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中的憂患意識傳統——重視人的社會責任

  中國古代歷史學家有一種憂患意識，其由來非常久遠。這是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探討的一個問題：憂患意識，這個思想表現在對於國家命運、社會治亂、人民休戚的關注，表現為對於人及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的關注。這些年，人們常常講「終極關懷」。中國史學家這種對於人和人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命運的關注，可不可以說也是終極關懷，還有什麼超過這個關懷的！這裡，我又要講到司馬遷，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漢武帝盛世。司馬遷是一個有責任感、有良心的偉大的史學家。《史記》這部書，寫出了秦漢之際歷史的大變化，那麼一個強大的秦朝，為什麼二世而亡；楚漢戰爭中，那麼強大的項羽為什麼失敗，弱小的劉邦集團為什麼最後取得成功，建立了漢朝？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裡面，在有關的本紀、世家、列傳裡面，回答了這三個問題。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司馬遷怎樣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我們有許多《史記》研究者說司馬遷的哲學了不起，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了不起，司馬遷的法律思想了不起，等等，說了很多。文學界就更不要說了，他的傳記文學怎麼了不起。這當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強調說，司馬遷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最大的貢獻是詳細地寫出了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以致我們到今天還不能忘記這些歷史經驗。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大家仔細想想，講到秦漢之際的各種著作，講到秦漢時代的人，是非常多的。我們就看秦漢之際的那段歷史，搬上文藝舞台的有多少？因為史記太深刻了，司馬遷寫得太精彩了。司馬遷在漢武帝盛世的時候，沒有用他的史筆過多地歌頌盛世，而是在盛世之下看到了危機，非常了不起。我說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有良心的史學家，就是從這一點出發。他不僅有見識，還有膽識。司馬遷指出：「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宗室是皇帝的家族，爭於奢侈，互相以奢侈為榮，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用的，都超過他們應有的等級。還有三個字：「無限度。」這樣一個社會怎麼行呢？故司馬遷得出一個結論：「物盛而衰，固其變也。」[7]他是在漢武帝盛世時用一個歷史學家的眼光，通過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認為漢朝前途是很令人擔心的。我們知道，漢武帝的晚年，通過反省，下了罪己詔，漢武帝以後，西漢就開始走下坡路，再也沒有振作起來。這裡我們要說明什麼呢？史學家的這種憂患意識，反映了他對他所處的時代的關懷。當然在那種時代，這種關懷是和他對於朝代的關懷，對於皇朝的關懷是一致的。我們很難要求他把對皇朝、對社會完全分開。我們不要過分地要求古人。這種憂患意識，在以後許許多多的史學家那裡都反映出來。我講到了唐代史學家吳兢，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由開元盛世轉向衰落的時候。他寫《貞觀政要》這部書，是強調現在要把天下治理得好，不要說學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了，就把本朝太宗皇帝那時的做法好好堅持下來，就能夠振興。吳兢已經看出唐玄宗時的政治形勢在轉變了。我們讀《貞觀政要》這部書，也是看到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也是在盛世的情況下看到了危機。我要特別提出的是，《貞觀政要》後來被歷朝的統治者所重視，包括少數民族統治者，比方說，遼、金、元，契丹族的統治者、女真族的統治者和蒙古族的統治者，都把它翻譯成本民族的文字，認真研讀。《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討論治國安邦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代人才群體對於治國安邦的考慮。第一篇叫「君道」，末了一篇叫「慎終」，善始慎終，非常深刻。

  當然，在中國史學上，憂患意識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還是兩宋的史學家，這和當時的社會矛盾、社會環境相關。大家都知道範仲淹，他不是一個史學家，但是他的憂患意識大家都是知道的。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麼我要說明的是中國史學家在他之前，很早就有這種憂患意識。在他之後，有大批的史學家，同樣有憂患意識。因此，我們講憂患意識，不只是一個范仲淹，也不僅僅是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安石變法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政治家，也是一個文學家。王安石變法之前，有一篇「萬言書」寫給宋仁宗，建議變法。仁宗沒有採納它的變法要求，後來神宗採納了他的變法要求。「萬言書」充分表明了他的憂患意識。司馬光是史學家，同樣也有憂患意識。司馬光說，「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這是他寫《資治通鑑》的目的。他總結說，自古以來，治世甚寡，而亂世甚多，難道我們還不應該警惕嗎？他寫《資治通鑑》，就是要把關係到國家的命運、生民的休戚這樣的大事，寫到這本書裡面，宋神宗給他這部書取名《資治通鑑》。這也就是說，神宗皇帝是讀懂了這部書的。有的朋友說神宗皇帝既然讀懂了這部書，為什麼神宗皇帝沒有改變當時積貧積弱的面貌呢？我們說歷史學確有它的功用，但是一個社會的發展是許多因素決定的。如果史學家的著作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就不需要政治家和別的任何因素了。我們不應該做這種要求。直到今天，中外的歷史學家，中外的學術界都很重視《資治通鑑》，不是偶然的。

  關於這個問題，最後我還要說到一個人，即清朝的思想家、詩人、文章家、史論家龔自珍，他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句話是這個意思：我們接受了三千年的史學的薰陶，就能像歷代優秀的史學家們那樣具有憂患意識，來思考我們今天的問題。我曾經和學生一起討論：為什麼龔自珍不說以明君之憂憂天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明君呀？為什麼不說以賢臣之憂憂天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賢臣呀？而單單提出來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想好，我初步有一個回答：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不是眼前之憂，不是臨時之憂，不是短暫之憂。這是一種長遠的憂患，這種長遠的憂患，往過去看，是有深刻的歷史感；往未來看，是從長遠利益著眼。這種憂患意識，是對歷史的深刻的理解，具有更豐富的含義。龔自珍生活的年代，恰恰也是中國歷史大轉折的年代，他的一首詩大家都知道：「五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看到這個時代要變。當我第一次讀到龔自珍的上面那幾句話的時候，對我有很大的震撼力。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怎麼來對待歷史學，對待自己的研究工作？怎麼來選擇自己的研究領域？也就是說，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對我們的現實社會，史學工作者提出了怎樣的有啟發的見解。我曾寫過一些文章，都是和我的這種認識有聯繫的。比方說，我寫的《司馬遷怎樣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司馬遷留給後人的啟示》《再讀〈貞觀政要〉》《周秦漢唐之盛與總結歷史經驗》等。[8]西周、西漢和唐朝都是盛大的朝代，這三個盛大的朝代都和建立之初統治者十分重視歷史經驗密切相關。《尚書·周書》《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貞觀政要》等，比較集中地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的確如此，我說讀到龔自珍講的「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的話，我本人受到極大的震撼。「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句話真是一字千鈞。一個史學工作者，應該面對你的時代去研究歷史，而不是面對歷史去研究歷史。面對時代去研究歷史，這是一個史學家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中國史學是有優良的傳統的。只要我們多接觸一些歷史著作，我們就會受到這些著作的感染，受到這些著作的啟迪，受到精神上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