豐帝不慌不忙地給直隸總督恆福發去一道諭令：照會聯軍，依照美國使者從北塘登陸進京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清廷的態度一如以前，英法聯軍共一萬八千餘人，按清廷照會要求，在北塘登陸了，但他們並不是去北京，而是武力進占天津。他們穩紮穩打，登陸十二天一直未遭到任何反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仍對和談抱有幻想，按兵不動；另一方面是清廷因去年的小勝而誤認為洋人不擅長陸戰，所以不怕聯軍登陸，一旦打起來，正好聚而殲之。

  六月二十六日，英法聯軍已登陸一萬一千餘人，並迅速對塘沽發起攻擊。僧格林沁所率清軍見英法聯軍來勢洶洶，稍作抵抗就開始潰逃。但咸豐帝看到的戰報是：「該夷炮車二百餘輛，夷人萬千名，實系眾寡不敵，然亦斃賊無數。」雖然清軍寡不敵眾，卻也能斃賊無數，說明英法聯軍並不可怕，咸豐帝頗感欣慰。既然清軍只是兵力不夠，那就再派些人去。

  然而，還沒等清軍增派到位，英法聯軍又攻擊北炮台，雖然傷亡三百多人，卻掌握了主動權。七月初八，英法聯軍占領了整個天津城。被蒙在鼓裡的咸豐帝根本沒想到形勢會急轉直下，洋人又要搞城下之盟了，無奈之下，他只得讓桂良再去與聯軍談判。正如何桂清所預料，這一次洋人直接撕下了偽裝，直截了當提出清廷除了無條件接受先前擬定的 《天津條約》外，還必須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並增加戰爭賠款。同意就談，不同意就打，若打，他們會一直打到京城去。

  桂良見事態嚴重，據實將談判細節呈報皇帝。咸豐帝一看暴跳如雷，痛罵桂良：「你這不是讓朕來承擔賣國之責嗎？你們號稱忠臣，卻每每臨陣脫逃，事後又百般遮掩辯解，難道都是在欺瞞朕不成？」咸豐帝被推至風口浪尖，一籌莫展，只得故技重施，他授意桂良先讓洋人退兵，只要退兵就答應他們的所有條件。桂良把皇帝的意思轉告聯軍談判代表，但他們的耐心已經耗盡，不再信任桂良，也不相信清朝皇帝會如此乾脆地答應所有條款。因此，他們不僅不退兵，反而繼續向北京進攻。

  因洋人節節進逼，咸豐帝只得硬著頭皮應戰。他強作鎮定，畢竟是在清朝的國土上，難道還懼怕萬餘名洋鬼子不成？他兩次表態要御駕親征，以激勵士氣，安定人心。七月下旬，英法聯軍進抵通州時，咸豐帝諭令軍機大臣綿愉(12)、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表示要與英法聯軍 「決戰」。戰前，他先派載垣去談判，並叮囑他做好兩手準備。親王的身份比欽差桂良尊貴，英法聯軍不好再做推辭，便派巴夏禮為代表進行談判。

  由於雙方都沒有誠意，談判因為交遞國書這一環節產生嚴重分歧，導致談判破裂。載垣按皇帝吩咐，命令僧格林沁暫時扣留巴夏禮等人。僧格林沁給咸豐帝上了一道密折，大意是說如果與英法聯軍開戰，清軍沒有取勝的把握，當務之急是請皇帝 「巡幸木蘭」，去承德打獵，暫避鋒芒。

  八月初四，也就是巴夏禮被扣留當天，英法聯軍即出動近四千人進攻通州，與清軍在張家灣展開激戰，僧格林沁所部近萬人的防線被突破，聯軍傷亡僅35人，清軍傷亡1350人，傷亡比例幾乎迫近1∶40。清軍潰敗後，僧格林沁又在距離京城很近的八里橋構建一道由三萬餘人組成的防線。他本人統率步兵一萬餘人駐紮在張家灣至八里橋一帶，扼守通州至京師廣渠門 （今建國門）的大道，以保衛京師。

  八月初七，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最慘烈的戰役——八里橋之役打響了。清軍馬隊按原定部署從正面衝上前去，將士們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敵。因火槍裝備有限，清軍馬隊大都手持冷兵器，憑著一腔熱血迎擊英法聯軍，企圖沖亂英法聯軍縱橫相應的戰鬥隊形。部分騎兵沖至離敵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衝到敵人的指揮部附近。激戰一個小時，斃傷聯軍多人，但清軍馬隊遭到聯軍步兵密集火力的阻擊和炮榴霰彈的轟擊而大量傷亡，戰馬因受驚橫衝直撞，無法形成攻勢，在敵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卻。

  隨後，南路的法軍主力將大量炮彈傾瀉在八里橋上，使勝保所部受到沉重打擊，傷亡慘重。當法軍的兩個前鋒連隊衝到橋邊時，守衛石橋的清軍士兵勇敢地衝出戰壕，與法軍展開了白刃戰，後因勝保中彈受傷而撤至定福莊。

  當戰鬥進行得正激烈時，僧格林沁才發現，主攻八里橋的是南路敵軍，而不是西路敵軍。為了彌補戰前的決策失誤，僧格林沁在勝保部與南路敵軍戰鬥的同時，指揮馬隊穿插於敵軍的南路與西路之間，企圖分割敵人，以步隊配合勝保部包圍南路敵軍，殲滅敵人主力。但勝保部已撤，僧格林沁的作戰意圖未能實現，遂與西路英軍展開激戰，雙方傷亡慘重。

  僧格林沁擔心清軍再次潰退，於是挺身而出，騎著馬站在橋中央，命令一個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舉僧王大旗，指揮將士頑強抗敵，直到他被一枚霰彈擊中。將士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聯軍射來的子彈。然而，清軍最終潰敗。八月初八，咸豐帝驚慌失措地從圓明園出逃至熱河，恭親王奕訢作為全權大臣留下繼續與聯軍交涉。臨行前，懿貴妃極力諫阻，請求咸豐帝留在北京繼續抵抗，而這次進諫差點給她惹來殺身之禍；不過由此可見懿貴妃的勇氣與見識不同於一般女子。

  僧格林沁、瑞麟(13)、勝保各部仍駐城外防守。英法聯軍要求清廷釋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員巴夏禮等人，否則炮轟北京。額爾金表示必須親自向清朝皇帝遞交國書，條約須皇帝親自簽字畫押，否則不談。對此無理要求，清廷自然不會答應，和談一事又被擱置。

  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聯軍繞到北京城西北郊，朝圓明園而來。當時，僧格林沁、瑞麟殘部在城北一帶進行抵抗，隨之潰敗。法軍先行，於當天下午經海淀，傍晚至圓明園大宮門。此時，在賢良門內，有二十餘名圓明園技勇太監與敵人刀槍相搏，他們 「遇難不恐，奮力直前」，但終因寡不敵眾而潰敗，圓明園技勇八品首領任亮等人以身殉職。至晚上七點，法軍攻占了圓明園。管園大臣文豐投福海而死。八月二十三日，英法聯軍開始大肆搶劫圓明園。

  八月二十四日，巴夏禮被釋放，他在扣留期間並未受到虐待。而此時的英法聯軍則以搜查圓明園各宮殿為名，肆意搶劫財物，並放火燒毀許多房屋。八月二十六日，聯軍從安定門攻入北京後，縱容、鼓動士兵搶劫、火燒圓明園。額爾金竟公然在北京城內張貼告示，恬不知恥地闡述搶劫、火燒圓明園的理由和 「正義性」。九月初五，四千多名法軍和三千五百多名英軍將圓明園裡的珍奇寶物洗劫一空，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等均被付之一炬，大火三日不滅，北京城映照在一片火光之中。自此開始，英法聯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五十天。已逃至承德熱河的咸豐帝聞訊痛心疾首，五內俱焚。他深感愧對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還能否回到金碧輝煌的紫禁城……他親率皇子皇孫跪在列祖列宗靈位前請罪，並下 「罪己詔」詔告天下。而侍奉在咸豐帝左右的懿貴妃聽到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洗劫一空並付之一炬後，竟不顧自己尊貴的身份，大罵其強盜行徑。她先是怒不可遏，轉而抽泣起來，她無法原諒英法聯軍的罪行。北京城的那場大火，不僅燒毀了大清國的 「萬園之園」，也將懿貴妃深埋心底的愛情回憶化作灰燼……

  (1) 葉名琛 （1807—1859）：字昆臣，湖北漢陽人，官至兩廣總督，擢授體仁閣大學士，人稱 「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俘，自詡「海上蘇武」。

  (2) 杜受田 （1788—1852）：字錫之，山東濱州 （今濱州市濱城區）人，歷任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3) 趙烈文 （1832—1894）：字惠甫，江蘇常州人，曾任易州知州，為曾國藩機要幕僚多年，對佛學、易學、醫學、軍事、經濟均有涉獵。

  (4) 郭嵩燾 （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陰城西人，晚清官員，湘軍創建者之一，中國首位駐外使節。

  (5) 黃宗漢 （1803—1864）：字壽臣，福建泉州晉江縣 （今晉江市）人，晚清大臣，封疆大吏，「辛酉政變」後被兩宮太后罷黜。

  (6) 何桂清 （1816—1862）：字叢山，雲南昆明人，晚清大臣，歷任編修、內閣學士、兵部侍郎、江蘇學政、禮部與吏部侍郎、兩江總督等職。

  (7) 桂良 （1785—1862）：字燕山，滿洲正紅旗人，清朝大臣，歷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直隸總督、東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

  (8) 奕訢 （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豐帝異母弟，道光帝遺詔封 「恭親王」，清朝十二家 「鐵帽子王」之一，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9) 奕山 （1790—1878）：字靜軒，滿洲鑲藍旗人，清朝宗室。歷任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伊犁參贊大臣、伊犁將軍、黑龍江將軍等職。

  (10) 載垣 （1816—1861）：清朝宗室、康熙帝六世孫，世襲和碩怡親王爵位，清朝十二家「鐵帽子王」之一，咸豐帝顧命八大臣之首。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咸豐帝即位後，漸受信用，累官左宗正、宗令、領侍衛內大臣。

  (11) 何伯 （1808—1881）：英國海軍將領，1859年至1862年任東印度及中國艦隊司令，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抵抗太平天國的上海保衛戰。1879年被授予英國海軍元帥銜。

  (12) 綿愉 （1814—1864）：嘉慶帝第五子，道光帝之弟，被封為惠親王。

  (13) 瑞麟 （1809—1874）：字澄泉，滿洲正藍旗人，清朝大臣，歷任太常寺少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軍機大臣、戶部侍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兩廣總督、文淵閣大學士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