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題緣起

  筆者對這一課題的最初興趣是在資料的閱讀中產生的。近些年來，我一直從事明清江南區域社會史、特別是清代江南社會救濟史的學習和研究。在此過程中，我翻閱了不少有關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筆記，資料中不時出現的有關瘟疫的記載逐漸引起了我朦朧的關注，並讓我感到疑問，在當時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災害一起歸在「災異」或「祥異」這樣的條目下，既然同屬災異，為什麼在災荒史和社會救濟史的研究中，人們總是較多地關注水、旱、蟲等天災，而很少注意到疫災？稍做探索便發現，問題可能並不複雜：首先，史料相對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較為困難；其次，由於資料較少，人們可能也就自然地認為在眾多的災荒中，疫災並不重要；最後，當時的政府，也未能像對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災害那樣，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濟制度，使得社會救濟史學者對瘟疫的忽視變得理所應當。

  

  答案雖是很快找到了，但這樣的答案並沒能消弭我對瘟疫的牽念，相反卻使我產生了更大的困惑。因為在隨後的文獻閱讀中，我發現，不僅是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在當時的文獻資料中——包括官書（如《清實錄》、《清史稿》）、地方文獻（如方志）和個人文獻（如文集、筆記）等，直接關於瘟疫的記載亦屬少見。這似乎表明，無論是在今人還是在時人的觀念中，瘟疫仿佛都是無關宏旨而不值得大書特書的細事。情況果真如此嗎？結合對現實和歷史的觀察與思考，我甚感懷疑。似乎隱約感覺到，在歷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記載，可能是因為人們習以為常，而並不一定說明它重要與否。正當此時，我讀到了業師馮爾康教授剛剛寫完的長文《拓寬·深化·綜合·探索——淺論當前的社會史研究》，他在對近年來社會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總結中，以相當讚賞的筆觸介紹了我國台灣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我眼前不禁為之一亮，頗有種豁然開朗之感。台灣學者剛剛開始的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歷史上直接關乎人類生命的疾病、醫療狀況的開掘和重新闡釋，不僅讓我看到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廣闊前景，也徹底打消了我因缺乏專業醫學知識而產生的畏難情緒，極大地激發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熱情。

  多年來，我一直從事清史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這自然就使得我將研究時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沒有按通行的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將有清一代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認為這種整體性的考察，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和勾勒中國近世[3]社會的發展脈絡和軌跡。至於選擇江南，除了筆者對江南的歷史與現實都相對較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還是緣於以下幾個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勢卑下，氣候溫暖濕潤，而且該地水網密布，交通發達，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國之冠[4]，這些，都非常有利於致病微生物的生長繁殖和傳染病爆發流行。事實上，該地區也是全國瘟疫發生年次最多的地區之一（具體論述，參閱本書第二章第三節）。選擇這一區域，自然有利於較為充分地探討清代瘟疫的爆發流行及其相關問題。第二，清代的江南社會、經濟、文化都相當發達，醫療技術水平也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當時主要針對瘟疫而興起的「溫病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這一地區，其中被稱為清代「溫病四大家」的葉桂、薛雪、吳瑭和王士雄，除吳瑭來自淮陰外，其餘三人均出自這一地區。[5]醫學的發達不僅預示著醫籍的豐富，而且還便於更好地了解當時人同疾病的鬥爭。第三，江南作為全國社會、經濟和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其發展狀況不僅領時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預示著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以該地區作為探討中國近代社會發展軌跡的個案，顯然有著無與倫比的典型意義。第四，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本書的問題意識之一，而該地區人文薈萃，紳縉雲集，社會力量較為強大，選擇這一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對認識中國近世社會力量的發展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無疑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