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史語所」

  歷史的現代轉型，如大河到了出海口，劈波斬浪，迅猛異常，史學亦然。確乎如此，正是從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發生了裂變，從傳統到現代，從閉塞到開放，開始了中國史學現代化和科學化的行程。倘如是，凡曾經稍稍接觸過中國現代史學的人，怕是很少不知道「史語所」在這一行程中的作用與影響的罷？

  「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簡稱。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長，1948年年底遷往台灣，落戶在台北南港，直至今日。來東吳後，一直想訪「史語所」，特別是前兩天去了台大，拜謁「傅墓」（1950年傅斯年病逝，喪於台大），聆聽「傅鍾」（台大的上下課鐘聲），更催我去訪由傅斯年創辦的那個所。

  是日，秋雨霏霏，這是與所長王汎森約定的日子。說起王汎森先生，當是我的老朋友了。1996年5月，在山東聊城召開的「海峽兩岸傅斯年百年誕辰暨學術研討會」上，我與他有一則「關於蘭克史學的對話」。因傅斯年有「中國的蘭克」之稱，故在這次會上，研究西方史學的張廣智與研究中國史學的王汎森，有了這次難得的學術對話，這既出乎會議主辦者的意料之外，又合乎學術交流的情理之中，後來經新聞媒體一宣傳，就有點變味了，說這是海峽兩岸的真正意義的對話。這自然是言重了，其實我當時沒想那麼多，汎森兄事後也說是這樣，我們兩人作了一次普通的學術交流，只不過在形式上採用了即興互相答問的對話方式。兩年後，我首次訪台，出席「海峽兩岸史學史學術研討會」，我的大會報告論文又由汎森兄評論，這更進一步地加深了我們間的學術情誼。後來，他又來上海，住宿的天鵝賓館離我家很近，我作「導遊」，同去對面的魯迅公園，瞻仰魯迅墓，參觀魯迅紀念館。再後來，他多次來復旦作學術演講，我與老友都有見面敘談的機會。此次，他知道我來了東吳，同為東吳「兼職教授」（我為「客座」）的老友又可與我見面了。

  與王森先生合影

  我一路正想著往事，車已至「中央研究院」大門前停下，雨也停了。台北的秋雨，斷斷續續，這倒有點像上海的六月黃梅天。我徑直向里走去，南港院區不小，初次入內，倘無路標所示，會迷失方向。我一路走著，只見前方一幢大樓上書「歷史語言研究所」，啊，到了。

  我還是早到了。一位年輕人（台大博士生小楊）在門口等我，說王所長臨時有個會，很快就回來。乘這空隙，我要小楊陪我去史語所圖書館，只見館內藏書甚豐，琳琅滿目，但珍貴的「傅檔」一時還未能查閱。在館內，意外地遇到了台灣地區羅馬古史名家邢義田先生，相互交談甚歡，並複印了他的兩篇大作。

  「您還是老樣子，我卻變老了。」一見面，汎森兄握著我的手，不無感嘆地說道。我望著他稀疏的頭髮，說的是實情，想必他是累老了。可不，如今他已晉升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肩負重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工作之餘，學術研究也一刻不能放鬆。我在大陸不時就看到他的新作問世，比如《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以及散見於兩岸學術期刊的大作，他真乃海峽兩岸三地中生代學者的佼佼者。

  隨即他贈我英文著作：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2000）。這是他的博士論文。

  老友顯得很興奮，不時回憶起我們往昔見面時的情景，一經他的回憶，往事又歷歷在目，猶如發生在昨日一樣。

  「十年前，您在聊城對我的囑咐，我還未完成呀。」我愧疚地說。

  本章節來源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噢，您說的是史語所與法國年鑑學派的比較研究。」十年前的那次對話情景，仿佛又在眼前。

  我看著他，不知下面還要說些什麼。

  我想，以傅斯年為首的「史語所」學人群（學界通稱為「史料學派」），與比它晚一年（1929年）由呂西安·費弗爾等創立的年鑑學派，確有許多相同之處：它們都是深深紮根於本國學術傳統的現代學術流派；它們都歷久而不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一流史學人才；它們的創始者都具有寬廣的視野，又都是出類拔萃的學術組織者；它們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都對後世史學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當然，年鑑學派後來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史學流派，而史語所學人群則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但在當今海峽兩岸學術界的影響仍不可低估。

  我又想，這個比較研究不是比附，而是可行的，儘管它的難度太大，我怕是力不從心了，只好寄望於年輕一代的學者。

  下午離開「史語所」，回眸一看，對那棟大樓上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七個字，投去了深情的一瞥，我在想：在中國現代史學上，「史語所」將占有一席之地，它於中國史學的貢獻與影響，亦將彪炳於中國現代史學史冊上而不能忘卻。

  但願我的這些想法不會成為一種幻想。

  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