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餘論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清代江南溫暖濕潤的氣候、密布的水網、稠密的人口等因素以及一些衛生習俗都非常有利於瘟疫的爆發、流行，在眾多疫病引發因素中，災荒和戰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瘟疫發生的一種必要誘因，而人口在一定限度內則是影響瘟疫分布最為關鍵的因素。

  若進一步對照現實，不難發現，以上所說的因素雖然於今日多少仍在發揮作用，不過，其各自的重要性已有顯著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人口因素了，在今天，人口的密度與瘟疫的多發與否已無必然的聯繫，但在當時，人口密度與瘟疫頻數曲線卻驚人吻合。其次，現代大災和瘟疫之間的關係日漸疏離。再次，在環境和習俗因素中，由工業污染給疫病帶來影響變得重要，而生活污染的重要性趨於降低。用水習俗和葬俗等今天已不被重視，而不潔性生活等在疫病傳播中的作用卻趨於明顯。這些變化的出現無疑是現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產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瘟疫的頻數基本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漸趨提高的，而且，在地域上，就當時社會而言，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區，一般也是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社會經濟比較發達之地，人口密度與瘟疫頻數曲線的一致其實表明，當時人口越多，社會經濟越發達，瘟疫也就越多。何以如此？根本在於，對瘟疫來說，社會、人口和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提高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會的醫療衛生條件，從而起到抑制疾疫發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環境的破壞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動的頻繁，同時，人口規模擴大又為瘟疫提供了更多的易感人群，這些無疑都有利於疫病的發生和流傳。顯而易見，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更多是後者而非前者，由於當時的醫學發展水平遠沒有達到對疫病具有決定性控制能力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公共衛生機制和防疫體制尚未建立，由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抑制疫病機制總體上還無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會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機會。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面無疑是當時總體社會、經濟、科學發展水平較低造成的，比如民眾的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較差，醫療技術相對落後；另一方面則與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基本缺乏直接介入有關，這影響了醫療衛生的制度性建設[1]；再一方面還在於，面對人口、社會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些新問題，當時的社會還未來得及做出有效的反應，比如，嘉道以降，環境破壞和污染的日趨嚴重以及真性霍亂的傳入，儘管促使時人對瘟疫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和舉措，但就現代的眼光來看，其效果顯然是有限的。

  [1] 參見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療事業探析——論清代國家和社會對瘟疫的反應》，載《歷史研究》，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