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太炎歷史思想的時代特點
2024-08-14 18:46:08
作者： 瞿林東著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後更名絳，號太炎，多以號行，浙江餘杭人。早年師從俞樾就讀於杭州詁經精舍。甲午中日戰爭後，憂於國事，贊成維新變法，為《時務報》撰述，發表政論，宣傳改良。戊戌政變後，流亡台灣，後至日本。光緒二十五年（1899）返至上海。次年，八國聯軍入侵，民族危機深重，乃立志革命，漸與康、梁保皇立憲主張分途。光緒二十八年（1902），再度流亡日本，始與孫中山定交，旋迴國。次年，以《蘇報》案與鄒容同時入獄。光緒三十二年（1906）出獄，同盟會派員迎至日本，任《民報》主編，大力闡發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主張，同立憲黨人展開激烈論戰，其文慷慨犀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60]，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傑出理論家。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最初10年，是章太炎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他從維新轉向革命，不僅是政治觀上的轉變，也是歷史觀上的轉變。他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活動，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歷史的時代特點。他的代表作《訄書》，他關於撰寫《中國通史》的計劃，他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顯示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史學上的活力，在中國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章太炎後來被尊為「國粹」派大師之一，但他並不是只重「中學」、「舊學」的學者；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所撰寫的著作，反映了他對「西學」、「新學」有廣泛的涉獵和吸收，在歷史觀、社會觀、自然觀方面都有所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同梁啓超有不少共同之處。但他同梁啓超也有不同之處，除革命與改良的區分外，在學術上章太炎對於「中學」的素養顯然高出梁啓超，故在中西之學的結合上，其論點更近於平實。他的歷史思想，同樣表明了他跟梁啓超的這種區別。
關於《訄書》。《訄書》是章太炎的政論、史論的結集。訄，以言相迫之意。「訄書」，即時勢緊迫之論。《訄書》初刻本，刊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彙輯作者戊戌以來論文50篇（另有一種傳本，書末有補佚2篇）。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作者重訂《訄書》，增加了庚子（1900）事變以來所撰之文，自我批判先前的尊清思想，明確表明由贊成變法維新轉向倡導反清革命，共輯入論文63篇，「前錄」2篇（一說另有「附錄」4篇），於1904年在日本鉛印出版，1906年重印。初刻本由梁啓超題寫書名，重訂本則由鄒容題寫書名，反映了作者思想傾向的變化。[61]重訂本《訄書》內容廣泛，涉及中國歷史、文化、現狀和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較，以及對中國歷史前途的關注與構想。《訄書》關於歷史和史學之論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廣泛吸收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學者）之說結合中國歷史與史學，闡述了作者許多新的見解。作者認為：「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學說則駁。」他考察一些國家學者的撰述或古文獻所記，在自注中指出：「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62]他在論述希臘文化發展「秩序」之後寫道：「征之吾黨，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質各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韻文，斯便吟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勛、華，簡編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其體廢於史官，其業存於朦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同波異瀾，斯各為派別焉。」[63]這裡，作者關於史詩的產生及早期史官記事在文體上的特點的見解，對於說明《詩》、《書》的史學特徵，是很重要的。作者認為，人種和民族的發展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歷史過程。他指出：「凡地球以上，人種五，其色黃、白、黑、赤、流黃。畫地州處，風教語言勿能相通。其小別六十有三（原註：西人巴爾科所分）。」這是說的現狀。他接著指出：
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歲（原註：近世人類學者以石層、槁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當距今二十萬年，其遠者距今五十萬年。如《舊約》所述，不逾萬年，其義非是），亟有雜淆，則民種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更相俘虜，羼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濕滄熱之異而理色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顱骨變，社會階級之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64]
作者以世界歷史的廣闊視野，從地理、血緣、社會、法律法規等多方面因素，來看待民族的發展，無疑具有理論的意義。尤其是作者提出了「社會階級」、「歷史民族」的概念，更為可貴。作者在本篇中對中國之「歷史民族」的概述，亦可成一家之言。凡此，《訄書》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從史學發展來看，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訄書》的《商鞅》、《明農》、《別錄甲》、《別錄乙》等篇，在歷史人物評價上，也有不少獨到之見。作者在《消極》篇中說：「吾言變革、布新法，皆為後王立制。」他在《定版籍》、《相宅》篇中，也表明了這種認識。這說明《訄書》之討論歷史與現實問題，意在為著未來。《訄書》在史學上的這些特點，都是值得重視的。
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思想。章太炎同梁啓超一樣，也曾經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發表後，他曾致書梁啓超表明了這種意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65]他在致吳君遂書中，也再三說到關於通史撰述的問題。章太炎關於編纂《中國通史》的思想和計劃，見於《訄書·哀清史》篇的附錄，即《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章太炎對歷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這是他不同於梁啓超的地方。他認為：「自黃帝以逮明氏，為史二十有二矣（原註：除去復重《舊唐書》、《舊五代史》二種）。自是以後，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橈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66]他認為自明以上，歷代史書尚有可取之處。這跟梁啓超把《二十四史》看成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顯然是不同的。章太炎說的「史其將斬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認為：清史之作，「大凡紀傳，財成於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抵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淆矣」。他在上一篇《哀焚書》中尖銳地指出：「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悁於一眴。方是時，則誠滿志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他對庚子之變後，清皇朝詔焚《中西紀事》、《海國圖志》等書，尤感悲哀。他的這些話，固然包含著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確是揭露了清皇朝對撰寫本朝史的控制之嚴，並舉出不少實例予以說明。章太炎對於完全更改傳統史學「義法」的主張持慎重態度，他寫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種別為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達其委悉，皆可令各為一通，與往者二十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跡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敕，故騁而上襄，以造《中國通史》。」可見，他認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闡述「事跡」為基礎；若「事跡不具」，僅僅「變更義法」，是不可取的。梁啓超批評「中國之舊史」有四弊、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學」的撰述上加以糾正、落到實處，還需費一番氣力。章太炎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結構可概括如下：第一，強調貫串「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的哲理闡述。章太炎肯定《通典》、《文獻通考》二書近於「分析法」和杜佑的「評論」，肯定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近於「演繹」之法，認為他們的缺陷是：「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他認為清代考史學者王鳴盛、錢大昕等治史，又有「昧其本干，攻其條末」之弊。而他所撰《中國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以今言之，即注重理論，把握歷史變化「之所原」這一基本主線。第二，主張「分時」與「分類」的相結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唯書志為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為經緯也。」即以事類為經、時代為緯，互相補充。他認為劃分時代的作用，「斯在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條其事類即「各為科目」的作用，在於「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他還從教學與研究兩個方面指出了分時和分類的優長：「分時者適於學校教科」，「分類者為成學討論作也」。他提出的這個認識，在中國通史撰述的歷史和理論上，均屬首創，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第三，認為對於史書體裁的變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章太炎認為，「史體變遷，亦各殊狀」，其中應以反映思想進化為主。他指出：「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廓清塵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將能立。」他認為，破與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貫徹自己的新見解，這就是他說的「以古經說為客體，以新思想為主觀」。章太炎是贊成「新史學」的，但他的見解顯然比梁啓超《新史學》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著批判繼承史學遺產的自覺意識。章太炎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提出了他的《中國通史》的結構：一是《典》，記制度；二是《記》，記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紀》；四是《別錄》，記與政法、學術、種族、風教有關的人物；五是《表》，《帝王表》和《師相表》以省《考紀》、《別錄》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統系」，《方輿表》和《職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難理」之弊。這是由5種體例結合而成的一部綜合體《中國通史》的框架。清初馬驌撰《繹史》，已有此意，但他還局限於傳統史學的藩籬之內；而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結構，卻注入了「新思想為主觀」的歷史哲學，反映了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在中國通史撰述構想上的新進展。第四，提倡中外比較和「旨在獨裁」的史學方法與治史風格。章太炎認為：「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舉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都應予以吸收；而「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烝人所同，於作史尤為要領」。他主張充分利用神話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新材料，參考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的理論，以擴大史料的範圍、豐富歷史研究的理論。章太炎尤其強調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史學方法，認為：「亦有草昧初啟，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這些認識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為主觀」的原則。章太炎強調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他說的「旨在獨裁」，是認為治史應提倡提出獨立的創見。司馬遷首倡「成一家之言」，劉知幾主張「獨斷」之學，章學誠讚揚「別識心裁」，都力主創新開闢，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獨裁」，正是這種治史風格的繼承和發揚。他認為：「苟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這說明他的「旨在獨裁」的創新精神又是同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結合在一起的。章太炎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而具有普遍的意義。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論著，與史學相關聯的並不限於以上三個方面。這裡所論列的，是最能反映他在這個時期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所具有的時代特點的。
在清代後期，中國近代史學萌生和發展過程中，「新史學」是資產階級「史界革命」的綱領和追求的目標。從世界範圍來看，它是當時史學發展的一個大趨勢的反映；從中國範圍來看，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登上歷史舞台之短暫的活動在史學上的反映，對推動中國史學的近代化，有重大的進步作用。但是「新史學」的倡導者、贊成者，因其政治傾向的殊異和史學修養的差別，以及對中西史學之理解與如何結合上處置的不同，因而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資產階級改良派之墮入保皇主義的泥潭，無疑局限了他們的史學家繼續有所作為。而資產階級革命派，曾借「史界革命」之風起而有所述作，用以宣揚社會革命，如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中國革命史論》、《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等，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們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撰述，都為辛亥革命做了輿論上的準備，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嚴格說來，這個時期的資產階級史學家並沒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新史學」的理論體系，沒有寫出反映「新史學」這一目標的權威性著作。因此，他們沒有能夠從根本上完成揚棄傳統史學的歷史任務。而在辛亥革命之後10年左右，隨著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傳入，以及20世紀2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資產階級史學家倡導的「新史學」，在總的發展趨勢上，也就日益失去它原有的光輝。
[1]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頁。
[2]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頁。
[3] 康有為：《論語注》卷二《為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8頁。
[4] 康有為：《大同書》甲部《入世界觀眾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頁。
[5] 嚴復：《譯〈天演論〉自序》，《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0頁。
[8] 祁寯藻：《蒙古遊牧記序》，《蒙古遊牧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1頁。
[9] 祁寯藻：《蒙古遊牧記序》，《蒙古遊牧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1～2頁。
[10] 黃彭年：《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續碑傳集》卷二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8～19頁。
[11] 何秋濤：《朔方備乘》書首，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4頁。
[12] 何秋濤：《朔方備乘》凡例第七條，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2頁。
[13] 何秋濤：《朔方備乘》凡例第二條，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1～2頁。
[14]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十一《北徼形勢考》，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11頁。
[15]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十四《雅克薩城考》敘，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2頁。
[16]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十五《尼布楚城考》，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8頁。
[17] 參見何秋濤：《朔方備乘》書首，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4頁。
[21] 魏源：《聖武記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頁。
[22]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全集》第3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486頁。
[23] 關於《海國圖志》兩次增補的時間，諸說歧異，且與此二敘所署時間不相吻合，故存而不論。
[24] 魏源：《海國圖志》卷首《原敘》，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1頁。
[25] 魏源：《海國圖志》卷一《籌海篇一·議守上》，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第1頁。
[26] 王韜：《漫遊隨錄》自序，《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31頁。
[27] 王韜：《法國志略》卷六後論，淞隱廬重訂鉛印本，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
[28] 王韜：《法國志略》卷十六《國會志》後論，淞隱廬重訂鉛印本，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
[29] 王韜：《普法戰紀》前序，弢園王氏刻本，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第1頁。
[30] 王韜：《普法戰紀》代序，《弢園文錄外編》卷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197頁。
[31] 王韜《漫遊隨錄》卷二《倫敦小憩》記：「倫敦畫館請余以日影繪像，既成，懸之閣中，而以十二幅贈予。余題二律於後雲……」所題二詩，有「尚戴頭臚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之句。
[32] 參見王韜：《扶桑遊記》之中村正直序，龜谷行、平安西尾、岡千仞跋，《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311～314頁。
[33] 黃遵憲：《日本國志》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頁。
[34] 黃遵憲：《日本國志》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頁。
[35]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571頁。
[36]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國統志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頁。
[37]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國統志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頁。
[38]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十五《食貨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0頁。
[39]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一《兵志》前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3頁。
[40]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二十六《兵志》後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7～278頁。
[41]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十《工藝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4頁。
[42]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2頁。
[43]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後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2頁。
[44]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2頁。
[45]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全集》第三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486頁。
[46] 參見夏燮：《中西紀事》原敘、次敘，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1～2頁。
[50] 姚瑩：《東槎紀略》卷一，《中復堂全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第七十四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30頁。
[53] 夏燮：《中西紀事》目錄後序，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2頁。
[54] 夏燮：《中西紀事》卷二《猾夏之漸》，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31頁。
[55] 夏燮：《中西紀事》卷三《互市檔案》，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53～54頁。
[56] 夏燮：《中西紀事》卷十六《天津新議續議》，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214頁。
[57] 薛福成：《日本國志》序，《日本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頁。
[58] 這兩篇論文，後來都收入《飲冰室合集》。以下所引，均據此二文，為避累贅，不一一作注。
[59] 方括號中「撰述」二字，系引者所加，下同。
[60]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66頁。
[61] 辛亥革命以後，作者再次修改此書，重新編次，更名《檢論》，收入作者手訂《章氏叢書》，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又一次變化，但這不是本書重點討論所在，故注而不論。《訄書》版本甚多，今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3卷（朱維錚校點）。
[62] 章太炎：《訄書》第十二《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63] 章太炎：《訄書》第二十五《訂文》附《正名雜義》，《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頁。
[64] 章太炎：《訄書》第十七《序種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頁。
[65]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卷二，光緒二十八年（1902），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39頁。
[66] 章太炎：《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33頁。
[67] 以上所引《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均據《章太炎全集》第4卷《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