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史學的遺產

  把「史學遺產」從歷史遺產中分離出來，並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加以研究，是白壽彝先生開其先河的。這裡說的史學遺產，是指歷史流傳下來的前人在史學活動中的創造和積累。

  白壽彝先生在1962年寫了一篇長文《談史學遺產》，後來收入《學步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在這篇文章中，他從理論上闡述了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方法。他從七個方面歸納了史學遺產中的主要成就，稱之為七個「花圃」，這就是：史學基本觀點的遺產（歷史觀、歷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史學工作的作用），史料學遺產，歷史編纂學遺產，歷史文學遺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成果的遺產，有代表性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歷史啟蒙書的遺產。大家知道，自從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以後，中國古代史學始終處於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白壽彝先生提出要總結史學遺產，並把這些遺產比喻為「花圃」，在當時不僅要有學術上的見解，還要有理論上的勇氣。

  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先生又寫出了五篇關於史學遺產的文章，其中一篇談歷史觀點，一篇談歷史編纂，一篇談歷史文學，兩篇談歷史文獻。這五篇文章談了四個專題：歷史觀點、歷史文獻、歷史編纂、歷史文學（歷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藝術性）。這四個專題比原先所講的七個「花圃」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同時也可以相互比照著理解。[2]

  以上是白壽彝先生關於史學遺產的主要見解。他的這些見解發表後，對推動史學界研究史學遺產，研究中國史學史，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和指導作用。最近，我已經同北京出版社商定好，把白壽彝先生的這幾篇文章匯集起來，收入「大家小書」第三輯，書名叫作《史學遺產六講》，同時附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史記新論》。這書可望在2004年4月出版。

  這裡，我想在白壽彝先生關於史學遺產的見解的基礎上，做一些變通，也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認識，簡要地講四個問題：豐富的撰述內容，多樣的表現形式，歷史理論的積累，史學理論的成就。

  （一）豐富的撰述內容

  在《漢書·藝文志》中，人們還看不出史書撰述內容的豐富性，可是到了唐初修成的《隋書·經籍志·史部》，我們看到史書已經分成13類，足見其內容的豐富性；到了清人修《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時，史書內容更是發展為15類了。其中，僅以歷代「正史」而言，它是綜合各方面內容而成書的，其紀、表、志、傳互相配合，把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歷史人物都寫到了，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都有所反映。單說「正史」中的「志」就包含天文、地理、食貨、禮樂、職官、經籍等，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正史」以外的各類史書，有民族史、地方史、地理書、族譜、家傳等，可以說是反映了多方面的歷史面貌。

  在豐富的歷史內容中，我想強調的是，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只是記述了漢族的歷史，沒有寫出少數民族的歷史，更沒有寫出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完全符合中國史學的實際的。《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史書，寫的就是多民族的歷史。司馬遷《史記》更是寫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此後，在「正史」中寫少數民族傳記，成為一個傳統，這是豐富的歷史撰述內容的一個極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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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樣的表現形式

  中國古代史書體裁的多樣形式，各有所長，互相補充，形成了對客觀歷史縱橫交錯、詳略有致的表現形式。而每一種體裁都有不少代表性的著作，突出地表現出此種體裁的優點和所記述歷史內容的價值。舉例如下。

  ——編年體史書，從《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到《資治通鑑》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等；

  ——紀傳體史書，從《史記》《漢書》到歷代正史；

  ——典制體史書，從《通典》《唐會要》到《文獻通考》及歷朝會要；

  ——紀事本末體史書，從《通鑑紀事本末》到歷朝紀事本末；

  ——學案體史書，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清儒學案》等；學案體在今天仍有突出的借鑑價值，可惜未曾引起人們的足夠的重視；

  ——評論體史書，這裡包含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歷史評論著作有《帝王略論》《唐鑒》《讀通鑑論》《宋論》等，史學批評著作有《史通》《非國語》《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史略》《史學要義》《文史通義》等，乾嘉時期的幾位歷史考證著名人物的著作，如錢大昕所著《廿二史考異》、王鳴盛所著《十七史商榷》、趙翼所著《廿二史札記》，則既有歷史評論，又有史學批評，內容豐富，多有理論見解，不能單純以一般性歷史考證著作看待；

  ——歷史筆記，這裡主要是指史料筆記，其中有側重歷史考辨的，有側重歷史掌故的，有側重社會風俗的；自唐迄清，這種筆記極為豐富，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如歐陽修、蘇軾、洪邁、陸游等；筆記的體裁比較靈活，或親歷，或傳聞，或讀書所得，隨手札錄，聚少成多，彙編成書；這些筆記有的按類編次，有的按撰寫時間編次，有的有目錄，有的沒有目錄，總之，這是一種不拘形式的體裁，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筆記」撰述風起雲湧，學術含量高的當然也有，但並不多見；

  ——史注，這雖然不是一種獨立的體裁，但卻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國語》韋昭注，《左傳》杜預注，《水經注》酈道元注，《洛陽伽藍記》楊衒之自注，《史記》三家注，《三國志》裴注，《漢書》顏注，《通典》杜佑自注，《資治通鑑》胡注，《史通》浦起龍注等，這些都是有名的注，重要的注，在注文的內容和注文的體例上都有很多可以繼承的地方。

  以上這些史書的表現形式，互相補充、交叉，對於記述和反映中國歷史面貌，反映歷代史家和學人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要豐富了我們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認識。有些史書的表現形式，在當今的史學活動中還是可以借鑑的。

  （三）歷史理論的積累

  這裡，我首先要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應當區分歷史理論同史學理論的內涵，同時也要注意到它們之間的聯繫。第二個問題，是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有沒有歷史理論？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只有記載和描述，有人甚至名之曰「記述史學」。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究其原因，一是他們對中國史學不甚了解，二是研究中國史學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對理論遺產發掘和總結不夠。依我的膚淺認識來看：中國古代史學有著輝煌的理論成就。比如，《史通》和《文史通義》就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成就的代表作；《新唐書糾謬》《史略》《文獻通考·經籍考·史部》《史學要義》《廿二史札記》等，都有鮮明的史學理論色彩；《呂氏春秋》《新語》《淮南子》《鹽鐵論》《人物誌》《帝王略論》《貞觀政要》《唐鑒》《唐史論斷》《通鑑直解》《讀通鑑論》《宋論》《明夷待訪錄》等，則蘊含著豐富的歷史理論內容。《史記》《漢書》以下，歷代「正史」中也包含著豐富的理論遺產。

  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有自己的特點。第一，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形式，大多不離事而言理、言道。從《呂氏春秋》到《讀通鑑論》《廿二史札記》，莫不如此。第二，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就作者和著作而言，顯得「分散」；就歷史脈絡而言，卻具有系統性和連續性。如分封、郡縣之論，從秦朝至清朝，代有所論且愈益深刻；又如君主之論，從孟子到王夫之，論者屢朝不絕，宏論迭出；再如興亡之論、正統之論等，也是如此。認清了這兩個特點，以這兩個特點為基礎，我們才可能走出誤區，不斷加深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的認識。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經過幾年的努力完成了《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約六百萬字。這個分典有史學史部分，有歷史理論部分，也有史學理論部分，可望在近一二年內出版。這是我們在理論遺產的文獻方面所做的一點工作，《人民日報》曾報導過這個消息[3]。

  根據我目前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初步研究，我認為中國古代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有如下一些積累。

  ——關於天人之際的理論。這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探討。「天」的含義：有意志的天，自然的天，作為客觀環境的天三個方面。「人」的含義：有周王與「人」，普通的人兩個方面。天人關係：有「天命」與「人事」，「天道」與「人道」位置的變化兩個方面。

  ——關於古今關係的理論。例如，古今是否有聯繫，是何種聯繫，進步？倒退？循環？窮、變、通、久的觀念，「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觀念，「通古今之變」的思想。

  ——關於歷史進程的理論。例如，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歷史分階段論，關於國家起源的天才猜想。

  ——關於歷史變化動力的理論。例如，「天命」，「人事」，「聖人之意」，「生人（民）之意」，「時勢」與「事理」，「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關於治亂興衰的理論。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水」與「舟」（民與君）的關係，「逆取」與「順守」的辯證思想，「過役民力」與「休養生息」，「戒奢」與「風教」，「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居安思危與憂患意識，「興亡」論種種。

  ——關於夷夏關係與歷史文化認同的理論。例如，同源共祖觀念，「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地理環境與民族差別，科舉制和五經，十三史與仁義道德，史書編纂與歷史認同（說明：從《魏書》《周書》《北齊書》《南史》《北史》《遼史》《金史》《元史》等，說到今天新修清史）。

  ——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例如，「時勢」與「英雄」，人才的作用，豐富的君主論，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關於人民、國家、君主之關係的理論（史學家有孟子、魏徵、柳宗元、王夫之等）。

  這些理論，在層次上或許有所不同，但都有豐富的積累。其中，天、人、古、今、時、勢、理、道、通變、治亂、盛衰等，是經常出現的命題或範疇，歷代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貢獻。

  近代以來歷史觀念不斷變革，歷史理論不斷發展，如批判意識增強，進化論的引進，唯物史觀的產生和發展等。

  （四）史學理論的成就

  概括說來，這主要表現為對於一些概念、範疇和問題的提出與論述，例如，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史法、史意），書法與信史，采撰與歷史事實，史論藝術與歷史見識，史文表述與審美要求，史學的社會功能，史學批評的標準和史學批評方法論，近代以來史學理論的發展。從史家和著作來看，劉知幾的《史通》、吳縝的《新唐書糾謬》、高似孫的《史略》、王世員的《弇山堂別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李守常（大釗）的《史學要論》等，具有突出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