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開始疾病醫療史的學習與摸索不覺已有五個年頭了，五年的時光，在學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段比較完整的學術經歷了。然而對我來說，總覺得自己步入這一領域不過是眼前的事，對此的探索也才剛剛起步，回想起來，當初是懷著「發現新大陸」般的興奮和濃烈的興趣開始這一學術旅程的。歲月流逝，興奮早已湮沒在時間的隧道中，但興趣卻有增無減。與人之生老病死直接相關的疾病醫療這樣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被我們的「歷史」實在塵封得太多太久，任何一個小小的問題，似乎都可以激起自己對以往人類生活經驗和生命存在方式的深思和探索欲求。疾病醫療自然遠不是人類歷史的全部，但無論如何，這一直指生命的論題不應總是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太多的未知數的確讓我當時一心想探個究竟，但面對這一前人甚少涉足的跨學科論題，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我一直學歷史出身，對中醫學和現代西方醫學均是外行；其次，因為是新領域，在研究方法、研究構架以及資料線索（恰恰這方面記載少而零散）等方面都比較缺乏可資借鑑的成果；再次，古代的疫情本身就是一個有趣卻困難重重的問題。這些實實在在讓我感到前途荊棘叢生，但最終我還是義無反顧地堅持下來了，並有了現在這樣的結果。顯而易見，在醫療社會史領域中，本書只是一個初學者的探索和嘗試，不免稚嫩和粗淺，但我仍真誠地（或許也是天真地）對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學界對該領域多一些關注和投入，同時也期許自己能以此為起點，做出進一步的探索。

  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幾度刪改而成的，我已無法梳理清楚個中包含著業師馮爾康教授的幾多思想和心力了。先生向以功力深厚、學問嚴謹紮實享譽海內外，同時，他也從來不缺乏對理論和國際最新學術動向的關注和深刻領悟。如果沒有先生對境外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及時引介和對筆者探索新課題的積極鼓勵，恐怕很難想像在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我會有將一個自己幾乎完全陌生的論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願望和勇氣。不知不覺中，跟隨先生左右已經整整八年了，回想當年之所以從生養我的江南來到北國的南開園，似乎完全是因為先生學問的召喚。八年的耳提面命，先生在為學與為人、學習與生活等諸多方面給予我的實在早已多得無法盡述。在日常的交往中，我總是能感受到先生的慈愛與親切，但先生在學術上老而彌堅、老而彌新的孜孜追求和生活上近乎苛刻的嚴於律己卻又往往於無形中給了我一種威嚴與激勵，讓我不敢懈怠。在南開求學的日子裡，先生而外，張國剛教授、常建華教授、杜家驥教授和閻愛民博士等師長也給了我眾多的關心和教益，特別是常老師，以其不溫不火的方式和知無不言的精神，向我展示了明清史研究的瑰麗風采，並引領我在這塊領地中耕耘。不用說，自己任何點滴的進步，都是與以上師長的教誨和關愛密不可分的。

  論文寫成後，非常幸運地得到了眾多我非常景仰的學者的關愛。在論文評審與答辯階段，郭松義教授、王思治教授、陳祖武教授、朱誠如教授、王戎生教授、秦寶琦教授和許檀教授等都給予了眾多的鼓勵和指點，尤其是郭松義教授、王思治教授和陳祖武教授，此後還一直關心著本書的修改與出版，並為此付出大量的辛勞，令人難以忘懷。更令我感念至深的是，論文答辯完不久，素昧平生的楊念群教授在讀完拙稿後，很是讚賞，主動托人見告，願意傾全力推薦其出版，在後來的交往中，我時時能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學人的宏遠追求和坦蕩無私的君子胸懷。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楊教授的引介推薦，本書就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梓行。當然，不能不提到，我和楊教授的相識得益於夏明方博士的引介。我和夏博士最初幾乎完全是通過各自閱讀對方的論文而逐步相知的，他極具特色的理論概括和思維能力，在近年我們頗為頻繁的學術交流中，常常給我以觸動與啟發。此外，李中清（James Lee）教授、張國剛教授、黃興濤教授和阮芳紀教授等也曾對本書的出版給予關心和幫助，謹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在我求學的過程中，台灣「中央研究院」梁其姿教授有關明清慈善和疾病醫療的眾多論著曾給予我相當多非常重要乃至關鍵性的影響。我會永遠記得，2000年10月9日下午，在天津機場的候機廳里，我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先生，她是應邀專程前來南開講學的。梁先生的隨和、寬容和博學很快消弭了我面覲大學者的緊張和不安，讓我第一次覺得從機場到學校近一個小時的路程原來是如此短促。在此後一周中，我有幸多次當面領受她的教澤，不過更為幸運的是，梁先生返回台北後，仍在學業上對我不厭其煩地給予指點和幫助。特別是，她還為拙稿寫下長達數千字的批評意見。可以說，此後本書的刪改大都是在梁先生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僅如此，梁先生還在百忙之中，慷慨贈序，為拙著增輝。

  在博士論文的準備；寫作和修改過程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韓書瑞（Susan Naquin）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的鄭金生教授和朱建平研究員、蘇州大學的吳建華博士和朱小田教授、蘇州中醫院的俞志高醫師等諸多師長，或在資訊介紹、或在資料提供、或在寫作和研究方法指點等方面，對筆者給予了眾多無私的幫助。蘇州科技學院的宮向陽和朱永濤、復旦大學的吳滔、天津市委組織部的曹漢軍諸位先生，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窗摯友，長久以來，我們就一直在生活和精神上相互砥礪，在多年的求學經歷中，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盡其所能地給我以襄助。感念之情，實難以名狀。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不計經濟效益，以優厚待遇出版純學術著作，其表現出的膽識令人感佩。同時也非常感謝「新生代學人文叢」編委會對拙著的厚愛。該文叢的執行主編李艷輝博士和責編王立新先生為本書的出版和編校做了大量具體而細緻的工作，使之增色不少，亦謹此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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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的春天，正當我寫作博士論文之時，父親幾度重病住院，當時曾為自己不能侍奉於床前而歉疚不已。而今，父親已長眠於故土的青山綠水之間，讓我不再有任何彌補的機會和希望，物是人非，未語淚流……父親是個普通而本分的農民，他可能全然不懂我所做的研究，可農民的淳樸情懷以及先祖的事跡，似乎讓他本能地認為，無論如何，讀書總是一件高尚而值得為之付出的事。如若地下有知，但願這本凝結兒子多年心血的小書能給他捎去些許的慰藉。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余渭炎先生（1940—2001）。

  余新忠

  2002年9月28日於南開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