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業帳簿之重要性及其真實性

  何謂商業帳簿？據1936年出版由舒新城等主編的《辭海》載，乃「商人備置之帳簿，所以記載日常交易及關於財產出入之各種事項者也。商業帳簿為商業上之主要憑證，在法律上自帳簿終結之日起，應留存十年」。[4]這是20世紀30年代關於商業帳簿較為全面的概括。這表明，商鋪帳簿對某個商鋪的正常經營至關重要，如遇糾紛，則尤其如此，因據北京「商慣習法，普通均以帳簿為證。」[5]並且帳簿設立之初衷，「原所以記載一店之營業活動，會計報告之編制，原所以表示在一定期間內之財政狀況，及營業成績。具對內對外之作用」[6]，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商業的進步及國家對商業的重視。帳簿對一個商鋪的重要性，民國時期就曾有學者指出「北京有不少的老鋪店雖然經理更換多次，仍然保存已往的老帳，不把他們當廢紙出售。」由於「許多鋪店看借用帳目是一件無禮的要求，就連東家要看帳目也必須先得經理的許可」[7]，所以一般店內人員更不易看到，這就使帳簿帶有某種神秘性。帳簿的這種重要性與神秘性主要源於其對商鋪管理及商鋪本身發展所起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8]：其一，通過各類帳簿的設置與記錄，對商鋪合理地使用資金、指導與改善商鋪經營管理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二，帳簿制度利於保守商鋪商業秘密，加強店員的崗位責任感，培養店員對商鋪的忠誠度。其三，有些帳簿對店內全體人員具有某種約束與激勵作用。合夥契約中對經理或掌柜的要求及東掌、夥友共同遵守的紀律等也被硬性地載入萬金帳內，違反者按規處罰，甚至被開除出店；當然，對商鋪有功者，其功績亦被載入其中，並且是永久性保留。此外，萬金帳的約束作用不只針對店員，對股東也起作用。其四，帳簿有時成為維護股東合法權益的主要依據，具有保護私有產權的作用。其五，帳簿作為商鋪正當經營的證據，還具有保護商鋪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的作用。

  如此多的作用決定了商鋪帳簿作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所實際使用而無意中存留下來的重要史料的真實性，同時也為我們保留了當時民間商業活動中更為全面、系統的經濟信息。[9]現存於北京檔案館的北京五金商鋪的帳本即體現了這種信息優勢，主要有萬和成、萬慶成、萬慶和、萬慶泰、萬豐泰、三益泰、萬豐順、萬豐德、萬豐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號、廣聚興、協升號、福和恆馨記等，1480多冊，成帳時間大致是1859—1956年，這當中又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幫所營之萬和成及其聯號的帳簿類別最全，共1200多冊。那麼這些檔案是否真實可靠呢？筆者認為北京檔案館現存的這些商鋪的帳本檔案的可信度是比較高的，理由如下：

  首先，店內萬金帳等帳簿內容與股東私人所藏用於備查的帳簿之內容和數據基本相同。例如，萬和成《萬年聚金帳》主要記載自民國三年正月初九至1950年正月萬和成的存貨、分紅、本號及各分號存貨分紅情況，而萬和成股東金氏之《金宅底帳》[10]主要記載自光緒二十八年正月至1950年正月萬和成的存貨、分紅、本號及各分號存貨分紅情況。經筆者核對，兩個帳本時間段重疊的部分即民國三年至1950年的內容與數據是相同的。由於金氏股東私人所藏帳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並於平時查看所用，是歷年帳期分紅的記錄，也是能否分紅和是否有權利參與分紅的書面證據，所以無須做假，也不能造假，其與萬和成《萬年聚金帳》的內容相符，這恰證明《萬年聚金帳》的內容也應該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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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儘管有的書上講，過去商鋪有兩三套帳本，純為應付政府稅收查帳所用，但這並不能說明現在北京檔案館所藏近代商鋪的帳本內容是不真實的。相反，由於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反」「五反」運動，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鞭策，資本家所上交的帳本應該是真實的。如果這些商鋪有假帳的話，也不可能交給人民政府，他們應該早就銷毀了，因為他們深知共產黨是不易被騙的。而且，如果商鋪造假帳的話，為了不讓政府的查帳人員查出漏洞，那麼，這個商鋪所做的假帳也應該是各個帳本之間有一定的必然聯繫，起碼各類數據增減的比例應該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退一步講，即使我們今天拿到的帳本是假帳，其中的內容也應該能反映當時商鋪發展的基本走勢。

  最後，民國及新中國成立初的一些專家學者特別看重商鋪帳本對研究近代經濟史的巨大作用。[11]如1958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的專家、學者們在研究瑞蚨祥時，就特別提到「瑞蚨祥新中國成立前的情況，因為企業的文卷和帳冊大都丟失，基本上是根據老年職工和資方人員的記憶和口述記錄的。有許多問題，還無法去核證。新中國成立後的材料雖然不少，但十分零星，許多重要問題，也多半是根據有關方面口述記錄的。在記錄之中，也不免有失實之處。」[12]這表明，當時的專家們十分看重帳本的歷史價值，如果有帳本的話，他們不會去用口述史料。當然這些學者並不是要否認口述史料的價值，而是說帳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價值，更能說明問題。

  總之，筆者認為北京市檔案館現存的這些商鋪帳本的內容應該是真實的，其在史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應受到重視，對研究經濟史、商業史的人員來說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