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歷史文獻學的多方面成就

  一、考異、糾謬、刊誤和考史

  兩宋時期，歷史文獻學在許多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在有的方面還有新的開拓。這是兩宋史學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裡著重闡說它在幾個方面的表現：考異、糾謬、刊誤和考史，目錄學的新成就，金石學的創立。

  這裡先說考異、糾謬和刊誤。

  司馬光撰成《資治通鑑》的同時，還撰寫了《資治通鑑考異》30卷。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寫道：「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30卷。」這是講到了作《考異》的目的。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鑑》所參用的書在300種以上，其間，一事異說、一事多說者層出不窮，即使獨家之說、僅有參據，亦未必可靠。司馬光治史嚴謹，采撰必求其真，書事必求其實。但他又承認前人撰述的客觀存在和社會影響，故不取漠然態度，從而給自己提出了「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的要求。不「參考群書」，不能成鴻篇巨製；不「評其同異，俾歸一途」，不能成一家之言。這樣的采撰思想，劉知幾已言之甚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注史蔚然成風，名家輩出，是歷史文獻學發展的突出表現。《考異》的產生，是史學家對歷史撰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歷史文獻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考異，就是考訂群書所記之異、正其所記之誤，求得撰述之真，以存信史。在司馬光以前，有的史家在撰述中作自注，就兼有這個目的，杜佑《通典》，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像司馬光這樣，寫出一部30卷的《考異》，專門闡述這個問題，還是第一次。《考異》涉及的範圍很廣，凡時間、地點、事件之真偽、人物之行事，都在考察之中。《考異》也有一定的例，而主要在於說明對有的文獻記載，何以取，何以不取，何以兩存之。《考異》本自為一書，元人胡三省作《資治通鑑音注》，乃分記各條於所考之事文下，俾便於閱讀。如《資治通鑑》卷一八九記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秋七月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事，《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歷年代記》、《唐會要》皆雲五年六月，置諫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預十八學士。據《舊·職官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余按《唐六典》，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北齊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始置之耳。」這一條考異，引用幾種文獻，互相參照，考訂了有關年代、人物行事和典章制度。《考異》徵引諸書，或取其說，或棄其說，或諸說並存，多有引用原文者；而所引之書，亡佚不少，賴《考異》而得存部分佚文。故《考異》不獨使《資治通鑑》記事確當，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書的面貌。這是它在歷史文獻學上的兩個方面的貢獻。清人錢大昕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唯《通鑑》可以當之。」[80]這是對《通鑑》的評價，也是對《考異》的評價。後人在考異上的成就，多受到《考異》的影響。

  刊誤，即修訂、改正。宋人之刊誤前史，集中於《漢書》和《後漢書》，有張泌《漢書刊誤》，余靖《漢書刊誤》，劉敞、劉攽、劉奉世《三劉漢書標註》、劉攽《後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等。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之「墾」皆作「懇」，於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時劉攽為學官，遂刊其誤。這件事可能推動了學人的刊誤工作。《後漢書刊誤》4卷，劉攽於英宗治平三年（1066）奏上。其書舉范曄《後漢書》所記之誤，於其下作按語正之。如卷一「帝紀第一」起首引《光武帝紀》記，「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其下即書：「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本書還有「題卷後」諸首，是就有關的卷而作。如卷四中就《後漢書》卷七十九的注存在許多明顯訛漏，劉攽在「題卷後」中寫道：「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之淺陋，不在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為傳寫之誤，聊記之雲。」《宋史》本傳稱他：「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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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漢刊誤補遺》10卷，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撰，有淳熙十六年（1189）曾絳所序。此書的體例，皆摘取原書數字為題，題後為文，刊正其誤。曾序稱其書謂：「據古引誼，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異、字畫之乖訛、音訓之舛逆、句讀之分析、指意之穿鑿及他書援據之謬陋，畢厘而正之，的當精確。」[81]《三劉漢書標註》和《後漢書刊誤》皆為名作，此書在此基礎上做補遺，可見作者用功之深。

  考異、糾謬、刊誤多關係到考史，而宋人在考史方面做出成就的，則有王應麟堪為名家。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南宋慶元（今浙江寧波）人。曾任著作郎、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等史職。一生著作20餘種，600餘卷，其中考史著作有《漢藝文志考證》、《漢制考》、《通鑑地理考》、《通鑑地理通釋》、《困學紀聞》等。《困學紀聞》20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專為考史：前五卷雜考歷代史事，上起先秦，下迄南宋淳祐四年（1244）；而末一卷為專題性質考史，包含《漢河渠考》、《歷代田制考》、《歷代漕運考》、《兩漢崇儒考》，顯示了作者對於水利、田制、文化的關注。其《漢河渠考》序說：「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堤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牒，用綴軼遺。」元人牟應龍稱其考史特點是：「考訂評論，皆出己意」，「辭約而明，理融而達」[82]。考訂、評論並重，是宋人治史的突出特點。