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家私人撰述的成就
2024-08-14 18:49:10
作者： 瞿林東著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僅數量多，而且成就也很大，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漢紀》、《後漢紀》、《三國志注》、《後漢書》、《通典》、《唐會要》、《通志》、《資治通鑑新注》、《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弇山堂別集》、《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讀通鑑論》、《日知錄》、《文史通義》、《考信錄》等，不過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實際情形當遠遠超過這些。
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種種原因。出於皇命，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如荀悅撰《漢紀》，即因漢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36]。《漢紀》一書，開編年體皇朝史的先河。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於是「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37]。補史官之失，這又是一個重要原因。史官之職，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這就出現了「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38]的現象。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國史補》，即出於「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意在「以備史官之闕」；林恩撰《補國史》，也是以「補」國史為目的。明清之際談遷所撰《國榷》，是這方面的傑作。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發展史學的自覺意識，是又一個重要原因。如鄭樵、馬端臨都推崇史學的「會通」之旨，前者繼承了《史記》之紀傳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通志》一書，其中「二十略」是對前人成果的重大發展；後者繼承《通典》之典制體通史的傳統，寫出了《文獻通考》一書，它在分門立目上也發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學誠繼承了《史通》之史學批評的傳統，寫出了《文史通義》一書，在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有許多創造性的發展。另外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會責任感和經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從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顧炎武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到王夫之撰《讀通鑑論》，這是貫穿於先秦至明清的一個優良傳統。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與政治、社會的相互關係，以及史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和運動的規律，它是史學發展和成果積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種種情況，有些在歷代史官當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學同政治的關係上，則表現得更為突出。還有一種情況，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並非都是官修史書，如《史記》、《漢書》、《三國志》、《史通》、《貞觀政要》、《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名作，仍屬於史家私人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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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官產生出中國最早的史家，而中國古代史家卻並非都是史官。從廣義上說，中國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沒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輝煌的貢獻。劉知幾論史家的成就和影響之高低與異同說：「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39]他把「史之為務」劃分為三個層次，反映了他的史家價值觀，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同時也看重史家的著述及思想、言論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他說的這六人中，相傳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馬遷並提。他說的周之史佚，據說是周文王、武王時的太史尹佚。《國語·周語下》記晉國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論，即「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恣」。這表明直到春秋時期，史佚還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劉知幾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評論史家的成就及其社會歷史影響，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的史家批評論上還是第一次。其後，從理論上對史家進行評論，代有所出；而章學誠「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以才識、記誦判定史家成就、得失，這些都具有史家批評之方法論的價值。
中國歷史上有眾多的史家，中國史學中有豐富的評論史家的理論。3000多年來，中國史家緊步中國歷史的足跡，記載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留下了一部輝煌的信史。
[1] 《國語》卷十八《楚語下》，韋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0頁。
[2]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19～1520頁。
[3]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6頁。
[4] 韓嬰：《韓詩外傳》卷七第八章，許維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8頁。
[5] 《國語》卷十五《晉語九》，韋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1頁。
[6]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42頁。
[7] 參見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小學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1頁。
[8]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8頁。
[9]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頁。
[10] 《隋書·百官志中》記中書省、秘書省原先的職責是：「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秘書省，典司經籍」。
[11]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7頁。
[12]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九「史館」，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81頁。
[13] 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職官三·史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67～568頁。
[14] 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職官三·起居》，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55～556頁。
[15]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4頁。
[16]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6頁。
[17] 同上。
[18] 王溥：《唐會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7頁。
[19]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史館雜錄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2～1303頁。
[20]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556頁。
[21] 參見王溥：《五代會要》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306頁。
[22] 參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史館玉牒所」，《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頁。
[23] 參見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職官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79頁。
[24] 參見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職官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780頁。
[25] 參見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職官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90頁。
[26] 洪邁：《容齋三筆》卷四「九朝國史」，《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8～459頁。
[27] 曾鞏：《曾鞏集》卷三十一「史館申請三道札子」，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61～462頁。
[28] 曾鞏：《曾鞏集》卷三十一「史館申請三道札子」，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61～462頁。
[29] 參見脫脫等：《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76、781～782頁。
[30] 參見脫脫等：《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245頁。
[31] 參見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190頁。
[32]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86頁。
[33] 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十五《職官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309～3313頁。
[34] 參見喬治忠：《清代官方史學研究》，台北：台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5、6頁。
[35]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
[36] 范曄：《後漢書》卷六十二《荀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62頁。
[37] 李延壽：《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63頁。
[38]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史部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2頁。
[39] 劉知幾：《史通》卷十《辨職》，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