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教之東來

  西教之入中國也久矣。在唐為景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僧景淨）：「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玄齡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大帝，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玄宗天寶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肅宗皇帝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眾也。」

  《金石錄補》（葉奕苞）：「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國。自唐迄今，其教遍天下矣。」

  《來齋金石志》（林侗）：「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卜葬幼子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

  《景教考》（錢大昕）：「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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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為一賜樂業教，

  《開封重建清真寺記》：「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乃盤古阿耽十九代孫也。……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白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二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列轍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大明太祖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曉熟，勸人為善，呼為滿喇。……弘治二年，清真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陳垣）：「賜樂業，或翻以色列（Israel），猶太民族也。清真寺與回教寺同名，乃猶太教而非回教。道經，《摩西五經》也。……七十姓，或疑為十七姓之訛，因碑中所列適十七姓。而教眾之知名者，又無在十七姓之外也。……咸豐初，有教士購得開封猶太人譜牒一本，中有希伯來名，亦有漢名。弘治碑謂李、俺、艾等姓進西洋布於宋，俺都刺始建寺者，必譜牒所傳，故能言之鑿鑿。當其始至，尚沿猶太民族，曆元迄明，乃改漢姓。」

  陳垣（1880～1971），我國近代歷史學家、教育家。創始了史源學、史諱學、校勘學。字援庵。廣東新會人。著有《史諱舉例》、《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校勘學釋例》、《中國佛教典籍概論》等。

  在元為也里可溫教，

  《元史·世祖紀》：「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為民。」《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庭璧招撫海外南番，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

  《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化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教者，雲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余。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跡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至順鎮江志校勘記》（劉文淇）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云。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面也，而也里可溫即天主教矣。」

  《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洪鈞）曰：「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是皆在中國書籍碑版，信而可征者。外史載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國者尤多，

  《正教奉褒》（黃伯祿）：「定宗時，宗室廷臣多有奉教者，定宗之母昭慈太后信教甚誠，殿前建有聖堂，每值教中禮期，昭慈太后暨奉教王公大臣，詣堂瞻禮。教士柏朗嘉賓 回西朝覲教宗，太后賜狐皮緞袍以壯行色。憲宗六年 ，法蘭西國王類思，遣教士羅柏魯 奉國書東來通問，齎贈錦幬一頂，幬上彩繡教中聖像。羅柏魯駐京敷教，釋氏群起攻訐。帝令僧徒與教士各述其過，互相辯駁，派大臣監之，僧理窮辭遁。……世祖至元八年 ，遣使臣齎禮物，遄往西國覲教宗，請派教士東來傳教。偉立爾、莫尼各老等，奉派同使臣來華，構堂傳教。至元十三年 ，復遣大臣赴西國謁覲教宗。至元二十七年，若望高未諾 等奉派來華，抵京，帝禮之加厚。京內有大堂三座，一與宮殿毗連。……成宗朝，西國教士踵至。大德十一年，教宗敕授若望高未諾為北京大主教，隸屬各省主教七員，士庶感化入教者三萬餘人。」

  《清朝全史》（稻葉君山）：「十三世紀末，佛蘭結司哥會（Franciscan）教士伊大利人若望高未諾，受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經印度來支那，得世祖忽必烈許可，建加特力克（Catholic）教堂四所於北京。受洗者達六千人，學希臘、羅馬語者達百五十人。」

  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係，僅如摩尼、祆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耳。景教經文傳入中國，雖有譯本，亦未傳播，

  《敦煌石室秘寶》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一卷，末附諸經名曰：《敬禮常明皇樂經》、《宣元至本經》、《志元安樂經》、《天寶藏經》、《多惠聖王經》、《阿思瞿利容經》、《渾元經》、《通真經》、《寶明經》、《傳化經》、《罄遺經》、《原靈經》、《述略經》、《三際經》、《征詰經》、《寧思經》、《宣義經》、《師利海經》、《寶路法王經》、《刪河律經》、《藝利月思經》、《寧耶頲經》、《儀則律經》、《毗遏啟經》、《三威贊經》、《牟世法王經》、《伊利耶經》、《遏弗林經》、《報信法王經》、《彌施訶自在天地經》、《四門經》、《啟真經》、《摩薩吉斯經》、《慈利波經》、《烏沙那經》。跋曰：「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復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一賜樂業教經僅藏於寺，其數更不迨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弘治碑言正經一部五十三卷，當是《摩西五經》。五經者，《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也。明天順以前，開封本寺，只得道經一部。天順間，石斌、李榮、高鑒、張瑄往寧波取經一部，寧波趙應又齎來一部。正德間，維揚金溥又請來一部。正德以後，其教浸盛，百年之間，道經由四部增至一十三部。據貝教士所見，有一卷字大而清晰，其字體半似比國安懷士城之希伯來文聖經，半似1531年 在波蘭韋敦堡所印之希伯來、迦勒底語辭典。其字下端無點，上端則有多點，今已有十部為歐美人所購去。……康熙碑稱寺中有方經、散經數十冊，大別言之，則教律、教規禮儀祈禱文書，及猶太年表日曆節令，開封猶太民族譜牒之屬。正經、散經均用羊革書寫，為上古式，兩端有軸，上下有柄，以便卷舒。方經則用厚紙編訂，如今書本式。」

  中國耶教之盛，實由於歐洲之改革宗教，

  《東邦近世史》：「西1517年 ，德國神學教習馬丁路德，草其意見九十五條，張於威敦堡教堂。嗣後歐洲各國反抗羅馬教皇，至釀改革宗教之大亂。教皇權勢日衰，西班牙人路拉（Loyala）蹶起，欲自內部改良舊教，而組織耶穌會。西1540年 受教皇認可，益大事運動，不惟侵略新教盛行之北歐諸國，且傳基督教於五十年前所路拉，今通譯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人，西歐耶穌會的創始人。著有《精神訓練》等。

  發見之各地。而其傳教東洋也，以西1541年為嚆矢。其徒賽維兒（Xavier）自里斯本起程，翌年五月六日至印度臥亞，專盡力于振興東洋耶穌會之事業。1577年 ，臥亞遂為大僧正之任地。」

  由印度滿剌加而漸及於中國。

  《東邦近世史》：「賽維兒以1552年 自臥亞赴支那，既抵滿剌加，使節被留，乃單身赴支那，死於澳門西南三十里之三灶島。」

  自利瑪竇等來華，而文士信從者眾。

  《明史·外國傳》：「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耶穌生於如德亞（Judea），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郊外。……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為所誘。……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義大利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

  至明之季年，奉教者達數千人。

  《正教奉褒》：「統計明季奉教者，有數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內官四十，顯宦四，貢士十，舉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啟、少京兆楊廷筠、太僕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藩、左參議瞿汝說、忠宣公瞿式耜，為奉教中尤著者。」

  《正教奉褒》，編年體的天主教史著作。清代學者黃伯祿（生卒事跡不詳）編。該書記事上起唐代，下迄清道光年間，主要介紹了天主教在我國的傳播。

  比明之亡，永曆太妃且致書羅馬教皇及耶穌會總統，祈保其國中興，書曰：

  永曆太妃，即南明永曆朝王太后，湖廣人，桂端王朱常瀛繼妃，永曆皇帝朱由榔嫡母。篤信天主教，聖名烈納。

  《永曆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敕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併入聖教，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即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盡知我國情事，即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敕。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永曆太妃遣使於羅馬教皇考》（高勞）：「順治五年，即桂王由榔稱號永曆之二年，提督李成棟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慶。其太監龐天壽，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妃 。太妃王氏，湖廣人，故明桂王常瀛之繼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天主教，今由榔生母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由榔亦於祭台前行跪叩禮，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垣，亦受洗。太妃乃遣使至澳門，求司鐸行彌撒大祭。太妃以大蟠龍銀香爐二對、鏤花銀瓶二對、鏤花銀燭奴二對，獻於祭台上，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三會長。遂於陽曆十月三十一日，舉大禮彌撒。禮畢，澳門葡總督設盛筵款使者，並贈火槍百枝以佐其行。順治七年，即永曆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遣使至羅馬見教皇，為明祈福。司禮太監龐天壽願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許。天壽遂薦神父卜彌格充使，齎書二通，一為太妃肅教皇箋，一為太妃致耶穌會總統書。卜彌格至澳門，以事留一年，始西渡。至印度臥亞上陸，西行，經波斯、西里亞等國，入地中海。二年後始至義大利之威尼斯，及至羅馬，適新教皇亞立山第七即位，驗明使節，乃蒙召見。復書，即由卜彌格攜回。到中國時，約在順治十二三年之間。然卜彌格奉使後，未數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寧，太妃亦於次年卒于田州。復書達否，不可知矣。卜彌格所齎太妃肅教皇箋、致耶穌會總統書及龐天壽奉教皇書，今均存羅馬耶穌會藏書樓內。」

  而清廷亦尊崇教士，至予以漢人之封職。

  《清朝全史》：「睿親王之占領北京也，欲舉城而充滿、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內，漢民一律退出。湯若望呈書於睿親王，宣武門內之聖堂邸第，及阜城門外之塋域，得以保存。順治帝賞湯若望以欽崇天道之匾額。順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銜。八年，敘通議大夫，父、祖父則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則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晉敘光祿大夫，祖先三代則追賜一品封典。相傳世祖對彼之隆遇，逾於恆格。召對不呼其名，用瑪法 之滿語代之，得隨意出入內廷。蓋滿人與西人皆以夷種見薄於中國，遂鑑於漢人之偏見，力持公平之態度，奪漢人之官爵，加於西夷之首，而湯若望等亦藉此以為正教發達之捷徑焉。」

  康熙中，各省信耶教者，至達十數萬人焉。

  《清朝全史》：「十七世紀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當其最盛之時，屬於教會之教堂，廣東有七所，江南有百餘所。1663年 十二省信徒達十二萬人，六省信徒其數未詳，然亦決非少數。1696年 在北京受洗者六百三十人。」

  教士之入中國也，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上明神宗疏》（利瑪竇）：「臣本國極遠，從來貢獻所不通，逖聞天朝聲教文物，竊欲沾被其餘，終身為氓，庶不虛生。用是辭離本國，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緣音譯未通，有同喑啞，僦居學習語言文字，淹留肇慶、韶州二府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凡經籍亦略誦記，粗得其旨。」

  《大西利先生行跡》（艾儒略）：「其居端州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編，無不盡暢其意義。」「姑蘇瞿太素，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游，勸利子服儒服。」「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崇奉釋氏，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東來，其言多與孔、孟合。」

  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天主教會傳教士，明末來華。字思及，義大利人。他使天主教傳入福建，被時人譽為「西來孔子」。曾在傳教時發現景教碑。主要著作有《大西利先生行跡》、《職方外紀》、《西凡學》、《萬物真原》等。

  《清朝全史》：「明末清初時代，宣教師不獨富於殉教之精神，且審察支那之風俗習慣。自將支那所嘲笑為蠻夷風之洋裝，易而為中國士人之服裝，起居飲食，全與支那人同，向支那人並自稱為支那人 。且恐社會攻擊基督教，思有以辯護之，遂自受支那士人之教育，肄習其言語文字。對於下等社會，則以淺易演說，講明基督教之福音，對於士人社會，則用流暢醇雅之漢文，從科學上立論，漸次說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蓋彼等特所注意者也。」「當時之宣教師，除直接反背教旨、違逆聖訓外，務為保全支那人固有之信仰習慣，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許可。然當未許可以前，幾經躊躇，幾經學者士人上下議論，卒以支那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祐聰明利祿而然。祭祀祖先，則出於親愛之義、孝思之念，所謂報本反始之禮，而非以求福祐。謂立祖先牌，非謂祖先之魂在上，不過子孫追遠，稍抒如在之懷。至於郊天之典禮，非祀蒼蒼有形之天，乃敬天地萬物之原，此孔子所謂郊祀之禮，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師等知支那人之祖先崇拜，無論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義，故遂予以許可也。」

  其所譯述之經籍，雖未能如釋氏之學之深博，而歷算、格致之學，實足以開近世之風氣。他所著書，如《七克》等，詞旨淵粹，頗似儒家之言（龐迪我著《七克》，分伏傲、解貪、坊淫、熄忿、釋饕、平妒、策怠七篇）。非若後世之教土，凶獷粗鄙，與中國文教大相逕庭也。故自萬曆以來，雖迭經排斥，

  龐迪我（Panto，ja Didaco de，1571～1618），天主教會傳教士，明末來華。西班牙人。曾奉明廷之命修改曆法，繪製地圖。著有《七克大全》、《龐子遺詮》等。

  《明史·外國傳·義大利亞》：「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與侍郎沈[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65472.jpeg" /]、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眾，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天主教煽惑群眾，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為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令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

  而為之辯護者，且謂其獨合於儒家。

  《正教奉褒》：「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啟奏：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惡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先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憤嫉，是以謗害中傷，乞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辯駁，推勘窮盡，務求歸一。仍令儒學之臣，共論定之。」

  其後羅馬教皇嚴禁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儀式，始與中國禮教牴觸，而遭清廷之禁止焉。

  《清朝全史》：「1704年 ，羅馬教皇克列門第十，使安吉阿其何教長次魯囊為代表，至北京，予以教書，謂對於基督教之神，不許用天之稱號，對於支那之基督教信徒，嚴禁祖先崇拜之儀式。康熙帝為詳細說明支那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魯囊訖未發表教皇之教書，僅以己之名義摘要公布，排斥帝對於神學之意見，凡不從教皇教令者即行退去。於是帝命捕之，遣送於澳門，使葡萄牙人監視之。次魯囊遂於1710年 死於獄中。1742年 教皇伯納其克特第十四，發表教書，不從教皇教書之宣教師，處以破門之罰。由是支那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儀式。於是後之宣教師問題遂生非常之影響。清國以羅馬教皇擅干涉國內事，以其命令行於國內，則為侵害國家之獨立，故於1707年 ，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內務部印票之宣教師，概令退去澳門；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1717年 ，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內地，違者決不得歸本國雲。此後百數十年間，清廷政府對於基督教徒之態度，非無寬嚴之別，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