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別經驗性認識

  當然，指出時人對瘟疫傳播的認識以空氣傳播為主，並不是說其對其他播方式毫不知覺，實際上，時人對經水傳播、食物傳播、接觸傳播和蟲媒傳播等傳播途徑均不無個別的直觀或隱約的感知。清代的江南瘟疫頻仍，同時又有較高的文化和醫學發展水平，因此瘟疫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傳染方式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只不過在以氣感染這一觀念的籠罩下，這些直觀感性的認知不易引起注意並獲得發展罷了。現代一些醫史論著，在論及中國古代的傳染病預防時，一般都會引用清代熊立品的一段話：

  當合境延門，時氣大發，瘟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污；毋憑死者屍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9]

  據此他們認為古人對瘟疫的傳染和預防的認識已取得較高的成就。[10]熊在這一立足現實觀察得出的認識中，已指出了空氣傳播、接觸傳播和食物傳播三種傳播方式，就今天的認識來看，自然是非常值得稱頌的。不過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清人在傳播方式的認識上已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應當看到，像熊立品這樣的論述，在當時的醫學界實屬個別，其後也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而且熊本人也未對「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做任何理論上的闡發。他與同時代其他醫家一樣，認為時疫完全是氣造成的。[11]因此，他對後兩種傳播方式的認識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直觀的感知。實際上，在此之前人們對此就已有隱約認識，比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云：「天行溫疫，取初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12]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指出：「人有因吉凶坐席飲啖，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食飲入五臟，沉滯在內，流注於外，使人肢體沉重，心腹絞痛，乍瘥乍發。以其因食得之，故謂之食注。」[13]雖然李的本意並非是要與病人衣物隔離，巢的論述中隨食飲而入的是氣，但他們都已將這兩者與疾疫聯繫到了一起。其實就是在清代江南的民間，人們對食物與瘟疫的關係也有模糊的認識，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潮災之後，太倉州鎮洋縣等地之河水變成黑色，惡臭不堪，「魚不能安，隨流而下，七浦魚人曾收網取之，莫可勝算。魚價頓賤，人始而食，繼則相戒，恐染疫疾也」[14]。只不過，他們不是從傳染的角度來加以認識的。

  此外，對於熊立品未予論及的水傳播和蟲媒傳播，時人也有些零星的認識。關於水，比如王士雄指出：

  人煙稠密之區，疫癘時行，以地氣既熱，穢氣亦盛也。必湖池廣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幾分，否則必成燎原之勢。故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須積污，或廣鑿井泉，毋須飲濁，直可登民壽域，不僅默消疫癘也。[15]

  葛元煦在游滬時注意到，「滬城內河渠淺狹，比戶皆乘潮來汲水而食。潮退腥穢異常，故飲者易生疾病」[16]。不過他們似乎都是從病原和病因上認識水源的，而且也仍未脫離疫氣的認識範疇，比如王主張疏浚河道、清潔水源，是因為這樣可以消弭一些導致疫癘時行的熱氣和穢氣。至於葛說飲穢水易生疾病，無疑來自實際生活經驗，並沒有將此與瘟疫作任何聯繫。應該說，對穢污之水的厭惡可能是人的一種本能，未必一定認識到它與疾疫相關才嫌惡。比如，錢塘的曹德馨在一首描述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災患的詩中說：

  雍正某年夏，杭州關使者缺人，制府李公攝之。一日午後，離關半里許，泊五六小舟待啟關，舟皆插溫府小黃布旗，見者以為官家船，弗異也。將晚，李公以船少不放關，令下，數船相謂曰：「奉李公命，不得進關，我等只可赴餘杭耳。」言畢不見，咸怪之，閱數日，餘杭疫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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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則故事，似乎表明了瘟疫是通過水路傳播的。又如，蕭山的王端履之兄，在談論疫鬼時說：「凡往瘟病家探望，亦無礙，但……切不可飲其茶水，以（疫鬼將）毒皆施於水中故也。」[19]疫鬼將毒施於水中，自然也就是通過水來傳播。

  對於蟲媒傳播，范行准、郭藹春等人均已指出。[20]清道光年間汪期蓮也在《瘟疫彙編》一書中提出了蒼蠅是瘟疫傳染媒介的說法。汪在書中是這樣說的：

  憶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21]

  這無疑是實際觀察所得，不過，從該書錄有一段劉奎有關青蠅的文字看，他能做出這樣的觀察應該是有淵源的。這段話為：

  青峰曰：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穢惡之氣，以鼓鑄其間。試觀入瘟疫之鄉，是處動有青蠅，千百為群。夫青蠅乃喜穢之物，且其鼻最靈，人所不聞，而蠅先聞之，故人糞一拋，而青蠅頓集，以是知青蠅所聚之處，皆疫邪穢氣之所鍾也。更兼人之穢氣，又有與之相濟而行者……倘瘟疫之鄉，果能焚燒佩帶，則不覺穢氣之潛消，而沉疴之頓起矣。[22]

  可見，劉奎並不是在傳染疾病的意義上認識蒼蠅的，只是因為蒼蠅和瘟疫都與穢氣密切相關而將它們聯繫在一起。汪的觀察顯然在劉的基礎上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汪也沒有對這一觀察結果做進一步理論上的闡述，他的著作基本是對吳有性、劉奎和楊璇等人論述的彙編，所依憑的仍然是正統的「戾氣說」。因此，他的這一認識也沒有產生重要的影響，否則，也就不會到咸同時，包括一些有名的醫家對食西瓜何以會染瘟疫還百思不得其解了。[23]

  除了蒼蠅外，當時有些人對虱子、跳蚤與瘟疫的關係也產生了隱約的認識，比如，余治指出：

  道光二十一年，予鄉大水，十月間曾偕友集捐，設亡廠子本鎮社廟之旁，便諸亡者住宿。中鋪稻草，日給粥二餐，來者日眾。破衣敗絮，蚤虱成堆，臭穢熏蒸，互相傳染，以致病者日多，死者日甚。[24]

  雖然通行理論的制約還不可能使其認識到不僅是臭穢，蚤虱也能傳染疾疫，不過，從中至少表明了時人對蚤虱等蟲媒與瘟疫傳染的關係已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感覺。

  綜上所述，可知，在疫氣致疫這一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空氣傳播自然就成了人們對瘟疫傳染方式主流而理論化的認識，對水傳播、食物傳播、接觸傳播和蟲媒傳播等其他傳播方式，時人雖也不無直觀或隱約的感知；不過明顯是個別的、非理論和非系統化的。而且，它們也沒有對當時的社會思想和醫學認識產生太大的影響，甚至未對正統的瘟疫理論形成足夠的衝擊。不過，眾多的實際生活經驗和現實觀察畢竟多少顯現了實際經驗與理論間存在著的矛盾，為日後舊有理論的突破和人們接受新的理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此外，還應該指出，對瘟疫傳染方式的認識在清代傳統醫學的發展中儘管未獲得突破性進展，但並不能就此否認清代在這方面的進展，這種進展除了以上所說的對除空氣傳播以外其他諸種傳播方式的感知外，也表現在空氣傳播這一理論本身的豐富上。吳有性提出瘟疫的出現「有天受，有傳染」，陳道耕又說有感發和傳染，明確地闡述了瘟疫既可以自己感觸疫氣而生，也可以通過病人傳染，這就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隔離病人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在這一理論體系中，晚清的李平書又進一步提出：

  余考吾國醫書，凡疫癘之作，俱曰天行，從未有言地行者。吾謂鼠疫之症，其氣由地中行者也……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後，未聞至於浙，至於江，吾上海間有發現一二者，蓋由輪舶攜帶而至，非由地行來也，是以傳染未至於烈。然吾又謂疫癘之氣，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傳染皆至疫，人行之疫，又多生於人煙稠密之區……然則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以人傳人，不亦大可懼哉！[25]

  對鼠疫的傳播方式的論說已比較接近今天的認識。

  [1] 雖然時人也認為瘟疫由鬼神所司，不過，在這一認識中，疫鬼只是奉瘟神之旨意行疫而已，並不涉及傳染的問題，故這裡對此不加討論。

  [2]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溫疫論〉評註》，「前言」，4～6頁。這一認識現已被廣為接受，如最近出版的一部教科書指出：（瘟疫的）「感染途徑多從口鼻而入，既有『天受』（空氣傳播），也有『傳染』（接觸傳染）。」（李家庚、余新華等主編：《中醫傳染病學》，12頁，北京，中國醫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3] 蒲輔周：《祖國醫學在急性傳染病方面的報告》，見蒲輔周編著：《中醫對幾種急性傳染病的辨證論治》，6～7頁。

  [4]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溫疫論〉評註》，9頁。

  [5] 汪文綺：《雜症會心錄》，見王新華、潘秋翔編：《中醫歷代醫話精選》，592頁。

  [6] 如果從一般意義上理解接觸傳播，也可以勉強認為在與病人的接觸中，病氣傳入非病人的體內，但這實際上還是通過空氣傳播，而且，在現代醫學中，接觸傳播有一個特定含義，它可分成直接接觸和間接接觸兩種傳播途徑。間接接觸傳播在腸道傳染病中尤為多見，通過日常生活污染的手、用具等傳播疾病。直接傳播指不經過外界因素的傳播，如被狂犬咬傷。（參見李家庚、余新華等主編：《中醫傳染病學》，22頁）

  [7] 陳耕道：《疫痧草》，卷上，見《吳中醫集·溫病類》，426頁。

  [8] 魯九皋：《魯木山先生文集》，卷2《廣仁莊條規》，26b頁。

  [9] 熊立品：《治疫全書》，卷6，8b頁，見《瘟疫傳症彙編》，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0] 參見顧婉生主編：《預防醫學概論》，6頁。當然，他們對這一認識的讚賞無疑是從現代的標準出發的。

  [11] 熊立品在《治疫全書》卷5中言：「時疫一症，總是氣候相傳。乃細察其傳染之由，其故不一，或由山嵐瘴氣橫衝直犯，或因黃沙毒霧漫野迷空，或溝渠積穢多般，或土壤藏污過甚。天氣嚴肅，則收斂閉藏，及其時會暄暖，燥暴鬱蒸，則飛騰發越。風者，天地呼吸之氣，隨風散漫，遍及方隅，人在氣交之中，七孔空虛，口鼻為最，其氣憑空而來，乘虛而入，受其毒者發為疫病。」

  [12] 林之翰纂述：《溫疫萃言》，卷5，156頁。

  [13]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24，119頁，瀋陽，遼寧科技出版社，1997。

  [14] 乾隆《沙頭裡志》，卷10《軼事》，第8本，620頁。

  [15]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667頁。

  [16]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2，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4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 曹德馨：《記災詩·買水》，見張應昌：《清詩鐸》，卷14，467頁。

  [18] 徐昆國：《遯齋偶筆》，卷下，14a～14b頁。

  [19] 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2，16a頁。

  [20]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4頁；郭藹春：《中國醫史年表》，203頁。

  [21] 汪期蓮編：《瘟疫彙編》，卷15，15b頁，道光八年刊本。

  [22] 汪期蓮編：《瘟疫彙編》，卷15，10b～11a頁。原文見劉奎：《松峰說疫》，卷2，63頁。

  [23] 參見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載《清史研究》，2001（2）；《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載《近代史研究》，2002（5）。

  [24] 余治：《得一錄》，卷3，2a～2b頁。

  [25] 李平書：《鼠疫抉微·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